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心厚澤留人間

已經在網絡上讀到前中宣部部長朱厚澤病逝的消息好幾天了，近些日子心裏總在念想這個好人的名字。

對朱厚澤這個名字有印象，是因為“馬丁事件”。在追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曆程時，人們會偶然提起這個當年頗受關注的事件。我們那時是遠離京城的小人物，雖然感受事件漩渦的波瀾，但對中共高層如何醞釀政治風暴的內幕並不了然。後來對這段曆史有心的人把這個事件理了理來龍去脈，我把徐慶全的文章節選在這裏：

馬丁的文章通過這樣的轉載，引起了高層的注意。 

在１９８６年２月召開的一次企業管理會議上，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鄧力群對《工人日報》發表馬丁文章提出了批評，說這是“高層次的精神汙染”，是“典型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而送達中央領導案頭的《國內動態清樣》，也引起了關注： 

１９８６年２月２２日，薄一波（時任中顧委副主任——引者）批示說：“啟立同誌（胡啟立，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引者）抽空一閱。是否請厚澤（朱厚澤，時任中宣部部長——引者）同誌把各方議論綜合起來，研究一下。建議將馬丁文章和這篇清樣一起送中央政治局、書記處、中顧委常委一閱。此件閱後仍退我。”

２月２３日，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批示說：“啟立同誌：建議將此件印發中央參閱文件。原文所引工人日報文章，因住院不便查找，希中辦代查附後，但此件意義之重大遠超出一兩篇文章之上。當否，請酌定。”

２月２４日，胡啟立批示說：“按喬木、一波同誌批示辦。”

這幾個批示的意思有所不同。薄一波的批示很具體，中宣部很容易照辦。胡喬木的批示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話：“但此件意義之重大遠超出一兩篇文章之上。”顯然，把馬丁的文章看得更嚴重一些了。 

至此，馬丁的文章似有不斷升級之勢。但是，事態卻沒有進一步擴大。這得感謝從另一個渠道給中央送材料的秦柳方。 

秦柳方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的一位老資格研究員，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就是一位較有名氣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建國以後繼續從事經濟研究。進入八十年代，他對改革中不斷突破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理論一直抱批評態度，並認為這是經濟領域內的自由化，一直注意搜集這方麵的材料。１９８６年２月，他給中央寫了報告，選了幾篇他認為是經濟理論研究領域有自由化觀點的文章附在後麵，其中之一就是馬丁的文章。秦正是從新華社《參考資料》上收集到馬丁文章的。 

秦柳方的報告打印後，分送胡喬木、鄧力群和胡繩等人。３月１日，胡喬木把這個材料批給了時任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和國務院主要領導人。他在批示中說：“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秦柳方同誌日前寄來一信反映經濟理論的一些情況，作為一家之言，還值得看看，此件原已分送力群、胡繩同誌，故不再報。原附件較多，從略。”

３月３日，國務院主要領導人對秦柳方的報告作了批示：“批判經濟理論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現在更需要的是大膽探索。”胡耀邦表示同意。由於兩位領導人的幹預，馬丁文章在高層引起的震動就此終結。

但是，新聞界和經濟學界卻依然餘波震蕩。 

前麵說過，新華社兩份“內參”對馬丁文章的報道來源於《中報》，沒有核對原文，卻引起了高層的關注，這就讓發表原文的《工人日報》和忠實轉載原文的《北京周報》和《新華文摘》受到了很大的壓力——按新華社以訛傳訛的轉載，馬文如果有問題，首發和轉載馬文的報刊就要承擔責任。事實上，在馬丁文章紛紛揚揚之際，“大家都好似犯了什麽重大的政治錯誤，感到很大的壓力”。多年以後，當時任人民出版社總編輯的張惠卿對此仍記憶猶新。他對筆者說：“那時正是大反所謂精神汙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之際，我社也包括《新華文摘》不久前曾因其他問題受到過胡喬木的嚴厲批評剛剛平息下來，誰知又出來個‘馬丁事件’”。 

因此，這幾家報刊覺得有責任、有義務要求新華社澄清事實。 

《北京周報》兩次去信新華社，說明事實真相，要求予以更正。３月１３日，又給中宣部外宣局呈上報告，說明馬丁文章的原委，要求新華社就此作出說明。報告指出：作為中央重要耳目的《國內動態清樣》編者，把這樣一篇與事實根本不符而分量又很重的批評文章，刊登在《清樣》上，而且此件還要轉發給所有政治局、書記處成員。據了解，這份《清樣》已在閱讀該刊的各方麵領導同誌中引起強烈的反響。如果此事不作澄清，不僅馬丁同誌本人，而且中國的經濟學界，都會在中央和各部門領導同誌中留下錯誤印象。《清樣》在編者注中說明：“紐約《中報》的社論是根據英文《北京周報》的介紹寫的。引文與馬丁文章的原文有出入。”言下之意是，那些很有問題的話引自《北京周報》。其實，如果《清樣》的編者能在寫這個注前核對一下《北京周報》的譯文，或者哪怕打電話向我們詢問一下，就會發現《中報》的社論並不是根據《北京周報》的譯文，而是根據了歪曲了的外電報道寫的。 

報告還說：一位叫齋藤洋太郎的日本讀者也發現《朝日新聞》歪曲了《北京周報》刊載馬丁文章的內容，充當反共的宣傳工具，希望《北京周報》要求《朝日新聞》做出處理。報告意在說明，《清樣》的編者們的責任心，恐怕連這些正直的日本人都不如。 

３月１４日，主管《新華文摘》的人民出版社也在給中宣部的報告中說： 

一、馬丁的《當代我國經濟學研究的十大轉變》，文中列舉的十個方麵的轉變，是對經濟體製改革以來我國經濟學研究狀況和發展趨勢的概括，是和實際情況基本符合的。馬文的觀點和對一些問題的分析，從總體上來看，也是比較中肯的，並不存在如紐約《中報》所批評的這類問題。 

二、《中報》對馬文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指摘馬文認為《資本論》不能提供解決今日問題的“現成答案”，因此已失去了“有效性”；二是指摘馬文主張“大膽引進”凱恩斯理論，以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現成答案”。 

報告說：關於第一個問題，馬文中也根本沒有《資本論》“已失去了有效性”這樣的話。而就一些具體的經濟問題在《資本論》中找不到現成答案與《資本論》已失去了有效性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關於第二個問題，馬丁對西方經濟學的觀點是：１、從本質上來說仍舊是庸俗的和非科學的；２、但它還有合理的和有價值的成分；３、對一些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應采取科學地批判、分析、借鑒的態度。原文中根本沒有“大膽引進”凱恩斯理論，“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現成答案”這種提法，《中報》的批評越出了馬文的範圍。《中報》隻用了“據報道”三字就據此發表議論，進行批評和指摘，而新華社摘發時在編者按中卻說，紐約《中報》的社論是根據英文《北京周報》的介紹寫的，顯然是失實了。 

這兩家的報告送上去後，中宣部有關領導顯然作出了指示（盡管我們並不知道內容是什麽），因而有了這樣的結果：３月２１日出版的第６２４期《國內動態清樣》，以《日本報紙報道〈北京周報〉的文章有歪曲，紐約〈中報〉對馬丁的批評不科學》為題發了消息，對該刊第３８０期的歪曲報道予以糾正。 

當年時任中宣部部長的正是朱厚澤先生，走馬上任不到一年。我翻閱了86年寫給父母親的家信，記載了這些事：3月22日中宣部召集北京理論界著名學者專家座談馬丁文章；5月間馬丁受邀赴京參加“雙百方針”三十周年紀念會；7月朱厚澤在文化部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上發言說：“對於跟我們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觀點，是不是可以采取寬容一點的態度；對待有不同意見的同誌，是不是可以寬厚一點；整個空氣環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寬鬆有彈性一點。”

朱厚澤堅定又不張揚地為新聞界和理論界鬆綁，他的“寬鬆，寬容，寬厚”的思路和作為，為他贏來“最開明的中宣部長”的美譽，卻也使他成為任期最短的中宣部長。1987年胡耀邦黯然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朱厚澤隨之離開中宣部。朱厚澤在離職感言時說：“我來中宣部一年，這些工作的是與非，由曆史來評說吧！”

遺憾的是，中國的言論新聞自由在過去二十多年裏沒有多少進步，還有了新的禁區，人們仍然不能坦然地談論那段曆史和人物。中國依舊是人治的社會，我們經曆的馬丁事件恰好發生在中共曆史上不多的小陽春時期，僥幸躲過無數中國知識分子遭遇的文字獄。事後長兄說馬丁是“吉人自有天相”。可歎的是，當年為馬丁解圍的中共高層開明官員卻沒有我們的幸運，朱部，胡總，趙丞相繼被整肅，晚景黯然，成了一代悲劇英雄。

朱厚澤先生辭世後有幅挽聯：國運民瘼終生相伴，仁心厚澤永留人間。仁者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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