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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閱讀主張

(2007-09-18 14:16:20) 下一個

追懷文化熱情高漲的八十年代,自然會想到南京大學南園。初次走進南園是一九八一年的冬天,在那裏與戀人約會。那時我是醫學院三年級的學生,眼眉有些清高,閱讀口味有點西方。在西潮澎湃的閱讀海洋裏,我有意無意地走進了既有書卷氣又有青春活力的南園,結識了一批優秀的讀書種子。最近讀到這篇《八十年代的閱讀主張》,覺得文章非常真實地描述了那個熱情激越的閱讀歲月和創造時代。

八十年代的閱讀主張

未來的曆史學家在回顧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完全有可能認為,閱讀是那個時代最為色彩斑斕的底色。毫無疑問,曆史學者在為那個時代總結一些簡明的特點時,可以把其稱為開放的時代、改革的時代、思想衝突的時代,同樣,也可以稱其為閱讀的時代。

對於許多在80年代有過閱讀經曆的中年人來說,最難以忘懷的恐怕就是那些難得的自由閱讀的宏大場景。那時他們正處於所謂思想上的“斷乳—反叛期”,即精神饑渴而青春的能量卻急需釋放的時期。一方麵他們麵臨著一個破碎的思想世界;另一方麵思想解放運動也為他們騰出了思考的空間。伴隨著開放潮,一批數量極其巨大的外國作品如洪水一般洶湧而入,一下子讓他們看到了如海一般遼闊的書的世界。
 
對那時的人而言,許多閱讀的選擇似乎都深受此時期中國出版界大規模翻譯出版國外學術著作的影響,可以說,就出版業而言,這是自“五四”以後最大規模的一次翻譯出版西方學術著作的行動,牽涉到近現代20世紀西方的主要思潮。其中最為著名的首推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300種,還有北京、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翻譯介紹20世紀西方人文學術的“學術文庫”與“新知文庫”係列。
 
在這次出版業大規模翻譯行動中,從難度極高的大部頭“天書”——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薩特的《存在與虛無》,到直接引發了80年代“新權威主義”爭論的亨廷頓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女權主義理論家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統統涉及。以至有人說,正是這一時期的出版,構成了80年代整個社會變革的重要精神資源。至今,我還能夠隨口叫出許多在80年代的閱讀時尚中一再成為被熱烈追捧閱讀之書的書名:匯編的《薩特研究》、新“發現”的馬克思《1844年哲學經濟學手稿》、《第三次浪潮》、《大趨勢》、《外國現代派作品選》、“外國古典名著叢書”、“20世紀外國文學叢書”……所有這些,構成了80年代的那種如饑似渴、大快朵頤的閱讀場景。
 
事實上,由於這種以“拿來主義”為主旨的“翻譯出版運動”,亦使得此一時期的青年在閱讀趣味上呈現出驚人的相似,歸納起來,不外乎西方哲學政治學(從黑格爾、康德等人的西方古典哲學一直到卡西爾的“人學”)、西方現當代文學作品。正是這批代表著當代世界精神潮流的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構成了新時期青年世界觀形成期最主要的精神營養。
 
 
不過,要論及80年代人的思想裂變,還不可不提前蘇東國家作家的影響。因為,對80年代改革剛剛起步的中國來說,改革的最初思路仍然受到前東歐模式的影響。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思想家們的理論,成為此時中國改革思想者的重要借鑒和啟發。比如說,80年代中期,由國內多家出版社共同推出的“現代外國政治學術著作選譯”叢書中,東歐理論家的著作就占據著格外突出的位置。正是這套叢書,使國內讀者對歐洲社會主義理論家力圖調和計劃與市場,走“第三條道路”的思想淵源有所了解,對曆史上的“布拉格之春”、對波蘭的“團結工會”,有了全新的認識。
 
值得一提的是,那時候許多熱衷於政治體製研究的國內學人,對波蘭團結工會領袖瓦文薩、對匈牙利經濟學者科爾奈的了解,就如同今天的青年人對“F4”的了解一樣。換句話說,那時候,誰要是能夠多談幾句波蘭團結工會瓦文薩就會被大家所“另眼相看”,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掌握了“話語霸權”。
 
那時候還有一本令許多學人感動的讀本,是前南斯拉夫人德拉熱斯所著的《不完美的社會》。我還記得我曾經熱淚捧讀德拉熱斯《不完美的社會》的場景。在這本書裏,作者討論了宗教、帝國主義、現代科技、所有權多樣化、暴力革命、民主、中產階級等等問題,作者對這個世界具有的現實感,拒絕相信和許諾任何“完美”的社會模式,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實,《不完美的社會》這本書的書名本身,就非常契合那個年代被稱之為“憤怒青年”的人們的心態。
 
不過,此時關於蘇東國家的更大量的閱讀還是圍繞著前蘇聯解凍時期的文學作品進行的。事實上,發端於50年代後期的前蘇聯解凍文學作品,非常適合80年代那個“文藝的春天”的閱讀口味。許多人都在讀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讀《日瓦格醫生》、讀《方尖碑》。這種閱讀,使得80年代讀書界裏始終存在著一種“要講真話”的呼聲。這是因為,許多人從這批前蘇聯解凍文學作家中,看到了一種不管多麽困難也要堅持對曆史講真話的精神。我至今還記得,作為“講真話”的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說過的一句名言——擁有一個“講真話”作家的國家是擁有另一個政府的國家。我還記得有一個冬夜的晚上,我讀完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從大學圖書館內部閱覽室裏出來,走進星光閃爍的黑夜,地上覆蓋著新雪,我覺得自己好像剛剛離開了俄國的心髒,那溫暖的、跳動著的俄國心髒!此時我仍然沉浸在剛才的閱讀興奮之中,覺得自己隻要沿著這些索爾仁尼琴所指引的羊腸小道走下去,就可以一直走到俄國的盡頭,可以到達我願意選擇的任何一個世紀。我不僅可以造訪索爾仁尼琴的俄國,也可以訪問列夫·托爾斯泰作品中《安娜·卡列尼娜》生活過的俄國;可以走進契訶夫的《套中人》生活過的城鎮;也可能走進屠格涅夫作品中的《白淨草原》,可能遇上普希金坐在蘆葦叢生的河邊的涼亭裏……
 
是的,如果說對德拉熱斯的閱讀改變了我的曆史時空觀念,那麽對前蘇聯解凍文學的閱讀則帶給了我新的曆史道德評判,其對於一個民族靈魂的結構,其易腐,其高貴,其不可捉摸,開拓了新的尺度。
 
當然在那個年代,我們還有著一些“另類閱讀”,例如讀斯諾的《西行漫記》,專門去窺見“偉大領袖”的風流情史;讀《杜魯門回憶錄》,知道了朝鮮戰爭的另一種說法;《尼克鬆其人其事》、《選擇的必要》等諸多的西方領袖的傳記與理論著作又使我們感到“美帝國主義”的頭頭們並不那麽麵目猙獰,相反頗具事業心、靈活性和人情味。還有閱讀《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時的思考與感受——“宛如閃電劃過夜空”,“人民竟然如癡如醉地擁護走向毀滅之路?!”
 
 
如果檢視一下80年代的閱讀史,許多人,許多如今已經進入發福年紀的中年人,他們的書架是從80年代開始充實起來的;許多人,許多如今已經進入社會精英層麵的人,其人文性格、其閱讀傾向,也是從那時候確立起來的。正是從那時起,許多人知道了卡夫卡、安德烈·紀德、加繆、福克納和胡安·魯爾弗,知道了戈爾丁、貝克特、葉芝和艾略特,還有許多許多……今天回憶起來,仍然不免令人驚歎,天呐,我們曾經與那麽多世界級的文化精英相遇,多麽幸運!
 
雖然現在回過頭去看,那些閱讀可能比較簡單,基本上是人文主義的,更多的是基於文學的,畢竟,那是一個閱讀的青年時期。但我想,那個時候,沒有一個20歲年紀上下的青年人讀《百年孤獨》而不被馬爾克斯的語言魅力所迷醉的。我初看此書時正值一個暑期在家休假。仲夏清晨,院子非常安靜。我靠在樹上,從早晨一直讀到合歡樹收起那羽狀的葉片,讀到院子裏喧鬧起來。當然,最讓我讀得興味十足、如醉如癡的還有福克納的《喧囂與騷動》,那裏麵描繪出來的情緒,幾乎就暗含著我們那一代人的心緒。這本書是我借來讀的,當多年之後,我看到90年代版的福克納作品集時,我又買了一套,但卻再也沒有翻看過。我拿不準重讀是否會使我失望,我不想讓失望扭曲記憶,不願意相信,人一旦成熟就得否定單純。
 
80年代的閱讀是年輕的,也是瘋狂的,我還記得在80年代的那些個寒假裏,經常與幾個誌同道合的外校朋友擠在一間借來的學生宿舍裏一連幾天不下樓的苦讀生涯。外麵天寒地凍,室內電爐吱吱地作響。床上地上,堆滿了書。大家讀著,討論著,困了,就睡一會兒,起來又是讀書和討論。那種感覺,就像是在被閃電照射得忽明忽暗的人類思想密林深處狂跑。那些不眠之夜,那樣的讀書情景,至今記憶猶新。
 
後來一位在國外讀博士後的友人給我寫信比較不同的讀書生活時,曾感歎道:“我已不適於做學生,不願意聆聽教導……我真正的大學生活隻有那短短的四年”。還不無留戀地回憶了當時極有規律的讀書生活:“那一時期生活是振奮的,白天讀書,作箋記,自己為自己強行安排課程;中午到學生食堂打飯……
 
那真可以說是個思想薈萃的年代,閱讀、揣摸和交流,加上吃飯就是許多生活在校園內的讀書人80年代生活的全部。
 
那時候的閱讀是青春的、是激情的。為了表達這種激情的情緒,甚至有大把青年花掉自己的大把時間與熱情去做閱讀摘抄工作。記得我就曾把食指(郭路生)的《相信未來》抄在筆記本上來背誦:當蜘蛛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灶台/當灰燼的餘煙歎息著貧困的悲哀/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那時候的閱讀是充滿西化的,對西方現代哲學的癡迷便是一個極好的例證。1983年,中國思想界掀起“人道主義與異化”大爭論,使得薩特幾乎在一夜之間風靡校園,他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幾乎成為每個講座和討論會上必議的話題。薩特以戲劇、小說對“人”是“存在先於本質”的闡發,引起了曾經曆過個性完全泯滅的一代青年的深深共鳴。
 
那時候的讀書風氣是,你隻要思想,就不能不讀薩特的書。當時薩特已是許多大學生信服的偶像,“存在先於本質”、“自由選擇”、“成為你自己”之類,著實迷倒了一代人。應該說,在80年代青年的心路曆程中,薩特抹下了濃重的一筆。他甚至影響到一代青年的文學創作,當時中央音樂學院的才女劉索拉所寫的中國現代派小說的開山之作《你別無選擇》,便充滿了“存在”的意味。
 
還記得直到1991年,眼見著蘇東陣營解體,一時間思想界黑雲壓城,我閑來無事,還關起門來寫了一篇有關《薩特》的評述,算是作為對自己當年閱讀的紀念。
 
 
在80年代的宏大閱讀場景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前後相差半個世紀時間,從歐洲、英美一直到拉美各個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孕育出來的古典名著與現代派文學作品在幾乎同一時間段裏登場亮相。如果說現代派文學影響了這一代人開始解構原有思想價值體係的桎梏,那麽西方古典名著則幫助他們重建人性、人道情感的世界。
 
像車爾尼雪夫斯基《怎麽辦》裏的拉赫美托夫、屠格涅夫《羅亭》中的羅亭、《貴族之家》裏的拉夫列斯基、《前夜》裏的英沙羅夫、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裏的安德烈·保爾康斯基、狄更斯《雙城記》中的卡爾登、羅曼·羅蘭《約翰·克裏斯多夫》中的克裏斯多夫、司湯達《紅與黑》裏的於連、齊瓦尼約利《斯巴達克思》筆下的奴隸統帥、雨果《九三年》中的郭文將軍,這些文學人物所生活的曆史背景往往是英國革命、法國革命或俄國革命,這些人物形象往往不是革命者、愛國者就是個人奮鬥者、人道主義者,在這些文學人物身上存在著的那一顆顆永遠騷動不安的理想主義靈魂、人道主義情懷及他們的悲劇命運,都對80年代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與心緒的共鳴,因而也鋪就了80年代青年的基本底色——理想主義的執著與苦戀;對人道主義、人性美的深長的思考與不倦追求;對未來社會的遼闊想象與多元的自由思維。
 
當然談到那時候的思想閱讀,不能不提及德國古典哲學大師們。像康德、黑格爾的那些大部頭書不知擺在多少人的床頭。雖然哲學並非我所學專業,但我卻一句句讀完了《小邏輯》、《精神現象學》、《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這類黑格爾、康德所著的精神巨著,甚至自己寫起文章也是滿篇“現實的理性批判與批判的理性現實”之類。但從大學三年級起,對羅素的喜愛又引導我一步步脫離德國哲學而沉迷於科學哲學、維也納學派,羅素、石裏克、萊欣巴赫、波普爾等人明白如水的行文風格。大學畢業後的一年秋天,在西南石油學院一所房間裏,我閱讀波普爾《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記得讀完此書的那個傍晚,大雨方收,天上有一道彩虹。我心潮激蕩,不能自已,站在窗前,喃喃許久……
 
在某種意義上,80年代的社會思潮正是由於一種開放性的閱讀而形成,由下列一些人物的思想而得到發展,他們是讓-保羅·薩特、弗裏德裏希·尼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加西亞·馬爾克斯、米蘭·昆德拉,哦,還有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弗蘭茲·卡夫卡、米歇爾·福科……
 
 
80年代,中國圖書出版業最初的熱鬧不在北京,也不在上海,而在四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因出版了一套“走向未來叢書”而聞名。許多人至今還記得在“走向未來叢書”中有一本名為《激動人心的年代》的書,講述的是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那場給當代世界帶來翻天覆地變化的“物理學革命“。
 
80年代,是科學思潮流行的一個時期,包括許多文科院校,學生們的閱讀潮流亦受科學哲學的影響,選修課傾向於攻讀科學史。那時候,許多校園學生手中往往會握有一本小書——《愛因斯坦傳記》。
 
不過對於當時的許多文科學生而言,大家追讀愛因斯坦的傳記,並非要去加深對相對論的理解(有一位傳記作家說過,在科學史上,以往也許從來沒有一個先驅者像愛因斯坦和他的相對論那樣,既為那麽多的世人所知道,又為那麽少的人所懂得),而是因為大家似乎非常向往愛因斯坦時代讀書人身上所具有的那種純淨友誼、平等交往與崇尚真理的氛圍。比如像傳記中所記述的那樣,愛因斯坦還在瑞士伯爾尼郵局做一名小職員時,相對論最早的庇護者物理學大師普郎克便派他的助手勞厄親自到伯爾尼去拜訪他;比如傳記中所描寫的,在那個隻需要自行車便夠了的德國小城哥廷根,愛因斯坦與一些新結識的朋友經常在啤酒屋舉行思想聚會。科學家興趣之廣泛,從馬赫的《力學》、彭加勒的《科學與假設》到休謨的《人性論》,科學的,哲學的,統統在討論的範疇之內——他們詼諧地稱這種聚會為“奧林匹亞科學院”。而小城的普通百姓,對科學家和愛思考的大學生們又特別寬容,酒店侍者很尊重那些用菜湯在飯桌上寫各種數學符號的思想者們,市民們也不會責備那幫整夜在咖啡館裏吵鬧的大學生們。傳記作家的結論是,正是這種氣氛,還有哥廷根秀麗的風景,使一大批20世紀之初的世界才俊聚集於此,醞釀著新時代的新思想;使大學城旁邊的許多小啤酒屋裏,培育了一批後來領導著20世紀物理學革命的大師們。
 
 
事實上,在80年代的閱讀史中,閱讀圖譜是呈多樣化特征的。歐洲古典哲學思想、當代政治批判主義、科學哲學與未來學形成了一條多樣化的閱讀曲線,一批反映西方當代科學思想發展方法論的應時之作——以控製論、係統論和信息論為主要內容的“新方法論”,帶來了新的閱讀熱。許多校園內的思想者們迅速從黑格爾、費爾巴哈的古典哲學朝著科學哲學轉移,哲學係的學生,熱衷於探討的是科學哲學家庫恩的範式理論,討論科學哲學中關於試錯理論的許多命題。尤其以《第三次浪潮》為代表的未來學思想,還有“走向未來叢書”掀起的以控製論、係統論和信息論為主要內容的“新方法論”熱,它不僅使我們眼界大開,而且還使得中國新一代中、青年學者借此嶄露頭角。
 
記得當時在80年代的閱讀圖譜中,有所謂三大啟蒙導師之說(李澤厚、劉再複、金觀濤),其中看上去文質彬彬、眉清目秀的金觀濤,此時已是一位頗有名氣的思想者。他與妻子劉青峰合著《興盛與危機》一書,把80年代非常時髦的控製論、係統論引進了曆史研究,提出了中國封建社會是一個超穩定結構係統。按照金的觀點,中國封建社會,一方麵是一個巨大的穩定係統,一方麵每隔兩三百年又會發生一次激烈的改朝換代的周期性震蕩,中國封建社會時期之所以長久,就是因為在封建社會結構中,有一種社會危機發生時“自我修複機製”存在。這個觀點,為當時理論界困惑於中國封建社會何以如此之長提供了一種新穎的說法,所以引起了當時學界的矚目,並為許多思考者所接受和引用。我還記得,《興盛與危機》中這個最核心的觀點,最早是發表在一個很不起眼的雜誌《貴陽師專學報》上。我偶爾在圖書館裏查到發表這篇文章的那期雜誌,差不多已經被人翻爛了。
 
 
對那個年代讀書生活的回顧可以一次次激起那些已經不再年輕的中年人的深深緬懷之情——尤其是,時間走到21世紀,整個社會學術風尚已然大變,變得在學術思想上不思進取,變得學術形式多於內容,給人一副苟延殘喘的樣子!我完全可以想象出一位已過不惑之年的中年人,在某次與昔日同學或是夥伴聚會散場之後的情景——或是從豪華的酒店或是從寒酸的飯館裏走出來——走在喧囂或沉寂的夜色中,他可能會在內心陡然生出一絲神往,禁不住感歎昔日懸在頭頂的思想夜空何等的美好。我就清楚地記得一個情節,在某一個炎熱的夏夜午時,幾位畢業多年的同學相聚,在母校校園門口的小酒館裏大醉而歸,又意猶未盡地倒提啤酒,勾肩搭背,沿著校園湖邊走邊喝,其間不知是誰朗誦起“莽漢派”詩歌的片斷,“假如我要走,就從十萬萬人心靈上走過”,眾人高聲齊和,一路月光如水……
 
如今,在我們對這段漸去漸遠的精神閱讀史做一番考察的時候,我們便感到仿佛是在走過一個闊大的思想廣場。檢閱這個思想廣場,看一看80年代中的思想精英們是很有意思的。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在年富力強、風華正茂之際就夭折了,或是受到重傷,以致殘廢或喑啞,從此苟延殘喘,了此一生。是的,在這個人文薈萃的時期之後,許多歲月逝去了,有人躺進了墳墓,有人過起了思想者的流亡生活,有人把文化變成了生財之道,也有人在政治圈子裏流連忘返。
 
這時候,作為一代人,他們盡管依然才華橫溢,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已經明顯地缺乏在當代社會為成功所不可缺少的特殊品質。那是一些熱情地專心學習歐風美雨因而忽略了本國的特色,第一次遭到挫折後,就心灰意冷、一蹶不振的人們,在這個日趨實用的年代裏,他們若是不被那些靈活精明的凡夫俗子超過去才怪了。
 
是的,在今天,我們唯有在思想史中方能梳理出上個時代的那些思想脈絡,尋找到那個年代的思想風格——那是一些或許像火光一閃,爆發出一陣突如其來的、朝生暮死的思想活力。但即使如此,我們仍然不能以輕慢和嘲諷的態度對待當時的種種閱讀主張。正是這些主張,使我們的學術思想快速經曆了一次思想上的啟蒙與學術範式的革命。雖然步子可能邁得不踏實,但速度卻是驚人的。
 
記得哪位作家曾經說過,80年代的社會,就像一列長久地滑行在傳統的平穩斜坡上的火車,如今突然發現自己為一輛馬力十足的內燃機車所牽引,使社會獲得了一種雷霆萬鈞的新動力。而且這股新動力一直被一股強有力的懷疑、質疑與人文觀點的複興所激蕩、所左右,孕育出了80年代許多五光十色的觀念,各色千奇百怪的人物。
 
也正如一位思想史學者所言,80年代的閱讀精神,雖然不夠樸實,但卻並非死氣沉沉,它們是五四精神的合法後裔,他們是新時期真正的思想敢死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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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呆霸王 回複 悄悄話 親切!
我也喜歡波譜的科學哲學。
也曾模仿的金觀濤的文筆。也開眼他的超穩態說,但後來讀了道金斯的文化基因說,覺得解釋中國文化的超穩定,更又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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