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衣服淩亂的少女扒著車窗呼救時，是否要伸手相助？這個問題擺在全車人的麵前。
幾位職工目擊到慘劇初發生的一瞬，他們曾電話報警，但錯過了拯救三名少女的最佳時機。事後，他們因此遭遇到輿論、倫理和內心的多重拷問。
33歲的蘇偉權最近經常失眠。以往的晚上，他腦袋挨了枕頭不久就能沉睡，但最近一個月來，他入睡不久就夢見有人落水呼救，接著是在半夜猛然醒來。蘇偉權的同事王雙源也有非常類似的情況。
蘇偉權是福建省安溪縣藍田水電站的一名發電機組運行工人。他失眠的原因，和王雙源以及另外3名電站職工一樣，都來自於他們最近背上了“見死不救”的惡名。
“別人看我的眼神都變了，”4月23日晚上，雙眼有些浮腫的蘇偉權在自己的宿舍感歎，“這種感覺真是不好受。”
這一切都要源於4月初一個深夜的遭遇。
王麗的遺體被找到
暴力在山崖邊發生
4月1日晚，在藍田水電站，蘇偉權和王雙源剛剛下班。宿舍在十多公裏外的藍田鎮上，公司為晚上下班的工人安排麵包車接送。和蘇偉權、王雙源一起返回鎮上的，還有另外兩個同事，開車的司機姓陳。
從水電站到旁邊的苦坑山，再翻過盤山路，半個小時他們就可以回到藍田鎮。時間接近晚上11點，麵包車開出了水電站大門。
與此同時，3輛摩托車正在從藍田鎮方向沿著狹窄的山路向苦坑山上行駛。摩托車上搭載了3女6男一共9個人，他們剛一起飲完茶。18歲少女蘇小華就坐在其中一輛摩托車的後座上。另外兩個少女分別是蘇琴和王麗，6名男青年中，除了同族的遠親蘇榮山之外，蘇小華隻見過其中兩人，一個是附近的理發師，叫王珠財，另一個在修車鋪打工。
摩托車沿著山路向上，蘇小華卻發現這並不是回家的路。“你們去哪兒啊？”她有些著急地問。
摩托車往一個名叫“苦坑”的地方開去。那是藍田水電站旁邊的山崖。一條盤山土路蜿蜒到山頂，路旁就是近200米的懸崖。從山頂往下看，水電站隻有一張桌麵大小。看著路邊越來越險峻的懸崖，蘇小華逐漸感到了一絲不祥。
此前，就在女孩子們準備回家時，蘇小華無意中回頭，看到王珠財拉住蘇榮山在低聲商量什麽。
“他要我們把小華她們騙到偏僻的地方強奸。”4月20日，已被抓獲的蘇榮山在看守所承認。蘇榮山有些猶豫，甚至有些吃驚，無論如何，3名少女都是他多年的朋友。但看著王珠財和周圍幾個男孩兒興奮和不容反駁的表情，蘇榮山沉默著點了點頭。
當3輛摩托車跑到山崖上時，蘇偉權乘坐的麵包車此時也駛上了山腳的土路，開始向上爬行。困得迷迷糊糊的蘇偉權被灌進車內的冷風吹醒。最近這條路上不太太平，發生過好幾次搶劫，蘇偉權心裏有些擔心，順手關上了車窗。
此時山頂上，3輛摩托車突然停下。夜裏的冷風中3名女孩兒有些害怕，本能的背靠山崖站到了一起，個子最高的蘇小華站在最前麵。黑暗中，幾個男孩兒一句話也沒有，王珠財突然衝到了蘇小華麵前。
撕扯和掙紮隨即開始。王珠財和一個男青年拉住蘇小華；兩個男青年糾纏蘇琴；蘇榮山和另外一個男孩兒則選擇了他不太熟悉的王麗。
蘇琴身材瘦小，很快便被按到了地上；王麗一開始就試圖沿著山路往下逃，但沒跑幾步就被抓回來；蘇小華則被逼到了山崖旁，拚命地抵抗王珠財的撕扯。
救援遲遲未到 麵包車沿著山路向下，幾個拐彎之後，就快到山下藍田鎮的路口了。 蘇偉權首先打破了車裏的沉默，“我們還是報警吧”。蘇偉權想起來，藍田派出所就在離路口不到3公裏的鎮上。 車上沒人答話，卻不約而同地都開始掏手機，王雙源最先拿出手機，撥通了藍田派出所的電話。 在藍田派出所的記錄中，值班民警接到報警電話的時間是11點07分。 王雙源有些慌亂地講，“苦坑山路上有人強奸，你們快去看看吧。”電話那頭的民警似乎有些吃驚，半天才反應，“你們報警麽？是不是真的？” “警察好像不相信我說的話，”王雙源回憶說，“他一直在那頭問，你說的是真的假的。” 王雙源反複地解釋，就在幾公裏外的苦坑山頂路上，幾個男人要強奸幾個女孩兒，他們剛剛路過。 麵包車快到路口了，王雙源的手機響了。電話裏一個民警繼續質問王雙源，“你說的是否真實？”“你叫什麽名字，你哪個單位的？” 王雙源回答說，“我們是電廠的，叫什麽你別管了，我們剛剛看見的，你們快去救人！” 4月21日，在藍田派出所，一個警察向記者解釋，4月1日當晚接到報警之後，值班警察立即出警，巡查一個多小時但沒有發現任何異常情況，所以回到了所裏。到派出所再接到村民找到屍體的報警後，又一次出警，趕往現場勘察並立案。 這名警察解釋說，4月1日派出所所長黃澄鋒外出開會，所裏的內勤出差，因此無法調看當晚接警出警的記錄。在此前接受當地媒體采訪時，所長黃澄鋒也沒有說明出警的具體經過。安溪縣公安局局長方貞群稱，藍田派出所的情況匯報中沒有涉及警員人數出警經過等具體情況。安溪縣公安局宣傳科陳科長則在電話中拒絕了記者進一步了解情況的要求。 少女憤而跳崖 此時的苦坑山頂，蘇小華也在驚恐中苦苦等待救援。幾米之外，蘇琴已經被王珠財壓倒在地上，發出壓抑的叫喊。蘇小華自己被兩個男孩兒擋在路邊。 “車子開走我還在想，他們會報警的，”蘇小華回憶說，“我們再撐一會兒應該有救。”但救援始終沒有到來。 而蘇琴的遭遇開始讓蘇小華驚恐不已，她拚命掙脫兩個男孩兒的阻攔，本能地向相反方向逃離。不遠處的黑暗中，她模模糊糊地看見懸崖邊王麗的身影。 等蘇小華也衝到懸崖邊上，王麗已經找不到了，蘇小華回頭察看，卻看見兩個身影朝自己追過來，蘇琴仍然被壓在地上掙紮。獲救的希望已近渺茫。 “我沒怎麽多想，直接跳下去了。”4月20日，蘇小華平靜地回憶起當時的一幕，“要麽跳，要麽留在上麵被抓住，我當然跳。”縱身跳下山崖的時候，蘇小華還不知道，王麗剛剛也從這裏跳了下去。 事後，蘇偉權告訴記者，4月1日晚回到宿舍後，他輾轉難以入睡。 幾個女孩兒哭喊的聲音好像始終盤旋在周圍的寂靜中，輾轉反側許久，蘇偉權幹脆起身穿好衣服去了電力公司的辦公室，“我始終睡不著，一直想著這個事情，幹脆去辦公室把今天的電度填寫了。” 王雙源同樣沒能睡著，躺在床上，王雙源拿著手機反複地翻看通話記錄，“我確定自己報過警了，我的做法是對的。”一直到深夜，時睡時醒的王雙源都在這樣安慰自己。 在辦公室填寫電度表時，蘇偉權還在想，至少警察應該出發去救人了。實際上，王麗和蘇小華已經在這時候縱身懸崖。 據蘇琴回憶，蘇榮山最先看到蘇小華跳下山崖的身影，他吃驚大叫起來，幾個男孩兒跟著圍攏來向下察看，懸崖下漆黑一片，隻有蘇榮山驚恐的喊聲在回蕩。 王珠財最後反應過來，他剛剛從蘇琴身上爬起來。掙脫束縛的蘇琴又急又氣，躺在地上隨手摸到了一塊石頭，重重地打向了自己的額頭，隨即昏了過去。 蘇榮山慌了，發瘋地朝山下跑，還掏出手機打給自己另外幾個朋友，請求他們出來救人。幾個男孩兒跟在他身後跑向山下搜尋。 “我就是不想活了，恨不得把自己打死。”4月20日，家中的蘇琴木然的對著電視機，摸著額頭上的傷痕說。 懸崖下，冷風把蘇小華吹醒。她幸運地落在一叢茂密的竹子上，後腦、後背和大腿受傷嚴重，渾身是血難以移動。蘇小華後來告訴記者，她清醒過來後聽到了蘇榮山幾個人的呼喊聲，卻默不做聲，“我寧願死也不願意被他們找到”。直到後來聽見了同村另外一個男青年的呼喊聲，蘇小華猜想是村裏的人出來找她，她才大聲答應。 等眾人找到蘇小華時，她渾身上下仿佛血人一般。他們趕緊把蘇小華送進了鎮裏的醫院，這時已經接近淩晨5點。 王麗仍然沒有找到，整個苦坑山懸崖一帶，天已經快亮了，仍然隻有男孩兒們和幾個被叫來的村民在搜尋。 “涉嫌見死不救” 4月2日早上8點，一夜沒睡的蘇偉權在電站食堂碰到了王雙源，他注意到王雙源的雙眼和他一樣浮腫。“沒睡好麽”，蘇偉權問，王雙源隻是點了點頭，卻沒答話。 “那天晚上我們幾個可能都沒睡著，第二天見了麵，大家都有心事，”蘇偉權說，“心裏始終不好受。” 上午10點，蘇偉權從同事口中得知，昨晚有兩個女孩兒在苦坑山上跳了崖，現在村民正在電站外麵找人。蘇偉權心裏猛然一沉，他跑到外麵，看見山麓裏有人正在尋找，山勢太陡，尋找的人行動得異常艱難。 蘇偉權悄悄給縣城的110打了個電話，他敘述了事情經過，請求110和消防、120協調一下，派人來幫著村民找。 “一天沒怎麽好好幹事情，過一會兒又去外麵看看，”蘇偉權回憶說，“心裏麵總希望那個女孩兒是跑到哪裏藏起來了。” 4月3日早上，蘇偉權和電站的職工們終於聽說了王麗的死訊。王麗的堂兄王偉坤在山腳找到了屍體並報警，警察們終於趕到。在電站外的山路上，蘇偉權看見了警車；山麓裏，警察們在一片亂石灘上拉起了警戒線，據說正在做現場屍檢。聽到同事說出的“屍檢”二字，蘇偉權一陣發呆。 從4月4日起，當地的報紙上開始登載。在報道中，安溪縣紀委王副書記表示，要調查電站職工“涉嫌見死不救”的行為；而泉州市總工會和市婦聯相關負責人也表示“譴責有關涉嫌見死不救的行為”，要求安溪縣有關方麵進行調查處理。 讓蘇偉權們更加不好受的是同事們的議論，電站裏年長的工人們公開在食堂裏指責他們，“年輕人就是惜命怕事，那天換成幾個老人，絕對下車把小孩救了”。聽說了同事的指責，蘇偉權難受得幾天沒去食堂。 王雙源則開始重複不停地做那個奇怪的夢，有人就在他麵前落水，呼救聲總是在半夜裏把他吵醒。王雙源曾經試圖向同事們辯解，“就比如有人落水，我又不會遊泳，總不能就這麽跳下去救吧。” 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他的解釋，曾經參與建站的老職工張師傅就對這種說法不屑一顧，“車子又不大，兩個人把住車門，誰衝得上來”，“隻要救得一個人下山，再去派出所報案，那幾個人就不敢對剩下的女孩兒下手”。 心裏憋悶的王雙源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妻子，“我們報警了”，他仿佛強調。他希望能聽到妻子的意見，但妻子什麽都沒說。王雙源告訴記者，他覺得心裏更加空蕩蕩的了。 4月下旬，蘇偉權在當地報紙上看見，還未傷愈的蘇小華對前來采訪的記者表示，她並不責怪那天晚上沒有施以援手的電站職工。近來一直對新聞報道有些畏懼的蘇偉權，卻悄悄把登載這則消息的報紙帶回宿舍收了起來。 蘇偉權和王雙源等人未及時救助遇到危險的少女，但通過電話報警進行補救。他們是否應承擔法律責任？他們是否該受到道德譴責？他們的經曆能否給他人提供借鑒？每個人遇到類似情景，又該如何作為？ 他們是“道德機會主義者”？ 在聽完蘇偉權和王雙源等人未及時施救，並因此頗受譴責的故事後，社會學者、零點調查公司董事長袁嶽評價說，“我注意到電站職工事後的彷徨不安和周圍社會對他們的指責”，袁嶽說，“這其實就是道德的作用方式的體現，道德的譴責機製正在起作用”。 袁嶽認為，道德的譴責主要通過兩個途徑來實現，一是當事人自己的良心譴責，一是社會譴責。而回看發生在福建安溪的這起慘案，麵包車上的那幾名電站職工正在同時受到這兩種譴責的責罰。 在拒絕救助麵臨強暴的少女之後，電站職工打電話向當地派出所報警。但袁嶽仍然將這些逃離現場的人稱為“道德機會主義者”。 “事後感到不安，並試圖補救和為自己辯解，說明你讚同幫助弱小的社會價值觀。任何一種價值觀在實現的時候都是有風險的，但你又在進行風險判斷之後選擇了逃避，那麽你就是一個機會主義者。” 在袁嶽看來，“逃避了當時的風險，你就應當承擔事後的譴責，這是非常公平的”。 “我們都缺乏行動的勇氣！” 4月1日晚的苦坑山頂，麵包車內的5個電站職工需要麵對的是6個處於犯罪邊緣的年輕人，“他們還聲稱帶了家夥，我們打不過啊”，當晚車中的王雙源為自己解釋。 但袁嶽認為，這種辯解僅僅以職工自己的立場出發，在當晚的場景中，從電站職工的立場出發風險的確存在；但從3個被害人的立場出發，她們的危險更大，任何外界的幫助在此時都是極為寶貴的。“任何一種價值觀都不能僅僅從自己的立場出發考慮問題。” 但袁嶽同時認為，包括其自己在內，其他人都並不具備特別充分的理由對電站職工的行為進行過多的指責。“我們都缺乏行動的勇氣。每個人在指責見死不救的行為時，都必須自問，我麵臨這樣的情況將怎麽辦。” 袁嶽說，他注意到在整個事件中，坐在門邊的蘇偉權其實萌發了行動的衝動，但幾次都被群體的沉默所阻止。這其實是很多類似事件的一個縮影。“將責任分推到每一個人的頭上，實際上就成了每一個人都不負責任”，而這類情形“必須用行動來做出改變”。 他們是“見死不救者”？ 安溪的這起事件發生之後，也有關於麵包車上的幾名職工是否該承擔法律責任的議論。 對於這些職工的行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興良認為，他們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而道義責任不在法律探討範疇之內。而當地派出所是否出警，出警是否及時則值得注意。 在接受當地媒體采訪時，泉州市律師協會副會長李文偉律師認為，電站職工必須承擔道義上的責任。李律師說，依據該事件的特殊性，事發後車上的人即使打了報警電話，仍然逃避不了人們對他們見死不救行為的譴責。 李文偉認為，報警但不施以必要的救助，電站職工的見死不救屬性仍然存在。理由有四：一、事發地周邊沒有其他行人，幾名少女陷於孤立無援之中，而剛好途經案發地的幾個人，正是唯一可以施以援手的特定人；第二、當時車上有5人，有車有人，具備救援條件；第三、目睹事發經過片斷，兩少女雙手抓窗求救，後又被幾個男子拉走，事態的嚴重性明顯；第四、應當預見報警後，民警出警需要時間，且作為電站職工，對附近派出所距現場有一定距離，驅車需耗時較長應有預見，不足以讓民警前來排除危險。 有效法治有助相互信任 而泉州的另一名律師則從此事件中看到法律之外的一些意味：即在“陌生人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不信任。他認為，電站職工一直存有可能是偽裝搶劫的顧慮，對幾名被害人的求救始終沒有完全信任。 當地百姓向記者介紹，事發地點附近治安狀況並非很好，苦坑山附近頻發搶劫案件。這名律師就此認為，這些“增加了電站職工這種擔憂的可能性，同時也容易令他們增加對被害人求救的懷疑”。而相反，如果電站職工對當地治安狀況的管製抱有信任，也就更加容易相信被害人的求救；對於法治力量的信任，同樣也可增加他們甘冒風險救助弱小的責任感和勇氣。 這名律師進一步解釋說，現代社會是“陌生人的社會”，在陌生人的社會，道德促發行動的力量越來越弱小，在評判一件事情的時候，人們的著眼點也不應該僅僅在道德評價上。陌生人社會之中，人與人之間良好的互動，來源於有效的法治。法治並不提供道德優越感，但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行動風險帶來的後顧之憂，並促使人們的相互信任。 還有專家指出，見死不救的行為應予譴責，這是違反我們民族的優良傳統和道義準則的。但我們不能僅停留在譴責上，立法、救助機製和社會保障等都要跟上。另一個重要方麵，就是將目前正在開展的“榮辱觀教育”更進一步地廣泛開展。（注：文中受害人名字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