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紮特與中國民族
《與傅聰談音樂》一書中,傅聰曾說過:“中國人靈魂裏本來就是莫紮特”。
接觸過西洋音樂的人都知道,莫紮特是古典派時期的音樂家。他的音樂風格特色在於旋律純樸優美、澄澈剔透,組織幹淨細致,結構完整。他的音樂和諧、簡單、平衡,因此可以說是平易近人的;但又時而有撲朔迷離之感,因為它纖細而又充滿種種複雜的感情。
傅聰說:“中國的文字完全是莫紮特式的,如‘明’吧,一個太陽,一個月亮,看來很天真很稚氣,可也是最高的詩意,最富象征性的東西。我所以稱它為莫紮特式的,是指最樸素,最天真,最富有想象力,最有詩意的。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老早就達到了這種境界,而歐洲藝術史上隻有幾個高峰才達到,就像莫紮特。”
這是傅聰認為莫紮特的音樂與中國文化相似之處,天真、樸素而又富有詩意。莫紮特音樂之偉大不在於技巧艱深,炫人耳目,而在於它單純、返樸歸真,其中又蘊涵著發掘不盡的樂意。著名小提琴家Issac Stern曾形容莫紮特的音樂作品為Artliss,即渾然天成,無斧鑿痕的意思。這正是中國藝術所希望達到的最高境界。
中國音樂所說的“大樂必易”, “大音希聲”,中國畫評的所謂神品、逸品的最高標準。中國書、畫所追求的是拙而不是巧,拙所指的當然不是缺乏技巧,而是在技巧極度圓熟之後,恐防過於花巧流麗而特意追求的拙。不然,藝術就會流於匠氣。齊白石、八大山人的畫,弘一大師的字,陶淵明的詩都達到這種返樸歸真的境界,都有一顆赤子之心在跳動。他們的藝術正如Issac Stern所說的Artliss,渾然天成,圓融無礙。
其實,莫紮特的音樂與中國文化的相通之處,遠不止在於雙方所追求的樸素、天真、詩意、平和的境界,還在於那種天生的,樂天知命的氣質;那種永遠以樂觀、達觀的態度來麵對生命中的種種挫折和不幸;那種“為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目之所遇而成色,耳得之而為聲,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是造物者無盡藏也”的曠達心境。
傅聰說:“貝多芬給我們的是戰鬥的勇氣,莫紮特給我們的是無限的信心。”莫紮特的作品有的地方偶或也帶著掙紮苦痛的氣息,但他竭力保持平衡,那顆敏感慈悲的心。音樂史家說莫紮特反映的是他的靈魂,而不是他的生活。是的,他從來不把藝術當做苦難的見證,而隻借來表現他的忍耐和天使般的溫柔。以不斷的創造征服不斷的苦難,以永遠樂觀的心情應付殘酷的現實。“有了視患難如無物,超淩於一切考驗之上的積極的人生觀,就有希望把藝術中美好的天地變為美好的現實。”
傅聰的這一番話道出了莫紮特藝術的精髓,也為他的那句“中國人靈魂裏本來就是莫紮特”作了最好的詮釋。莫紮特以樂觀的態度、大慈大悲的心和天使般的溫柔來包容生命中的扭曲和頓壓,這是一種何等高貴的情操。他與貝多芬不同的地方在於後者“把藝術作為受難的見證人”。貝多芬的音樂中往往有一種抗衡性的張力,不管是與命運的搏鬥,還是奮勇向上,試與天公比高的壯誌。而從某個角度而講,莫紮特的境界比貝多芬的更高,他“視患難如無物”,天生就達到了貝多芬掙紮了一輩子才達到的境界。貝多芬的尊貴在其過程,而莫紮特的偉大在其結果。
莫紮特的音樂反映的正是中國人“花枝春滿,天心月圓”的心境。據說,弘一法師(李叔同)在圓寂之前的一段日子裏,很喜歡寫作這八字偈。這八個字是對藝術意境的高度概括:達到這一層的藝術,是屬於鍾嶸所謂神品一類,它脫去了一切人為的痕跡,清新、質樸、不矯作、不過火,渾然天成。”西方有位研究莫紮特的學者說:“貝多芬的成就完全是人與自然搏鬥的結果,他傾畢生心血所得來的,對莫紮特來講,卻是與生俱來的,是自然的賜予,他的音樂,得天地之鍾。”
“花枝春滿,天心月圓”,生命達此境界,夫複何求?此身生為中國人,也不知是何種福報了。
葉明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