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舟靜泊聽濤聲
讓心之船隨思緒漂流，靜息聆聽歲月流淌的歌
近年來，西方的「知識分子論」再度成為新的顯學，而這波知識分子的理論研究，無論在概念與視野上，都和以往不同。主要聚焦在所謂「公共知識分 子」（Public Intellectuals）的角色、失敗、以及社會變遷的相互關係，最後當然是希望藉著這些探討，而讓公共知識分子們以一種新的形貌再度走回曆史的舞 台，創造出更均衡、更有價值關懷的社會。
在「知識分子論」的理論研究上，這是一次大轉向與大複興，而開啟這波新潮流的不是別人，就是雅各比於一九八七年所出的這本《最後的知識分子》。本書 的原著迄今已整整二十二年，我們到了現在才有中文翻譯，這實在是遲到太久，但若因此書的翻譯而讓我們急起直追，趕上「知識分子論」的課題，也重振我們這個社會的社會及價值關懷，那還是有意義的。一個知識分子缺席的時代，註定了不會是個好的時代，這種征候在今天的台灣已愈來愈清晰可見。
在進入這本近代極為重要的著作之前，首要之務乃是讓我們體會雅各比教授寫這本書的心情。對美國知識分子史有理解的人都知道，在二十世紀中葉之前，美國與歐洲甚或全球相同，知識分子都扮演了「啟蒙」和「前鋒」的角色。以美國為例，乃是知識分子們都是以在野之身辦雜誌、出書、寫文章或演講對公眾發表意見。由於這種工作挑戰大，且必須接受公眾檢驗，因而這些知識分子多半到了後來能在學問上成一家之言，而且談起問題來也能切事並造成公眾的共感。在美國曆史上著名的所謂「紐約的才子才女幫」，即出了大批我們耳熟能詳的大字輩知識分子。當然也有許 多當時的大字輩知識分子出身校園，但他們也和出身非學院的相同，能問學求知以及發表公共評論兩者得兼。我們熟知的名字如丹尼爾．貝爾、蘇珊．桑塔格、米爾 斯、高伯瑞、孟福德、艾德蒙．威爾遜、艾文．侯伊……等皆屬之，這也就是說，以前是有「大牌知識分子」的時代。
但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種有「大牌知識分子」的時代即為逐漸淡出。在概念上這是一種知識分子的「衰退時代」，又被稱為知識分子的「敗北時代」（Defeatism）。就全世界範圍而言，我們可以說，自從羅素、沙特等人相繼逝世後，全世界已不再有那種以打天下之不平為誌業的知識分子了！
而這種情況的造成，當然不是沒有原因的。二戰之後的美國，從戰後複員起，大學即快速擴張，許多不在校園的知識分子皆因此而進入校園，此外，戰後的城 市空間改造、郊區開始形成，也壓擠掉了傳統知識分子的活動空間；而新的傳媒出現，也壓縮了公眾意見的表達，簡要而言，那就是戰後的發展，乃是對知識分子進 行收編、吞噬消化、或是驅逐的過程。知識分子已逐漸的被邊緣化，除了這種邊緣力量和趨勢外，我們也不能疏忽了知識分子本身也在自我邊緣化。知識分子們在進入校園後，服膺新的遊戲規則，隻會關心一些瑣碎的小問題，對公眾議題已缺乏觀照及掌握的能力，這叫做「引人注意的瑣碎」（conspicuous trivility），它的意思就是很瑣碎、很花俏但卻很無意義。當代雖然有些知識分子喜歡在口頭上進行「反叛」與「顛覆」，但因為都是侷限在瑣碎的事務上，因而這種「反叛」與「顛覆」遂隻是剩下矯揉做作的外表。當代另一學者斯圖亞特．休斯遂稱之為「小調反叛」和「自慶行為」。雅各比教授則說它是種「抗議的微型政治學」，是一種「自我的泛政治，但卻反政治」，他是甚至用「政治自戀」來稱之。
麵對知識分子在「邊緣化」和「自我邊緣化」雙重壓力下的夾殺，雅各比教授當然心以為危，並試圖為這個困境尋找新的視野與出路，於是在這樣的心情下，遂有本書的出現。在本書裏，他對知識分子的角色失落做了極為深入的討論，他在本書裏提出「公共知識分子」這個後來已被充分延伸討論且已被廣泛使用的概念，其核心就是 要恢複知識分子的「公共關懷」──隻有透過「公共關懷」，知識分子始有可能向一般受教育的公眾談論他們關心的課程，從而建立起知識分子與社會間已失去的紐帶。
雅各比教授在此書之後，即再也沒有停止過他對知識分子這個課題的持續關心，後來，一九九九年他又寫了《烏托邦的終結：冷漠時代的政治與文化》（The End of Utopia: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an Age of Apathy），在此書裏，他提到了一個過去的故事：兩百年前，即一七九九年，當時法國大革命已到了嘎然而止的時刻，由於革命造成的動蕩與傷害等於褫奪了 知識分子的正當性，於是接下來的時刻，知識分子遂告退潮冷卻，人心也變得麻木冷漠。這種保守的時代氣氛也擴散到了英國，於是高度理想主意的浪漫大詩人柯立芝遂寫了一封信給另一位大詩人華滋華斯，對當時社會的抑鬱消沉表示不安，信中並建議華滋華斯：「我希望你能寫一首白話詩，給那些因為法國大革命失敗，因而 對人類的理想已放棄，並沉淪在伊壁鳩魯派的自私，退化到隻關心日常軟性事務，至於對有願景的大問題則嗤之以鼻的人。
華滋華斯一向支持法國大革命的進步價值，他受到柯立芝的激勵，遂於一八零二年寫了〈倫敦〉這首詩，詩曰：
米爾頓！你實在應當活在我們這樣的時刻，
英格蘭需要你：它已淪為一池死水的沼澤，
祭壇、刀劍、和鉛筆、爐邊，樓閣亭台這些英雄留下的財產，
已失去了英國古代內在快樂的傳統。
今天的我們已成了自私的後代人種；
啊，請喚醒我們，請重新回到我們這裏，
賜給我們格調、美德、自我及力量。
你的心靈有如星辰般長照，
你的聲音有如大海般澎湃，
它純潔如坦露的上蒼，莊嚴、自由。
你根據這道理走你自己的人生旅程，
以一種欣然的神聖態度，但你的心
卻始終揹著最基本的責任重擔。
約翰．米爾頓乃是十七世紀英國的自由先鋒：在人類的自由發展史上，乃是地位崇高的先行者，由華滋華斯在詩裏重提米爾頓，希望他的精神能重振有如死水 的時代，而雅各比教授則再提柯立芝和華滋華斯的那則曆史，這其實已反映出了他的心情──目前這個知識分子凋零，停滯得有如死水般的時代，他企圖扮演的就是時代的鬧鍾，要從沉睡中把人們喚醒。
雅各比教授著作甚多，都圍繞知識分子如何重返曆史舞台這個課題。除了《最後的知識分子》有替新的知識分子理論奠基的重要意義外，其他如《社會健忘症》（Social Amnesia）、《失敗的辨證》（Dialectic of Defeat）、《烏托邦的終結》等，也都一路深入延伸討論這個課題。根據個人多年來對他著作的理解，他之所以為世所重，乃是他的論點有著極為重要的原創 性。他不像有些學者一樣，隻是把知識分子角色的凋零歸因於社會的變遷、近代學院體製冷漠、以及逸樂文化的興起，體製的再封建化等。上述這些原因，的確發揮了一定程度的作用，但雅各比教授更強調的，乃是知識分子自我邊緣化、自己打敗自己的這個部分。他會提出「公共知識分子」這種新的概念，其實就寓有知識分子 應自我改造的寓意！
如果我們不是心中有著既定的習慣性見解，就會察覺到近代初期，由於發展程度不足，相對剝削嚴重，再加上國際關係粗糙。這些條件使得知識分子容易產生烏托邦信念，並容易把自己定位成彌賽亞。這種簡化的世界觀，的確會有助於社會動員和進步價值的凸顯，但也容易造成教條、淺薄、意識型態掛帥等缺點。進代保守勢力得以崛起、會突出技術專家角色、及貶低知識分子，其實都不是沒有原因的。當近代有些學者宣稱「意識形態的終結」時，這種話語裏即一定程度寓有「知識分子的終結」的貶義在內。
而非常令人惋惜的，乃是麵對客觀形勢的不利。知識分子並未來去深入反省、自我振作，反而是順應著這種形勢。知識分子愈來愈長於講一些有的沒的，用一 些「反叛」、「顛覆」、「反霸權」之類的字眼，但談的題目卻都花俏不實，隻對圈內小眾有自我慶祝的意義。知識分子愈來愈無法對公眾問題做出有視野的新選 擇。雅各比教授稱之為「政治自戀」、「政治獨我主義」、「知識分子從烏托邦走向近視症」（from utopia to myopia），因於知識分子不能發生作用及導正價值及方向偏差，因而係統性的問題遂日益嚴重。今天大約有百分之八十的美國人認為是國家走錯了方向，即可堪為證，這也是所謂的「零售聰明、批發瘋狂」」（Retail Sanity and Wholesale madness）。
因此，雅各比教授對當代知識分子的花俏無用可謂深惡痛絕。當代知識分子用「多元」、「歧義」這種說法來合理化他們自己的沒有方向感，也故意用連文法 都不通的文句來?扮自己的花俏瑣碎。知識分子自己不用功不努力，它們是自己打敗自己：他們無法為人代言，這種惡果有一大半是自己造成的。
因此，知識分子太烏托邦，太意識形態是過去的偏差；而知識分子搞到太近視，隻看瑣碎卻對世事讀不出道理，則是現在的偏差。而要克服這兩極的偏差，就 隻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恢複與公眾對話的能力與態度。知識分子不能大言不慚的隻看長程理想，不能看小不看大，而是至少要對中程問題做出表示，中程是理想與現實結合的中間點，它是知識分子再出發的起點，而當然，知識分子本身在知識上也必須要有更多準備了。關心中程問題，強調切事的態度與能力，建立可實現的願 景，雅各比教授謂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的立足點和出發點在此！
近二十年來，我對雅各比教授的著作極為注意，認為他的知識分子理論必將對當代全世界發揮先導作用。而事實也證明如此。當代思想界的知識分子理論近年 來有了極大的開展與反省，人們對「公共知識分子」這個名詞也開始朗朗上口，這一切都是拜雅各比教授之賜。當今的台灣，由於社會及體製的變遷，我們其實早已進入了知識分子邊緣化的階段。我們的知識分子不用功、不關心，對許多瑣碎的事務有變態的執迷，也常會耽溺在花俏無意義的題目上自我感覺良好。美國知識分子必須奮起，台灣知識分子亦然。這也是讀雅各比教授著作應有的認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