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訴人：李勇仁52歲山村教師采訪人：記者穀武民通訊員郝麗時間：2007年1月3日
地點：鶴壁市某鄉村小學
大山深處，一座小石頭房子，是他的住所；三尺講台，是他的生命；1公裏山路，他手腳並用走了30多年。他雙腿殘疾，拄著雙拐，但他步履堅定！
“學校是我的家，學生們都是我的孩子！”元旦的喜慶，在偏遠閉塞的山村小學似乎沒有太濃的氛圍。30多年的酸甜苦辣，在李勇仁的滿臉滄桑中徐徐漫過……
與死神擦肩而過後，我舉起了教鞭
我出生在鶴壁市一個小山村，這裏屬太行山區。高高的土台上用石頭砌起的一座小石頭房子，就是我的家。76歲的老母親和我相依為命。
“三歲的時候，一場小兒麻痹症奪去了我的雙腿！”說起不幸的往事，我的心裏很平靜，自己人生雖然不幸，但卻充滿了溫暖，尤其是來自學校的關愛。7歲那年，在我本能的強烈要求下，母親踏著泥濘的山路，將我背進了學校。從第一次看到班主任老師和小夥伴的笑臉開始，我對學校就充滿了依戀，因為這是一個全新的世界。
學校給了我無微不至的照顧，同學們輪流接送我上學，老師抱著我在黑板上寫生字。這些都在記憶裏留下了溫暖的印記。
上小學四年級時，父親給我做了一副拐杖。這副拐杖撐起了一個搖搖晃晃的身體，一路伴隨我讀完了小學、中學。
“這個世界上，關心和愛是最有力量的！”在高中畢業會上，一位老校長的一句話，一直銘刻在我的心裏，成了我從教30多年來的勇氣和動力。
高中畢業後，高考還沒有恢複，因為腿有殘疾，我一時陷入了迷茫，突然不知道自己活著的價值。當年6月，別的夥伴上學或走出山門開啟新生活，我卻感到生活無望，一下子吞掉39片安眠藥，想以此尋找一種永久的解脫。經過三天的搶救，死神沒有接納，我僥幸活了一條命。
躺在家裏百無聊賴，有一天聽姐姐偶爾說，村裏小學缺老師，因為學校條件艱苦，來這裏教書的老師都相繼離開了，丟下幾十個孩子沒人管。我忽然心裏一動，主動找到了村支部請求去學校當一名民辦老師。老支書盯著我看了十幾分鍾，歎了口氣，點點頭答應了。從此，我這個雙腿殘疾的大男孩成為一個教室、三個年級共計17名孩子的“總頭領”，當時的報酬是每年56元工資和近百斤糧食補貼。
初涉教壇，1公裏山路讓我嚐盡苦頭
1975年7月26日，我終於成了家鄉小學的一名民辦教師。
上第一節課時，看到他們的教師拄著雙拐一搖一晃地走進教室，孩子們一個個瞪大眼睛，好奇地盯著隨時都有可能跌倒在講台上的我。開口提問孩子問題，學生們居然都默不作聲。情
急之下，我張開嘴唱起了兒時學過的《小兒郎》，唱得很用心，直到淚水模糊了雙眼。“老師哭了，老師哭了，怎麽辦？……”一個男孩兒突然起身衝到了講台上，緊接著，幾十個孩子不約而同衝了上來，緊緊把我圍在中間。這節課，孩子們聽得津津有味，我講得口幹舌燥，但是一種幸福和滿足重重包圍了我。
從那一刻開始，我就知道自己一輩子都屬於這三尺講台了！
在我教書生涯的第一年中，擺在麵前的最大困難，是從家裏到學校的1公裏山路。上下坡多，到處是石頭，遇到雨雪天，就更加困難。
有一次剛下過一場雨，我拄著雙拐小心翼翼向學校挪去，一路上的泥濘讓我幾次摔倒，不得不手腳並用著爬行。好不容易來到學校門口的台階前，試圖跨上第一個台階，突然腳下一滑摔倒在地，膝蓋處一陣鑽心的痛，血流了一大片，我咬咬牙，自言自語說：勇仁啊，你都是死過一次的人了，還有啥困難能擋住你的道呢？這些話就是我一個人在艱難時自我安慰的“法寶”之一。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所在的學校多了兩名同事，年級增加到五個，但是班級為三個。我們通過複合式教學，這個山村小學先後向市裏各家中學輸送了500多名希望的小苗苗。
“李老師在幾十年前就開始了多媒體教學呢！”
為了克服身體的不便，教好自己班裏的那幾十個孩子，我付出了超於常人幾倍的努力。每次上課板書，寫字時很吃力，左手拄拐右肩緊靠黑板，以使自己不至於跌倒，常常演算完一道題，累得滿頭大汗，兩手發酸。為此，我常常提前一天利用晚上的時間，將第二天上課的內容寫在硬紙板上，以減少課堂板書的時間。
語文課上，學生最頭疼的是記生字，為了讓學生學習起來容易又有趣味，我結合實際，就地取材，自己設計了“土電視”教具。先將字寫在紙帶上，字的偏旁部首和拚音分別用不同的顏色標出，字旁邊再畫上彩圖，然後卷在一個預先設計好的帶有搖把兒的轉軸上，紙帶另一頭固定在另一個轉軸上，兩軸同時固定在一個方形的紙箱上，一個“土電視”教具就做成了。學生對這種教學方法充滿了興趣，不但很快通過了“生字關”，往往一節課上完了還意猶未盡。
該村一位老教師對我打趣道：“李老師在幾十年前就開始了多媒體教學呢！”多年來，我不甘落後，所教的學科在曆次全鄉統考中均名列前茅！30多年來，我也23次被市、區、鄉評為“優秀教師”和“優秀班主任”。我和孩子們一同越過12級台階。
因為地形所限，學校地處高地，從校園到教室橫亙著12級台階。這對於雙腿殘疾的人而言可謂難以跨越。剛開始小家夥們不知道我身上的累累傷痕與此有關，後來他們發現秘密後開始身體力行地來幫助我，他們成了我不可或缺的拐杖。
從1976年開始，班裏的30多名不同年級的孩子開始自發排號攙扶著、背著我走向教室。每天早早到校的孩子按時在台階旁守候，看到我來了，他們合力攙扶著、扛背著，12級台階留下孩子們唏噓呼喊的暖流，放學了，他們又將我一個一個台階轉移到平地上。30多年來，孩子們走了一茬又來一茬，他們對我的關照和幫助一直沒有中斷，這種畫麵早已定格為一道感人的美麗風景線。
後來，孩子們擔心我路上有啥閃失，他們幹脆將這種愛蔓延，1公裏的山路上，多出了一群孩子，他們用稚嫩的手，清除路上的石塊和荊棘，用一種普通而感人的方式傳遞著奉獻和關愛。
為了多學點知識，更好地教孩子們，教學八年後，我毅然決然報名參加了鶴壁市示範進修業餘班的學習。那時候山路不通，每次出去學習，父親把我抱上驢背，母親牽著驢走幾十裏山路將我送出大山，然後母親牽著驢等上一天，再牽著毛驢將一身疲憊的兒子馱回家中。
山外飛來愛情鳥，短暫的幸福後飛走了
山裏的世界很無奈，山裏的暖情很熾熱。我一心撲在教學工作上，錯過了青春，也錯失了婚姻，父親去世後，我和老母親相依為命。我的事跡，很快被鄉親們傳開了，當地一些媒體也相繼報道了我的境況和遭遇。一時間，我成了大家關注的對象，愛情，終於越過重重阻礙向我招手了。
1999年5月份，一位在外地做生意的女士找到了我的家門。一同而來的，還有人家一個十歲的女兒。
“我是看了關於你的報道才找來的，你對學生那麽認真負責，對家應該也不差！”這個大我4歲的好女子的到來，在這個小山村裏引起了轟動。
就這樣，在44歲的關口，我終於成了家。全山村的人都來祝賀，熱熱鬧鬧給我們舉辦了婚禮。婚後沒幾天，我就又全身心投入
到了教學工作中，似乎忘記了家裏還有一個新娶來的好媳婦兒。好日子沒過多久，夫妻兩人就開始因為一些事情發生矛盾，我覺得很正常，沒在意。
半年後，妻子終於忍不住爆發，衝我大吼了一句：“你能不能眼睛別老盯著那些孩子？！”至此，我才明白，自己早就習慣了把學校和學生們當成生活的全部，而忽視了妻子的存在。
說句良心話，在我本來殘缺不全的生命中，妻子頂著世俗和偏見來到山區嫁給我，和我共同生活了將近一年，盡管時間不長，但我對她永遠都是心存感激的。後來，妻子多次苦苦求我下山共同做生意過日子，我在痛苦不堪中掙紮了很久很久，可是一來到課堂上，似乎又把一切全部忘卻了。31年了，如果離開孩子們，我自己真不知道活著是啥滋味。再說了，一旦出山，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生活方向和價值會在哪裏。
7年來，妻子女兒也不再強求我了，她和女兒說回去看望老人，就再也沒有回來。我們彼此失去了任何聯絡。
愛情對於我，或許是個遙不可及的夢。我不敢再去奢求，人這一輩子很多事情的發生，似乎是命中注定的。
大山給了我生活的信心和勇氣。既然命中注定我是一株生長在大山懷抱中的小草，既然這輩子與鮮花和浪漫無緣，那我就繼續在這裏默默工作，用力所能及的付出，用有限短暫的生命，回報給大山一抹翠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