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智慧的地方

汪丁丁：在有智慧的地方沒有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

這標題是他說過的一句話，我很喜歡，喜歡它的豐富涵義，就用它做了標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克裏希那穆提《最初和最終的自由》，於自強、吳毅譯，史芳梅校，第147頁，我讀到了這句話：“僅當我們有智慧的時候，民族主義才會連同它的危害性、它的苦難及世界性的爭鬥，一起消失。”接著，在同一頁，我讀到了這句話：“當智慧存在的時候，作為一種愚蠢的形式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才會消失。”

早期的哲學家和立法者，例如洛克和邊沁，列舉過人類的數十種主要情感，其中沒有“民族主義”情感，雖然這種情感在中世紀晚期或近代初期就已經萌發。民族主義是在現代才變得強烈起來的，伴隨著“上帝之死”和“民族國家”的崛起。為什麽現代人會有民族主義情感？克裏希那穆提的回答最為直截了當：“對那些覺得自我擴張是重要的人來說，與更大的東西認同，在心理上是一種必須”（中譯本第146頁）。因為你覺得渺小由此而覺得自卑，所以你自卑的靈魂要尋求與一個更大的“自我”結合，那就是民族和民族國家。

從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哈耶克反對“集體主義”，因為就他的經驗而言，從未有過什麽“集體智慧”，在有集體主義的地方，隻有普遍的平庸。許多學者認為，哈耶克的經驗與判斷或許可從日本人在1960年代以後的“奇跡”得到修正，雖然我對這一點持著懷疑態度。因為即便在日本人的經驗中，創造性的源泉也仍然來自個人。對人類頭腦而言，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重要的思想和理念總是在單個頭腦裏形成的。對話與社會交往對思想和理念的形成極端重要，但它們仍是外在的，它們無法代替單個頭腦裏發生的創造性過程。

既然如此，為什麽還有“集體主義”？因為，我覺得，隻要還有個人主義，就一定還有集體主義。在中文寫作中，我不能認同任何一種“主義”。雖然，注意，在英文寫作中，哈耶克鼓吹個人主義——他在一本重要文集（《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的第一章，向我們解釋什麽是“真的個人主義”以及什麽是“假的個人主義”。考慮到中文和英文在閱讀和理解方麵的重要差異，我不反對哈耶克鼓吹“individualism”就如同我不反對阿羅和布坎南提倡“方法論個人主義”一樣。與英文不同，“主義”在中文裏有更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

在生命的演化過程中，個體性確實日益凸顯，從最初發生的細胞群落，到植物（集體主義的原型），再到動物（個體主義的原型），最後到信仰更高級存在的個人。物競天擇，我們看到個體性越受到尊重，個體所組成的群體就越可以成功繁衍，直到今天，個體性最受尊重的人類群體，已經覆蓋了地球，開始向地球之外繁衍。與此同時，請注意，群體內的每一個體的智慧程度也變得越來越高級。這意味著，智慧程度與個體性受到壓抑的程度之間呈現負相關性。

自由（freedom），最初的起源應當是另一個單詞——“自性”（autonomy），源自希臘。自性意味著獨立和自治，因此與“個體性”（individuality）有密切的親緣關係。

在拉丁語傳統內，自由就是個體性的解放，從受壓抑狀態中解放出來。惟其如此，“自由”才從“autonomy”轉化為語詞“freedom”——解除奴隸契約，使其成為“自由人”。

自由了的個人，可以有更高的智慧。以上是西方人根據他們自身的經驗能夠告訴我們東方人的看法，或許也是最重要的看法。在我們東方人的經驗中，事情總要被弄得更微妙也更複雜一些。例如，我們對集體主義持有一種複雜的心情，這種複雜的心情讓我們既不希望拋棄它也不希望鼓吹它。又例如，我們對個人主義持有類似的複雜心情。總之，我們被我們所處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千年未有之變局”所帶來的各種力量搞得暈頭轉向，不知道如何是好。每當這種情形發生時，我們總要借助於傳統智慧，尋求中庸之道。在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之間，什麽是中庸之道呢？這問題在西方人看來很愚蠢，因為，在他們的演化經驗中，怎麽會有人要尋求“智慧”與“愚蠢”之間的中庸之道呢？亞裏士多德會嘲笑說：這句話本身就自相矛盾。

克裏希那穆提是印度思想家，用英文向西方人布道，深得諸如赫胥黎爵士這類西方思想家的推崇。印度文化與我們中國文化之間，有維特根斯坦所謂的“親緣關係”，於是一位如此受尊重的印度思想家的布道很難被任何一位中國人說成是完全來自西方文化的，雖然，我們也明白，印度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古代伊蘭人占領恒河流域之後）仍屬於“兩河文明”，與另外兩大古代文明分享同一起源。關於這一看法，我存有一絲絲懷疑，因為我喜歡想象，我希望將來考古學家能夠發現，古代中國與兩河流域之間的交往，曾經密切到不可忽略的程度。

不論如何，假如我對西方人的演化經驗表示了懷疑的話，那麽我更願意相信克裏希那穆提的經驗。而他的經驗之一，如開篇所引，就是他相信凡智慧程度足夠高級的地方，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都不複存在。這一看法的等價表述是：當群體內的個體平均而言足夠愚蠢時，就湧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感。

斯密和康德，先後表達過“世界公民”的理念。這一理念最初來自斯多亞學派——馬克思和恩格斯曾說它是“基督教的舅舅”，以它自身的傳承，它影響了斯密，以“舅舅”的身份，它影響了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