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

《思想者十八題》序    餘英時

劉再複兄這部《思想者十八題》集結了他十七年“漂流”生活中的採訪錄和對談錄，用他自己的話說，各篇的“共同點是談話而不是文章”。“談話”的長處不僅在於流暢自然，而且能兼收雅俗共賞之效。十八題中的論旨在他的許多專書中差不多都已有更詳細、更嚴密的論證，但在這部談訪錄中則以清新活潑的麵貌一一展現了出來。不但如此，談者“直抒胸臆”，讀者也感受到談者的生命躍動在字裏行間。再複一再強調，這十七年來他進入了“第二人生”。這句話的涵義隻有通過本書才能獲得最清楚的理解。   

在對談錄的部分，我特別要提醒讀者注意他和高行健、李歐梵、李澤厚三位朋友的對話。這是思想境界和價值取向都十分契合的“思想者”之間的精神交流。盡管所談的內容各有不同，但談鋒交觸之際都同樣迸發出思維的火花。在這三組對話中，2005年《與高行健的巴黎十日談》使我感受最深。他們不但是“漂流”生活中的“知己”，而且更是文學領域中的“知音”。他們之間互相證悟，互相支援，互相理解，也互相欣賞。這樣感人的關係是難得一見的，大可與思想史上的莊周和惠施或文學史上的白居易和元稹，先後輝映。再複十幾年來寫了不少文字討論高行健的文學成就。無論是專書《高行健論》或散篇關於《八月雪》劇本的闡釋，再複都以層層剝蕉的方式直透作者的“文心”，盡了文學批評家的能事。這是中國傳統文藝評論所說的“真賞”，決非浮言虛譽之比，更沒有一絲一毫“半是交情半是私”（王漁洋句）的嫌疑。在《巴黎十日談》中，高行健先生對再複兄說：

出國後你寫了那麽多書，太拚命了。光《漂流手記》就寫了九部，這是中國流亡文學的實績，還寫了那麽多學術著作。前幾年我就說，流亡海外的人那麽多，成果最豐碩的是你。你的散文集，我每部都讀，不僅有文采、有學識，而且有思想、有境界，我相信，就思想的力度和文章的格調說，當代中國散文家，無人可以和你相比。這都得益於我們有表述的自由。更關鍵的是你自己內心強大的力量，在流亡的逆境中，毫不怨天尤人，不屈不撓，也不自戀，而且不斷反思，認識不斷深化，這種自信和力量，真是異乎尋常。你的這些珍貴的文集呈現了一種獨立不移的精神，寧可孤獨，寧可丟失一切外在的榮耀，也要守持做人的尊嚴，守持生命本真，守持真人品、真性情。僅此一點，你這“逃亡”就可說是此生“不虛此行”，給中國現代文學增添了一份沒有過的光彩，而且給中國現代思想史留下了一筆不可磨滅的精神財富。

在這短短兩三百字中，高行健為再複的“第二人生”勾勒出一幅最傳神的精神繪像，不但畫了龍，而且點了睛。這也是建立在客觀事實之上的“真賞”，決不容許以“投桃報李”的世俗心理去誤讀誤解。

本書定名為《思想者十八題》，可見再複是以一般“思想者”而不是文學專家的身份，向我們訴說他這十幾年來的心曲。所以下麵我也將論點轉移在“思想者”的範圍之內。我對於現代文學是十足的外行，論點的轉移反而使我可以在常識層麵上說幾句與本書相關的話。

再複有一段論八十年代的話值得玩味：從世俗社會的角色上說，八十年代我是時代的寵兒，是文學研究所的所長，是全國政協委員和青聯常委。而現在則什麽都不是，沒有任何世俗的角色，隻是一個漂流的學者，一個精神的流浪漢，一個過客，一個充當“客座教授”的過客。生活的基調不是“轟轟烈烈”，而是“安安靜靜”。對於世俗角色的落差，往往會使人產生心理上的不平衡，以至產生心理危機，在危機中又產生痛苦與焦慮，這是難以避免的。在剛出國的頭一兩年，我也常有不平衡，常有孤獨的焦慮，人生的上下半場好像銜接不起來。但是，在讀書與思索中，我沉靜下來了，第一第二人生逐漸銜接起來了。這裏的關鍵是我終於真正意識到世俗角色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內心角色，是內心那顆真實而自由的靈魂。八十年代最寶貴的效應，是大時代激活了我的內在世界，從根本上打開了我心靈的門窗，而且喚醒了我的反思世界與反觀自身的熱情與能力。

這是一番很忠實也很透徹的自我解剖，再複作為“思想者”所經曆的無限艱辛都包括在其中。讓我試作一點分疏。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是再複的第一和第二人生之間的分界線，這是再清楚不過的事。他用“轟轟烈烈”和“安安靜靜”來分別概括這兩個人生階段。我們也可以說，他的第一人生是“驚天動地”，第二人生則是“寂天寞地”。一個人在一夜之間從“驚天動地”掉進“寂天寞地”，他在心理適應方麵所必須克服的困難是不可想像的。以再複而言，我認為他至少經曆了三個層次的精神奮鬥，而且一層比一層更困難。

第一層困難便是他所說的從“世俗社會的角色”轉變為“內心角色”。“所長”、“政協委員”之類“角色”在“黨天下”體製下擁有與之相應的巨大權力，這在常態的現代社會中是難以想像的。再複自己便談到克服這一層困難的過程，他說：到西方後才覺得，哎呀，這個“自由”多麽累，我們原先什麽都靠組織，什麽都是組織幫解決，出門它幫我找汽車，出國它幫我買機票，特別是我當時是研究所長，辦公室裏行政人員多，很方便。到美國來可不行了，什麽都要靠自己。這才覺得西方這個大自由社會，沒有能力，就沒有自由，我害怕，我要逃避自由。但是這就逼著我成長了，所以我說第二人生，自己能力成長了。我必須強調：盡管孔子早就說過：“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詩人也能“紅顏棄軒冕，白首臥鬆雲。”但親曆其境，毅然在良知與人欲之間作出明確的抉擇畢竟不是很容易的事。再複在漂流一兩年之內便能“調停得心體無累”（王陽明語），這便充分印證了高行健的觀察：他確實具有“內心強大的力量”。

第二、《易經》說：“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八十年代是“黨天下”五十多年中僅有的一次短暫的“天地變化，草木蕃”時期。事實上，這隻是曇花一現的幻境，因許多曆史因素的偶然湊泊而成——這裏不可能也毋需展開討論。但不可否認地，在此一剎那幻境中，中國大陸上確出現了一番“驚天動地”的景象，再複便是當時“驚天動地”之一人。最近《紐約客》上有一篇《北京來鴻》，因《告別革命》一書而回顧了八十年代再複和李澤厚兄的文化功績：他們兩位光芒四射，分別在文學界和思想界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見Jianying zha, Letter from Beijing: Enemy of the state, New Yorker, April 23, 2007, p. 53）在《關於文學的主體間性》中，對談者楊春時先生曾這樣概括他們兩位當時在思想上“驚天動地”的作用：現在回想起來，在你（按：指劉再複）寫作《論文學的主體性》之前，學術界就已經對反映論和意識形態論進行了批判，但是還沒有找到一個堅實的理論體係……。所以當時李澤厚先生的“主體性實踐哲學”一提出來，就引起廣泛的重視。李先生的功績就在於提出了一個理論係統，給思想啟蒙提供了一個理論根據。記得一九八五年我們曾經談起李先生剛發表的那篇《康德哲學與主體性論綱》，感到很受啟發，並考慮用主體性來建構新的文學理論。而不久你就發表了《論文學的主體性》，並引起了轟動和全國範圍的大討論。但是我也注意到，你對主體性理論的發揮，有自己的創造。你講的文學主體性與李澤厚先生的實踐主體性有所區別，並不是簡單移用。

由此可知，再複和澤厚當時所說的，都是人人心中想說而又說不出來的話，因此文章一發表便“引起了轟動和全國範圍的大討論”。所以八十年代正是再複的生命力最旺盛也最發皇的階段，無論就學問或思想說，達到了“道必充於己，而後施以及人”（程伊川語）的境界。讀者或聽眾對他的文字或言論的熱烈回響也成為他的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因為他這時的生命已與“天地變化，草木蕃”融為一體。但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後，中國大陸又重回“天地閉，賢人隱”的死寂狀態，再複也被迫而成為一個“漂流者”；在漂流中他雖然不斷地寫作，然而孤雁離群，再也引不起“轟動”或“全國範圍的大討論”了。克服這一層次的寂寞之感比拋棄“世俗社會的角色”也不知道要困難多少倍。試聽聽他在二○○六年答“故鄉”之問的話：此時此刻，我的筆下就是我的故鄉，我心中原初那一片淨土就是故鄉。……我的快樂不在於我的作品的發表，或是外部的評價，或是轟動效應。我的快樂，我的滿足，就在表述的此時此刻。（林幸謙《生命向宇宙敞開》）

這是大徹大悟以後的證詞，他終於超越了“發表”、超越了“外部的評價”、更超越了“轟動效應”。用孔子的話說，這是“人不知而不慍”；用莊子的話說，這是“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但是再複最後能達到這一境界顯然是經過了長期的內心掙紮。這就直接通向他在第三層次的精神奮鬥：怎樣回到“心中原初那一片淨土”？

再複在第三層次的徹悟是他整個心路曆程中最長也最艱苦的一段。我推想其始點大概在“文革”時期。他回憶在“文革”中“看到批判　逍遙派，心裏就發顫。”（《知識分子的第三空間》）這似乎顯示，他那顆在“黨天下”意識形態中囚禁了幾十年的靈魂開始躍動了。八十年代《論文學的主體性》已是靈魂覺醒到相當明朗階段的正式表述，然而還沒有抵達終站。一直要等到漂流以後，在巴黎和高行健互相印證，歸宿於慧能的禪境，再複的心靈才真回到了“故鄉”。從此他口中筆底常見“悟”之一字，這決不是偶然的。

用人人都能當下領會的話說，這個心靈的“故鄉”其實便是個人自由。再複宣揚“文學的主體性”時，他已正式肯定了個人自由是一切創作的源泉，不過“主體性”的概念借自康德，還沒有和中國文化傳統掛上?。等到他在禪悅中獲得“大自在”，他才走完了最後一程。

列寧說，“文學藝術是整個革命事業的齒輪和螺絲釘。”這是對個人自由的最徹底的否定，所以生活在這一原則支配下的文學家、藝術家，創作生命便完全終結了。在列寧、斯大林體製下如果仍有人能維持創作生命，那麽他或她必須以無比的勇氣去堅持個人的自由。前蘇聯的帕斯捷爾納克（Boris Pasternak）便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一九四五年他正在撰寫《齊瓦哥醫生》，他對來訪的柏林（Isaiah Berlin）說，他對於個人自由的信仰是從康德的個人主義中得來的。（見Isaiah Berlin, "Conversations with Akhmatova and Pasternak", in 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New York, 1998, p. 529）這和四十年後再複的經驗豈不是先後如出一轍？但是我要特別指出，再複掙脫“黨天下”的精神枷鎖，找到個人自由，他所踏出的每一步都佈滿荊棘，恐怕是俄國作家也難以想像的。這裏必須略略回顧一下俄國作家的處境。

一八四七年七月十五日貝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y）在《給戈果爾的公開信》（Open Letter to Gogol）說，帝俄專製下，整個社會是一片死寂，然而反專製、反東正教的文學卻一直生氣勃勃。所以作家的使命受到社會的尊敬，人們都把俄國作家看作是僅有的領袖、保衛者和救星。貝林斯基在俄國文學界的地位很像中國的魯迅，他的話是有份量的。這就是說，俄國早在十九世紀中葉便已形成了一個與政治權勢相抗的文學傳統。十月革命之後，絕大多數的文學家和藝術家都拒絕接受布爾什維克的專政，新政權召開作家會議，往往隻有四五人或七八人到場，情況十分難堪。高爾基是列寧的朋友，因此曾和布爾什維克合作，但仍然時時對新政權發出嚴厲的批評。列寧因為重視他的支持，不得不予以容忍而已。黨對於作家的控製，自然日益加強，從列寧到斯大林無不如此。所以不少作家流亡國外，多數則飢寒交迫而死。高爾基早期曾保護了一部分作家，但也沒有能支持多久。令人詫異的是：在整個二十年代，俄國作家群在保衛文學自主性和作家自由方麵，仍然毫不妥協，盡管其中不少人對新政權並不持敵意，有的甚至還抱?同情的態度。（可看Richard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New York: Afred A. Knopf, 1993, pp. 286-7; 298-303）我想這隻有一個解釋，即俄國文學界的精神傳統十分強大，即使是列寧和斯大林也隻能作到表麵的控製，而不敢徹底摧毀其精神。

這一推想在前引柏林與俄國作家談話錄中更得到進一步的證實。一九四五年柏林和不少俄國作家——特別是帕斯捷爾納克和著名女詩人阿赫瑪托娃（Anna Andreevna Akhmatova）交談時，他們都能毫無忌憚地傾訴久被壓抑的情感和思想。柏林注意到，所有接談的作家都從不用“蘇聯”兩字，隻稱“俄國”，可見他們並不認同於布爾什維克政權。帕斯捷爾納克還鄭重聲明，他雖然存活下來，卻並未向當局屈服。很顯然地，向當局妥協，在他看來是最大的恥辱。柏林和女詩人的長夜交談還造成了重大政治事件，因為引起了斯大林的憤怒。然而她事後也沒有受到嚴厲的懲罰。一九六四和一九六五年，蘇聯當局還允許她到意大利領取文學獎，到英國牛津大學接受榮譽學位。總之，俄國作家雖然被剝奪了發表的自由，他們的精神卻未被徹底摧破。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傳統在後麵支持?，這種情形是不可想像的。

在前蘇聯的對照之下，我們才能體會到再複找回他那顆“真實而自由的靈魂”，是多麽艱辛的一段旅程。《西遊記》裏的唐僧經過八十一難然後才“九九歸真”，再複的心路曆程正可作如是觀。中國現代文學的曆史短淺，並未形成一個與政治權勢相對抗的傳統。一九四九年以後，除了胡風曾奮戈一擊，爭取創作的自由之外，其餘的作家，無論情願還是不情願，都已淪為“革命事業的齒輪和螺絲釘”——這也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強調的論點。胡風的上書則恰好給毛一個直接懲治作家的機會。毛與列寧、斯大林不同，對中國傳統中的“誅心之論”有極深的認識；他知道中國文人、士大夫往往“口是心非”，在征服者的麵前常持一套“身降心不降”的對應之道。因此列、斯隻要製服作家的身體及其行動便已滿足，毛則更進一步，要他們“交心”，非把他們的靈魂弄得支離破碎不肯罷手。再複從小便在“黨”的意識形態的全麵包圍下成長起來，而且包圍得密不透風。因此他不但對“共和國”“充滿感激之情”，而且“熱愛紅旗下的生活”；他的紅領巾一直戴到十八歲，比別的孩子多三年（見《人生分野與三項自由》）。等到他的靈魂開始覺醒的時候，舉目四顧，則全是一片精神廢墟。他在這樣的條件下竟能一步一步地由“漸悟”走到“頓悟”，而且“悟”得如此徹底，實在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再複《思想者十八題》即將問世，他要我寫幾句話在前麵，作為介紹。我細閱全稿，決定把他從“必然王國”回到“自由王國”的一段經過發掘出來，聊為讀者之一助。最後讓我引百丈懷海禪師答弟子之問，以終此序：

問：“如何得自由分？”師曰：“如今得即得。”（《五燈會元》卷三）

如何參透此禪機，是在善解者。 

 

於普林斯頓

二○○七年五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