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上北京來鴻

這周讀到的最好文章是查建英女士為《紐約客》撰寫的長文“ Enemy of the State ： The complicated life of an idealist ”。文章刊於四月二十三日《紐約客》的“北京來鴻”專欄，長達十頁，敘述了同父異母哥哥建國的多舛人生故事。 

建國生長在北京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社科院的哲學家，生母從事歌劇研究。父母離異和常年寄宿學校無疑給建國的童年投下陰影，使他遊離在家庭的邊緣。與許多五十年代早期出生的中國男孩一樣，建國崇拜效仿青年毛澤東，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英雄情結。文革爆發時，天性桀驁不馴的建國成為狂熱的紅衛兵實在意料之中。

1968 年，建國和一群紅衛兵到內蒙古插隊落戶。這一去就是二十年，把青春留在那片廣褒的草原上。無情的事實是，他並沒有改天換地，倒是窮鄉僻壤把他變成一個刻板遲鈍的鄉巴佬。同是北京知青的妻子後來決意不讓女兒留在鄉下做農民，最終說服建國在八九年回到北京，使二十年的理想曆程以幻滅結束。

建國返回京城那個初夏發生的事使他的信仰徹底崩潰，在政治上和個人生活上他進入了一個漂泊時期。九十年代中國社會滄桑巨變，建國身不由己卷入謀生的掙紮中，他自嘲自己一生心強命不強。建國在寫給妹妹的一封信中寫道：“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為民主理想，退黨；為自由理想，辭職，再辭職；為愛情理想，離婚，再離婚。至今是一個在思想上、事業上、經濟上、感情上的 ‘ 漂流者 ’…… ”

這個生活的失敗者心中始終抱守空想的“救國理想”，尋找“揭竿而起”的機會。當建國及其同道在 1998 年成立 CDP 的時候，他們不僅沒有看清政府的容忍底線，也沒有準確地估測到國人的心理。他們既缺乏深厚的民間草根，又沒有受過良好教育，也未與精英階層的自由主義者和改革者進行溝通。他們這種以卵投石的社會嚐試毫不意外地失敗了。

查建英用簡約清晰的語言，平穩地講述了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悲劇故事。雖說我對妹妹筆下的悲情哥哥懷有同情和尊敬，但我更欣賞妹妹的理性和自由主義風格。查建英十八歲考入北大中文係 77 級，八一年赴美留學，先後在南卡羅萊納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讀文學。中美頂尖學府的教育賦予她堅實的寫作功底和思想前衛的聰慧，她的文章能登上高雅新銳的高眉雜誌《紐約客》，可見功力不凡。

記得八十年代曾讀過查建英早期小說《叢林下的冰河》，這種留學生文學對當年渴望留洋的我留下深刻印象。二十年過去，查建英思想更成熟，筆力更鋒健，她在這篇文章中對九十年代後中國社會和精英知識分子精神變化有深刻的思考和中肯的評論，讓人掩卷沉思，心潮難平。

我不欣賞更不讚同建國這類人物烏托邦式的空想，不過，我喜歡查建英的朋友勞瑞 · 西格爾（ Lore Segal ）用那部 “ 企鵝的遠征 ” 的紀錄片來打的比喻：“企鵝是一種笨拙可笑的動物：肥胖，一根筋，步履蹣跚，常常一跤跌得嘴啃泥。但是，隻要一到水裏，他們的泳姿多麽優雅美麗！你哥哥政治上的想法和作為很荒唐，但他的理想主義和他的勇氣，因為如此純潔而如此淳美。”

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07/04/23/070423fa_fact_zha?current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