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視率最代表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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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長期在中規中矩電視節目中亮相的大陸明星們,出席台灣搞笑的娛樂節目《康熙來了》,無疑會使雙方都陷入尷尬萬分的境地。

  雖然同宗同源、文化相同,但長期的意識形態差異,使大陸的藝人對台灣的搞笑娛樂節目一時還是水土不服。或許是我們更習慣於正麵頌揚,適應冠冕堂皇的表述,不可避免要慣性般地說出一些套話、空話甚至假話……

 
  因此,乍一推上無遮無攔的談話節目,拘謹慣了的人肯定需要一個適應的過程。當然,《康熙來了》除了可以自由甚至放肆地表現自我的各個側麵,也的確包含了更多從我們的視角來看是“不入流”的內容。客觀地說,一些提問也實在有格調不高之嫌,諸如馬桶、放屁、尿尿之類的不便公開炫耀的內容。

  在刻板的說教與恣意地戲謔兩個極端中尋找平衡,是開放、寬容社會理智的解決方式。如果一方擺出正統、權威的麵孔,硬要將對方貶斥為低級下流,或者一方以現代、前衛而自居,譏笑對方是僵古不化的老朽之木,都暴露出自己缺乏基本的現代文明和起碼的幽默感。

  長期生長在“紅旗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公民,每天耳濡目染的文化生活。曾一度隻是可憐的八個“樣板戲”。所以,從冷戰時代起,就一直麵臨著西方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的巨大威脅。無論是西歐國家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還是北美地區“腐朽文化”的大舉入侵,甚至來自台灣歌手鄧麗君的“靡靡之音”,都一直被我們視為洪水猛獸;是在看不見的戰線上,發射的企圖動搖我們社會主義基石的糖衣炮彈。

  一個連喇叭褲和蛤蟆鏡都接受不了的民族,當然不是一個自信而強大的民族。90年代以來,曾經視為的妖魔鬼怪的“洪水猛獸”幾乎全部展現在國人麵前,考驗著我們傳統的道德底線和審美取向。

  結果,經過幾年的蕩滌,漸漸成熟、自信的中國人,並沒有被“洪水猛獸”吞噬,也沒有讓低俗文化浸染,換句話說,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的美夢沒有實現!相反,促進了我們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麵的發展和飛躍。

  一個文明、開放和寬容的社會,勢必呈現不同的藝術評判標準以及審美情趣。以中央電視台為例,13個頻道就是為了給不同觀賞群體提供充分的選擇餘地。通過回顧,不難看出其中巨大的變化。昔日一個《新聞聯播》要連續播出20分鍾會議場麵,如今已經一去不複返。盡管許多電視台的節目依然大同小異,但畢竟有了60個頻道的選擇空間。

  不過,在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物質文明與時俱進的時代裏,觀眾有理由期盼和有權利獲得更豐富多彩、更有饒有趣味、更充滿歡樂和更具人性化的娛樂節目。如果新聞節目目前尚不能達到鳳凰台的新聞節目標準,但在娛樂方麵,絕對有理由出現超過《康熙來了》的節目。

  在沒有一棍子打死《康熙來了》前,可以先簡單解剖一下。男主持人是個彬彬有禮的學者,不是隻會嬉皮笑臉的“玩鬧”,事實上,他的提問不僅是有分寸而且是“有底線”的。S姊妹雖然在我們看來與芙蓉姐姐有些相像,但她們的張揚、放肆和矯情,遠沒有達到木子李和其他一些內地“美女作家”的程度。

  《康熙來了》雖然夾雜著費翔的“胸毛”、連戰的“內褲”,但主要還是靠能夠讓嘉賓吐真言、亮真相而提高收視率的。主持人不是動輒用擠眼淚、假煽情來吸引人的。而能夠讓嘉賓真正地“實話實說”,我們目前所有的娛樂節目都做不到!

  誠然,內地的電視台不必、也不該每每去效仿人家,《康熙來了》隻能算是一個樣式作為參考和用於啟發,而不必一定要奉為樣板或楷模來膜拜。同樣,王剛先生也沒必要像被捕的共產黨員那樣,正氣凜然、慷慨激昂地怒斥、抨擊。既然你答應前去做客就應該遵循人家的遊戲規則,如果你不能苟同那個超越“道德底線”的節目,何必非要應允前往呢?

  退一步講,假使你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誤入歧途,也理應以自己的學識、閱曆和幽默感積極化解。年邁的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在被問道“四角內褲”這樣難以啟齒的問題時,都能以儒雅的紳士風度從容、平和地應對,怎麽一個才50歲的藝人竟然就認為自己受了多大侮辱而怒不可遏呢?

  比如近年來在中國連續熱播的韓國電視連續劇,起初很多文化人都以不屑的口吻對韓劇嗤之以鼻。在自以為高雅的文人墨客眼裏,韓劇充其量是婆婆媽媽一類的“低俗”肥皂劇。然而,這些“低俗”的肥皂劇不僅征服了東亞各國、南亞各國及西亞一些國家,也順便征服了中國觀眾。

  人家低俗嗎?比起動輒就是你死我活鬥爭就是說教或不食人間煙火假惺惺的裝腔作勢,韓劇所傳遞的人間溫情、友善和錯綜複雜、微妙細膩的親情關係,更貼近我們真實的生活和情感。如果這就算是低俗,那隻能說明世界上絕大多數的老百姓都屬於“低俗”範疇。不錯,我們不少影視劇的導演號稱是“陽春白雪”,結果,不僅在國內沒有觀眾,就是國外同行(或許可以稱同屬高雅階層)也不認同。

  長期的“階級鬥爭”,把我們的思維牢牢地限定“非白即黑”的兩元論藩籬中。我們的視野受到極大局限,缺乏足夠的信息進行遴選、比較,因此分析、理解和評判問題時,就難以超越固有的思維定勢。這樣隻能導致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要麽亦步亦趨地盲目沒模仿;要麽敏感地拒之千裏之外。

  十年前,我們各省市電視台紛紛克隆港台版“快樂大本營”和“玫瑰之約”,結果每到周末,打開電視,“快樂”之花遍地開、“玫瑰”之香彌漫全國。還有,看到台灣女主持人背一個雙肩包在世界各地邊走邊說,很快,各省市電視台的主持人,也迅速把雙肩包視為不可或缺的道具,甚至五大三粗的男主持人也效仿嬌小女子那樣,不倫不類地馱個小雙肩包跑來跑去。

  更可笑的是,一些年輕的主持人明明普通話說得很好,非要嗲聲嗲氣、故意改成粵語普通話。由於不具備睿智和機敏的素質,隻好把插科打諢、刷貧嘴當幽默。如同去俄羅斯的倒爺把中國貨徹底做砸了一樣,這次電視節目的集體大克隆,最終也把娛樂節目推向了死胡同。

  “走低俗、下流道路”的《康熙來了》不是、也不可能是我們尋求新生的娛樂節目的救生圈,道貌岸然張剛或李剛先生都不要太激動和氣憤,盡管他們目前還不能隸屬我們的廣播電視協會播音主持委員會的管轄,還不能因為大陸藝人的群情激昂而遭槍斃命運。但是,至少我們的“名嘴”們,是不會“苟同他們的文化取向和品位。”

  肩負著使我們民族文化走向高尚化重要使命的名嘴們,一致抨擊了電視節目庸俗化現象,他們雖然沒有王剛那樣矛頭直接《康熙來了》,但旗幟鮮明地表達了“抵製低俗化”的決心。由於“低俗”的節目往往“收視率”居高不下,又把匕首刺向了萬惡之源的“收視率”。

  一直以泱泱大國、皇家風範主持《藝術人生》的朱軍,自然對“收視率”更有說不出的煩惱。因此,強烈質疑收視率的準確性就在所難免。但收視率是什麽?是大眾趣味的反映,它代表了公眾對電視節目的好惡——即民意!對收視率的蔑視,其實即是對大眾審美趣味、價值觀的蔑視。

  剛剛從台灣采訪考察回來的白岩鬆,這次沒敢自持“品位高尚”的優越感,拿著“公眾標準”的大刀揮來舞去,他態度委婉:說它不好,得謹小慎微;說它好,反而大張旗鼓。我們一定要堅持學術自由,要允許個人對藝術有勇氣、空間表達自己的看法。

  盡管他不敢想像大陸媒體會變成那個樣子,但他也存在擔心,主管部門因為娛樂節目有一些模仿,有一些低俗化而被人提意見後,就馬上對一些節目一棒打死,這應該有一個界限。

  娛樂,目的是讓受眾快樂。好萊塢大片如此,寶萊塢電影也是如此,無論是美國的中產階級,還是印度的勞苦大眾,人人都需要快樂。我們當然不需要聽放屁或看做馬桶,但我們更厭惡公眾人物在鏡頭前正人君子似的說套話、廢話和假話!假如在最能反映民意的收視率麵前還不能清醒,動輒為新生事物驚詫進而揚言封殺,說穿了,就是對自身文化的深深自卑。 伊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