謝鋒和父母、兄弟住在一個不足10平方米的出租屋裏
記者◎王鴻諒
在6月1日張學友長沙演唱會上吞服安眠藥，並被診斷為“腦萎縮”的謝鋒第三次自殺。和前兩次一樣，這個22歲的少年真正渴望的並不是死亡，而是沒錢治病的困境能得以扭轉。他堅信得到明星的關注就能改變命運，“明星有號召力”，解決他的困境不過是“一句話的問題”。而2005年底在周傑倫演唱會上的第一次自殺，又讓他意識到媒體的力量，比起個人追星族般的四處追逐和等待，媒體更有可能讓他獲得這種關注。
自殺的轉機
張學友長沙演唱會前幾周，謝鋒在自己的博客上發表了《致張學友求助說明書》的一篇文章，繼而又發表了一封遺書。內容大致相同，都是他身患重病，急需治療，若求助不成，將用生命來拷問愛心。6月1日晚，賀龍體育場的演出現場，謝鋒兌現了他的遺書，在無法近距離將求助信送達張學友手中的情況下，吞服安眠藥。和2005年底在周傑倫演唱會上服藥時一樣，他被迅速發現並送至附近醫院搶救。
“我得了很重的病，我沒錢，我要治病。”這是謝鋒想表達的全部。6月2日，脫離危險的謝鋒從一大早開始在醫院裏等待著，直到下午16點多，才等來了第一個采訪他的報社記者。其實上午有電視台記者來過，到醫院一看是他，轉身就走了。這不是謝鋒想要的。他歸咎於某個電視台曾對他做了“負麵報道”，損壞了他的形象。在他看來“扭轉了輿論導向”的“負麵報道”，是市內某個頻道在記錄他沒錢治病的同時，也拍下了他因為治病和親人發生爭執的某些偏激行為。他認為這讓人們誤解了他，“本來都是幫我的，現在都不幫了”。說這話時候，那雙眼裏滿是失落。更多時候，這雙眼睛伴隨著他急切的提問，疑慮而期待地直視與他麵對麵的記者，問題通常是：“你們的報道會對我有好處吧？能幫我解決什麽問題吧？”
2005年底在周傑倫廣州演唱會上第一次自殺的時候，他是被爭相關注的，報紙、電視，甚至網站的在線對話，他出示寫給周傑倫的求助信頻繁亮相，懷揣著許多人看來很不現實的期待——“周傑倫會知道吧？他知道了就會幫助我吧？”這期待當然沒有實現，不過此後一年裏，他曾陸續得到了5筆捐款:《廣州日報》記者捐助3000元、長沙一市民捐助2000元、長沙市周傑倫歌迷會義賣所得1000元、中央電視台一記者捐助100元，以及一名網友捐助100元。雖然和他自述中所需的8萬元治療費用還有差距，但也讓他看到了某種轉機，也更努力地希望能停留在媒體的視野裏。
阿海就是在這時候出現的。更準確地說，是謝鋒自己看新聞知道了阿海，一個以“公益人士”自居、用各種噱頭吸引媒體關注的年輕人，沒錢、沒有固定職業，身著怪誕服飾在鬧市做過“公益行為藝術”，也幫人發起過募捐。1978年出生的阿海以全職公益為生是最近3年半的事情，據說走南闖北地做過許多公益策劃，最艱難的時候也揀過廢品養活自己。按照阿海的說法，他“不喜歡做幫個人的公益行為”，費力不討好，他努力的方向是“為一個群體的公益”。“原本是不想管的，隻因為是老鄉，看謝鋒也很可憐，才決定幫忙。”謝鋒來自新邵，而阿海來自邵東，兩縣毗鄰，都隸屬邵陽。
阿海給謝鋒做了一套公益策劃，“首先要公開道歉，為在周傑倫演唱會上自殺謝罪，然後帶他去河西的高校做演講，並參加其他公益活動，自食其力，重塑形象”。但兩人的合作似乎並不融洽，阿海很生氣謝鋒“不按方案做”，而謝鋒則認為“這些都沒用”。兩個人之間的相處也有些奇怪，阿海自認為很辛苦地幫謝鋒做了很多事情，但謝鋒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謝謝”，謝鋒說自己心裏知道感謝，但“說出來也沒用，就不說了”。阿海生氣時候會經常斥責謝鋒“過於偏激”，“把自己想得太慘了，鑽牛角尖”。而謝鋒激動時候，則努力撇清他和阿海的關係，“我們不是朋友，跟他不熟，隻是晚上去他住的地方睡個覺而已”，“我很多事情他都不知道”。謝鋒去阿海那裏借住也隻是去年春節前後開始的事情，阿海也說他從不看謝鋒的博客，他隻知道謝鋒要去看張學友的演唱會，但並不知道他錢從何來，也不知道他的自殺打算，但卻並不意外，“他不按我的方案，他自己這種鬧出噱頭的極端想法太多了”。
出院以後，謝鋒仿佛什麽都沒發生過一樣又住到阿海那裏，而從新聞裏得知自殺事件的阿海，趕緊趁著這個時間點做起了新的公益策劃，征得湖南省紅十字會的同意，借用他正在做兼職的某個活動組委會的名義發起了一場愛心募捐。阿海趕製了一大遝A4大小的彩色傳單，一麵是愛心捐助的宣傳，公布了公益賬號;另一麵是這個組委會正在進行的歌唱比賽的海報。“謝鋒現在的形象很負麵，我都不敢強調是給他個人捐錢，在宣傳裏盡量淡化這一點，著重於愛心捐贈。”為此阿海顯然不止一次向謝鋒解釋，並且承諾，“一旦賬號裏有錢，我肯定首先拿錢給你治療”。
“新聞明星”的抗爭
雖然在宣傳上盡量淡化謝鋒的名字，但謝鋒依舊是這個係列策劃案中的關鍵。按照阿海的說法，6月7日是這個活動的啟動儀式，接下來還有一係列活動，跟河西那邊高校社團的聯動，“帶他過去演講、謝罪，徹底改變他的形象”。
6月7日下午的“啟動儀式”很簡單，阿海牽頭，組委會的六七個年輕人合作，懷抱傳單和報紙在長沙火車站附近開始募捐。自願幫忙的那些十幾歲少年都是第一次街頭募捐，興奮地攔住路人說明原委，毫不羞澀，還有人專門負責拿DV全程記錄。阿海說多虧組委會公司老總是他的老鄉和朋友，“老總發了話，他們都很積極”。反倒是謝鋒，懷抱著自製的簡易募捐紅紙箱跟在後麵，無精打采，他說自己最近都沒睡好，精神很差，沒有力氣。阿海不管這些，“有記者在他總是這個樣子，其實並沒有那麽差”，抱怨之後他也會替謝鋒解釋，“他也是想改變形象，扭轉媒體對他的看法，隻是方式有問題”。
願意往紙箱裏投錢的路人並不多，一紙兩用的傳單也在不遠的地方被丟棄。阿海事先通知了幾家他相熟的媒體，最先來的是兩名電視記者，阿海很自然地讓謝鋒放下募捐箱，跪在地上。謝鋒跪下來，心裏並不情願，姿勢逐漸改成半蹲，不久又站起來。路人並不積極的反應給拍攝帶來了很多難度，好不容易截取到幾個成功捐贈場麵之後，鏡頭再次對準謝鋒，為了配合拍攝需要，謝鋒隻好再次跪下去，低著頭，即便有錢落到麵前的箱子裏，反應依舊很漠然。記者拍完走了，募捐隊伍轉換到火車站旁的公交車站，到每輛公交車上碰運氣。謝鋒看起來更加疲憊，走了幾輛車之後，幹脆蹲在路邊不動了。不過今天的任務還沒有結束，他們在等待另一家報社記者的到來。謝鋒主動打了兩次電話過去，記者還沒有到，阿海有些著急，又不好意思再催。記者不久後終於到來，短暫的交談後，謝鋒再度在旁人陪同下走向公交車，幾分鍾之後，啟動儀式結束。謝鋒依舊沒有說感謝的話，依舊顯得很失望，“這些都沒用，救不了我”。
這一天募捐來的錢並不會直接到謝鋒手裏，他照例回到在坡子街盡頭小巷的家裏吃晚飯。這個不足10平方米的房間是謝鋒一家6口在長沙的容身處。他那從農村出來到城市討生活的父母——謝科文和劉愛勤，一個在工地上拉車賣苦力，一個在街上揀廢品，在謝鋒之外，還肩負著一女兩子的撫養義務。每月160元錢的這間采光極差的小屋，是他們傾盡全力才能得到的容身之所。狹窄的走廊上放個煤球爐就成了廚房，家中唯一值錢的家當是一台34英寸的彩電，還是2004年謝鋒重病到長沙修養的時候，跟親戚借了1000多元錢特地買的。被隔斷的狹小空間裏靠牆兩側擺放著兩張單人床，中間留下的位置僅能擺放一張小桌。白天用來吃飯，晚上要收起來，把地方留出來打地鋪。除了患病的謝鋒自己能單獨睡一張床，其餘的5個人隻能在剩下的空間裏擠著睡，父親謝科文從來都是打地鋪的。
媒體的頻繁到訪已經讓謝鋒成了鄰裏皆知的新聞明星，老實的父母並不懂得這一切意味著什麽，鄰裏們半真半假地給他們出主意，“讓那些采訪的記者做點有用的事情，帶謝鋒去醫院治病，不然就不要搭理他們”。他們也就信以為真，也有記者因此遭遇到冷麵孔，誤解為他們對兒子病情的冷漠。不過在那刻意做出來的冷麵孔之外，這對父母麵對記者更多的還是待貴客般的不知所措，他們把時間都留給兒子來發表觀點，自己拿了小板凳坐在門外的走廊上靜靜地等，把晚飯的時間一再延遲。
如果不是媒體，他們甚至不知道謝鋒的三次自殺，他們隻知道，兒子所有反常的行為都是因為他的病，“有病是要治，可是家裏沒有錢”，僅此而已。謝鋒顯然早已經明白不能依賴父母，所以他在努力累積自己的“資源”，他有一個小本子，記錄著每一家跟他聯係過的媒體記者和網友的聯絡方式。這一次的自殺似乎又有幾家新的媒體跟他聯係，攤開一張被揉皺了紙，謝鋒趴在床板上認真把上麵的電話挨個抄到小本子上。他不放過任何一個可能接受采訪的機會，“能不能公布賬號幫我募捐些錢？”同時又都會猶疑:“你們會從哪個角度報道我？”他甚至希望能在發稿前看到稿子，“我想簽個字”，隱藏的擔憂是:“你們的報道會對我的隱私和名譽造成損害嗎？”
大約從2004年開始，謝鋒開始離家外出，最開始是去長沙找父母。從那時開始，村支書謝必然陸續接到外地救助站的電話，都是關於謝鋒的。謝必然很訝異，謝鋒對救助站的說法是“父母不管他，打他，不給他治病”。“可事情不是那樣的。”謝必然一邊向救助站澄清事實，一邊也幫謝鋒求助。謝必然最頻繁接到救助站電話是2005年，“每天一兩個電話”，“他跑得好遠，山西、安徽、河南，哪裏都去了”。謝必然並不知道，謝鋒在2005年下半年，靠著救助站給的路費和生活費，追隨著周傑倫演唱會的日程，希望能引起周傑倫的關注。上海、南京、廈門、廣州全都跑到了。
在2005年12月17日廣州天河體育場，周傑倫亞洲巡演的最後一站，備感絕望的謝鋒服藥自殺。因為這次自殺，龍竹村第一次來了記者。此後，謝鋒隔段時間就會給謝必然打個電話，詢問有沒有記者來采訪，有沒有民政部門給他的救助，如果都沒有，就會很失望。謝必然算起來，加上這次到訪，總共來了三次記者。第二次是今年3月，謝鋒自己找到邵陽的某個電視台，帶著他們去新邵民政局，直接找局長求助。毫無準備的民政局等於被將了一軍。局長當場表態，救濟股股長陳鋒帶著謝鋒去新邵縣人民醫院看病、拿藥，給了200元生活費，然後派車派人把他送回村裏，可謝鋒根本不願意停留，想馬上跟車返回。謝必然做了半天工作，他才勉強在村裏待了4天。之後又找民政局求助，這次民政局開了兩張500元的介紹信到新邵縣紅十字會醫院，在內科住院兩周。主管內科的副院長劉美玲對謝鋒的狀況很無奈，這是一家很小的醫院，甚至CT機都沒有，謝鋒也沒有出示在大醫院的檢查結果，她們隻能根據症狀給他開一些最平常的神經營養素，“維生素、腦複素、細胞色素C等等”。而他這種頻繁的外出，也讓新邵縣民政局救助站站長曾武虎有些看法，“這孩子就是追星族，不是老實治病”，“他來了救助站好多次，隻有那幾句話，他要生活，要治病”。
唯獨第二次自殺是靜悄悄的，2006年的某一天，因為治病的事情再次跟家人發生爭吵，一氣之下跑到長沙縣某個僻靜之所服藥，幸運獲救後，並沒有引起太多關注。
鄉村少年的世界
在謝鋒的敘述裏，生病是他人生的分水嶺，“一切都變了”。一開始並不清楚是腦萎縮，隻是“左手的大拇指不聽使喚了”。繼而是“病得越來越重，別人開始嫌棄我，不願意接近我”。而在此之前，他是“院子裏大家都喜歡的聰明孩子”。
謝鋒說的“院子”，是新邵縣太芝廟鄉龍竹村的那個農家院落。現任村支書謝必然早年在新疆做生意，接任村主任、村支書的職務加起來剛滿6年，他計算下的村人均年收入才五六百塊錢，全村名冊上1700多人，實際空了一大半，年輕人早早出門去新疆或者廣州打工去了。
謝必然論輩分算起來是謝鋒的堂叔，記憶裏的謝鋒“家裏很窮，父母早年都在江西打工，7歲之前都跟鄰村的外婆住”;“小時候很聰明，肯念書”，其他的就是生病之後的反常了。一開始，謝鋒是在家吃草藥，“都是他七八十歲的爺爺走十來個小時的路去漣源幫他挑回來，隔20天去買一次”。草藥的氣味很重，在家裏煮久了，“聞著都想吐”。草藥吃多了會反胃，謝鋒家裏又很難吃上肉，“身體就越來越不好”，“心情不好，性格也變了，老是跟家裏人爭吵”，拿菜刀架在外婆脖子上要肉吃、砸自家的桌椅板凳，甚至撕爛棉絮點火，種種極端行為，也扯遠了他和村裏人的距離。
對於不自食其力的指責，謝鋒也為自己辯駁，他說他賣過報紙，賣一份報紙能賺0.3元，一天隻能賣20多份。後來也賣過唱，“唱周傑倫的歌”，也掙不到什麽錢。現在想著到一個餐館裏洗碗，“不要工錢，管飯就可以”，問了很多家，也沒有人用他。可是阿海反駁他，“你到底賣過幾天報紙？什麽工作都沒有堅持下去”。而謝鋒給自己解釋的理由是，“我的病越來越重了，身體越來越差了”。在謝鋒現在的邏輯裏，病是一個死結，不把這個結完全解開，“什麽都做不了，什麽都沒用”。
他為數不多的朋友裏，很重要的一個部分是周傑倫的湖南歌迷會。網名“至尊寶”的原會長是一名19歲的大男孩，對謝鋒特別好，“每次搞活動都是他叫我去的，大家一起燒烤一起玩，他們都是AA製，隻有我不用掏錢”。2006年12月8日，周傑倫再次來長沙舉辦演唱會，“至尊寶”帶上謝鋒，並與組織方溝通，把他安排到靠前的位置，條件是別讓他再搞出事來。“至尊寶”說，他們發現謝鋒很享受，沒有做出一丁點過分的事來。
這一次自殺後，謝鋒努力對記者解釋，他想“證明自己不再喜歡周傑倫”了，以此做一個結束。現在的謝鋒有些後悔，“一開始就找錯了，如果找的是謝霆鋒，我早就得救了”。追問原因，他說，“謝霆鋒有愛心，幫助過很多人”。他求助於明星的希望還在繼續，“我不再喜歡周傑倫了，可以找別的、更有愛心的明星來幫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