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水根
（ 2006 年 3 月 17 日）
中國經過 20 多年的改革開放，雖然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但在 “ 一俊遮百醜 ” 下，社會問題越來越嚴重，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越來越不和諧，各種矛盾越來越激化。改革離鄧小平設計的目標越來越遠，由此引起民眾對改革越來越多的質疑。在這種背景下，從經濟學界分化出來的左派人士形成 “ 經濟學非主流派 ” ，向 “ 主流派 ” 的右翼勢力，發起了 “ 反思改革 ” 的論戰，從而引發了對改革路徑的第三次大爭論。爭論從 2003 年開始，在 04 年 “ 郎顧之爭 ” 形成高潮， “ 非主流派 ” 還把 05 年定為 “ 反思改革年 ” ，至今爭論仍在繼續。
但是，仔細觀察這場爭論，可以發現， “ 非主流派 ” 的反思改革，其實算不上真正的 “ 反思 ” 。 “ 非主流派 ” 隻是針對 “ 主流派 ” 的理念與主張提出了某些批評意見，對改革中出現的 “ 偏差 ” ，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和建議。至於 “ 主流派 ” 為什麽會出現 “ 偏差 ” ？是在什麽環節上出了 “ 偏差 ” ？錯在什麽地方？這種錯誤屬於什麽性質？原因是什麽？根源在哪裏？ …… 這些真正需要反思的問題， “ 非主流派 ” 都沒有反思。對於 “ 非主流派 ” 自己的主張，依據是什麽？理論基礎是什麽？等等。 “ 非主流派 ” 也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他們除了羅列一些人人看得見的現象，隻說了 “ 知其然 ” ，並沒有說出 “ 所以然 ” 的本質，這樣的 “ 反思 ” ，治標不治本，其實解決不了中國目前存在的眾多問題。
既然是 “ 反思 ” ，就應該痛定思痛，科學地剖析改革中出現 “ 偏差 ” 的原因及其根源，真正吸取教訓。否則，一場口水戰後，又一切照舊。
究竟如何反思改革？
（一）首先必須分析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是什麽性質？是改革實踐操作上的 “ 偏差 ” ？還是改革的大方向問題？這個大是大非，必須搞清楚，不能含糊！按總設計師的原教旨，改革是在 “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 大框架範圍內的改革，既不是社會主義低級階段的改革，也不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過渡時期的改革，更不是資本主義的改革。因此，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原則，在不產生新生資產階級、沒有剝削、沒有私有製、沒有兩極分化和貧富懸殊的基本前提下來進行的改革，這是一條底線。越過此線，就不是 “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 的改革了，性質就變了，改革的方向就出問題了！鄧小平一再強調： “ 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走了邪路了。總之，一個公有製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就是我們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根本原則。 ” 鄧小平很清醒：堅持社會主義的改革大方向，必須在所有製問題和分配問題上，築起兩道防線。但 20 多年的改革結果卻是越過了這兩道防線，社會主義的圍牆已被攻破。所謂的 “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 已名存實亡，變成了地地道道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那麽，到底是總設計師所定的改革成敗標準錯了呢？還是改革本身走上邪路而錯了？不反思這個原則問題，甚至低三下四地說 “ 絕不會否定 30 年來改革開放的總方向 ” ，這樣的 “ 反思 ” 能徹底嗎？
（二） “ 主流派 ” 不承認改革走了邪路，不承認方向錯了，主要根據是鄧小平的一段話： “ 要害是姓 ‘ 資 ’ 還是姓 ‘ 社 ’ 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
這段話是鄧小平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那場爭論中，針對社會主義能不能搞市場經濟的問題說的。他認為 “ 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 ” 。隻要 “ 三個有利於 ” ，即便是資本主義的也可以拿來用，不能 “ 三個有利於 ” 的，即使是社會主義的也應該放棄，爭論不必拘泥於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的形式問題，隻要 “ 三個有利於 ” 就行。在鄧小平看來， “ 姓社姓資 ” 問題，決定於所有製和分配。隻要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和共同富裕二條底線，就是搞社會主義。可見，鄧小平說的 “ 三個有利於 ” 實際上是 “ 貓論 ” 思想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行經濟改革的具體運用，並不是區分 “ 姓社姓資 ” 的標準。如果把 “ 三個有利於 ” 理解為是區分 “ 姓社姓資 ” 的標準，那麽，就會導致這樣一個荒唐的邏輯：隻要 “ 三個有利於 ” 就是搞社會主義，而美國、英國、日本 …… 那麽多國家都在搞 “ 三個有利於 ” ， 難道都是在搞社會主義？
可見， 27 年的改革開放，雖然按照 “ 三個有利於 ” 精神，使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這並不表示改革的方向沒有錯。如果在 “ 三個有利於 ” 的同時，丟失了社會主義原則，那就表示改革的性質變了、方向錯了。雖然市場經濟把經濟搞上去了，但兩極分化了，新生資產階級形成了，貧富差別越來越大，社會越來越不和諧，正如鄧小平所說： “ 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麽意義？會在另一方麵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汙、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 ” 這樣的改革，難道不是違背了鄧小平的初衷嗎？難道不是改革的方向錯了？ “ 主流派 ” 用經濟增長的 “ 一俊 ” 遮百醜，能掩蓋改革的方向性錯誤嗎？
（三）反思改革必須進一步追問：改革是怎麽一步步走上這條邪路的？究竟在哪些壞節上出了問題？
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的初衷，本意是突破傳統計劃經濟的舊框框，允許 “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 利用市場經濟把經濟搞上去，盡快擺脫窮困落後狀態。由於傳統的馬列經典理論不承認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為此，鄧小平不得不把中國的社會性質定位於 “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 ，以區別於馬列經典所說的 “ 社會主義低級階段 ” 。這表明， “ 初級階段 ” 是社會主義，並不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過渡時期，更不是資本主義，因此，堅守 “ 公有製 ” 和 “ 共同富裕 ” 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最後兩道防線，如果恢複私有製、恢複剝削，出現兩極分化， “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 理論也就徹底崩潰，這是鄧小平理論的核心，是鄧小平的重大貢獻！所以，鄧小平把 “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 預計為 100 年，期望用 100 年時間把經濟搞上去，然後進入 “ 社會主義低級階段 ” 。
遺憾的是，鄧小平的 “ 初級階段 ” 理論，被盤踞在政界商界學界的新自由主義極右勢力所利用了，他們在打著鄧小平理論的旗號下，突破 “ 初級階段 ” 的底線，把改革引向複辟資本主義。那麽， “ 主流派 ” 為什麽能順利地顛覆 “ 鄧小平理論 ” 呢？
問題就出在 “ 初級階段 ” 理論本身隱藏著三個陷阱，這三個陷阱恰好成了新自由主義推行 “ 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 ” 改革的最佳籍口，這是鄧小平當初未曾預料到的。
1 、既然 “ 初級階段 ” 理論允許搞市場經濟，那麽，市場化改革就必須建立一個完整的市場體係，而市場體係也就必然包括勞動力的要素市場。但勞動力是不同於一般商品的特殊商品，一旦勞動力成為商品，就意味著貨幣轉化為資本。隻要貨幣轉化為資本，這就表明了資本剝削的確立。這種資本剝削，首先在引進外資的 “ 三資企業 ” 中打開缺口，然後迅速擴展到其他各類企業。勞動力成為商品後，勞動者獲得的報酬僅僅是必要勞動價值，剩餘價值全被資本所有者無償占有，計劃經濟時代的醫療、住房、教育、養老等福利待遇便逐一消失。而勞動力市場的供需規律又決定了必須形成一支龐大的勞動後備軍，以滿足勞動力供需波動的需要，這樣就必然出現大批下崗、失業人員。資本剝削的確立，按勞分配便被按資分配所替代，資本積累規律、貧困化規律、 “ 馬太效應 ” 規律便隨之開始運行，從而出現兩極分化，在 “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 的政策指導下，貧富懸殊更是愈演愈烈，在經濟增長世界第一的同時，基尼係數增長速度也成了世界第一。
2 、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之一，是以私有製為基礎，產權私有化是市場經濟的天然屬性。既然 “ 初級階段 ” 要搞市場經濟，那麽，私有化改革也就不可避免。因此，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國有企業的改革必然按化公為私的方向，逐步推行私有化。從 “ 兩權分離 ” 的各種責任製形式、股份製到 MB0 、建立高管激勵機製，私有化程度不斷提高、規模不斷擴大，最終都變成私有製企業。即使保留 “ 國有 ” 名義的企業，也改變了社會主義公有製的性質，成為一種動態官僚資本主義企業。農村的鄉鎮集體企業更是早已紛紛演化為私有企業。大批的洋奴和買辦通過當漢奸的途經，國有企業的老總和骨幹通過吃裏扒外的方式，更多的 “ 能人 ” 通過走私、販毒、行賄受賄、貧汙腐敗、偷漏稅款、製造銀行不良資產、盜竊國有資產、上市圈錢、掠奪農民土地等手段，先後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創辦私人公司。最終形成一個新生地主、資產階級。 2005 年的數據顯示，中國私有企業所占 GDP 的比例已達 70 ％。鄧小平堅守 “ 公有製為主體 ” 的防線徹底倒塌， “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 不覆存有一顆社會主義成份的細胞（國有企業變成了權貴資本主義企業）。 “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 成了短命鬼， “ 永久 ” 牌的資本主義終於席卷神州大地。改革本來是對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結果卻走到否定社會主義的反麵。這就是新自由主義 “ 創造了曆史 ” 的改革功績！
3 、市場經濟是靠 “ 一隻看不見的手 ” 來運行的經濟形式，即內在規則是價值規律，外在表現形式是競爭規律。既然 “ 初級階段 ” 允許搞市場經濟，那麽，市場化改革就必然要倡導競爭的自由化。競爭自由化必然要排斥國家權力的任何行政幹預，反對行政壟斷但又形成市場壟斷。競爭自由化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利潤的最大化，為此，競爭自由化必然是隻顧追求 GDP ，醉心於 “ 發展是硬道德 ” ，對引進外資不惜賣國化、半殖民地化，從而不顧環境保護，罔顧國家經濟安全。由此必然造成自然環境的嚴重汙染，資源的極大破壞，生態失衡，酸雨、沙塵暴，沒有幹淨的江河湖海 …… ，以及國民經濟逐步被國際資本控製。
可見，改革之所以走上邪路，出現目前這種社會狀態，說到底，是 “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 理論所隱匿的三個陷阱，恰好與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的 “ 三化 ” 不謀而合，正是被新自由主義改革利用的結果。
（四）改革之所以走到今天這個地步，與當初對改革所處的國際背景判斷有誤、對國際資本喪失必要的警惕有著一定的關係。
中國的經濟改革始於 1979 年底的 11 屆 3 中全會。當時世界經濟正處於結構治理之中，也是新自由主義大發威風之際。在經曆了 1929 年資本主義總危機之後的幾十年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幹預下，從走出危機，渡過難關，到二戰以後又出現了嚴重的結構性危機，凱恩斯主義逐漸失靈，新自由主義應聲而起。到了 70 年代，世界經濟的結構性危機越來越突出，表現在：西歐和日本重建後再度崛起，與美國形成世界資本主義體係的三大中心；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製發生崩潰；戰後資本主義的 “ 黃金時代 ” 突然結束，出現凱恩斯主義無法解釋、無法解決的 “ 滯脹 ” 局麵；石油輸出國組織對本國石油資源實行國有化，掀起要求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高潮；美國侵略越南和印度支那的戰爭深陷泥潭； 60 年代全球掀起革命浪潮，美國國內的民權運動和反戰運動聲勢浩蕩，亞非拉民族獨立革命風暴起伏連綿，拉美國家的革命使美國的後院起火 …… 。而且中蘇論戰又使社會主義陣營解體；美蘇之間爭霸鬥爭愈演愈烈，中國重返聯合國，出現了美、中、蘇 “ 大三角 ” 的國際新格局。 …… 正如毛澤東所說，世界在 “ 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 ” ，由此提出 “ 三個世界 ” 的理論和戰略思想。
新自由主義就是在 “ 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 ” 的背景下，登上曆史舞台。它以 1776 年亞當 · 斯密的《國富論》中的市場調節 “ 看不見之手 ” 的 “ 斯密教條 ” 為原教旨，以人的本性生來就是自私的理念為基礎，主張每個人隻要都為自己發財致富而投入競爭，其總體合力的結果，就能促進社會的經濟發展。因此，新自由主義反對國家幹預經濟，放任私人資本無節製地剝削和競爭，鼓勵最大限度地進行資本積累。這種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之 “ 三化 ” ，就是新老自由主義理論的核心內容。
新自由主義對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危機進行 “ 全球治理 ” 的對策，對內放棄赤字財政政策，削減財政福利支出，通過控製貨幣供給，縮減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來治理通貨膨脹，也就是用 “ 滯 ” 的惡化來治理 “ 脹 ” 。另一方麵以資本全球化的策略，轉移 60 年代下半期以來產業資本的相對生產過剩。這種轉移，主導力量是貨幣資本的金融全球化。因為隨著世界市場相對和絕對的萎縮，出現越來越大的過度投資、過度積累，尤其美、日、歐三個國際資本積累中心日趨嚴峻。國際遊資越積越多，必須四處尋找出路。資本全球化是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利用第三世界國家的債務危機，迫使或誘惑這些國家進行 “ 經濟改革 ” ，實施 “ 產權私有化，競爭市場化，貿易和投資自由化 ” ，從而達到削弱乃至剝奪債務國的經濟主權、繼續維護壟斷資本和國際資本利益的目的。所以，從 70 年代開始在世界到處蔓延的新自由主義，實質上是對 70 年代暴露的資本主義經濟結構性危機的 “ 全球治理 ” ，尤其在 1990 年形成的 “ 華盛頓共識 ” ，更是以資本拜物教形態和資本拜物教意識，成為美國霸權意圖建立 “ 世界新秩序 ” 的工具。
中國的改革開放恰好出現在這個時機，與新自由主義統治下的 “ 資本全球化 ” 正好 “ 一見鍾情 ” 。 “ 資本全球化 ” 正在為過剩遊資找出路，以便轉嫁發達國家的經濟危機；而中國剛經曆文化大革命的嚴重破壞，急需資金把經濟搞上去，窮怕了的中國人已經不管什麽主義不主義了，隻認 “ 有錢就是娘 ” ！兩相寧願，猶如幹柴遇烈火，隻恨相見太晚，一見麵就立刻 “ 上床 ” 。這種國際背景，是開放政策的前提條件，也是鄧小平一再號召全黨幹部和全國人民要 “ 解放思想 ” ， “ 必須抓緊 ” 的 “ 機遇 ” 。
打開國門的開放政策，最初表現在引進外資，創辦 “ 三資企業 ” 。從國際資本角度看，這正是新自由主義推行自由化的最好嚐試。引進外資的本來目的是引進外國資金、先進技術、先進設備和先進的管理辦法。為此中國給予外資在稅收減免、土地使用等各種超國民待遇的優惠，結果卻是在大量消耗水電煤油等資源環境被汙染的條件下，僅僅賺取了一點少得可憐的加工費，使中國成為世界的加工廠。除了引進了資金和某些先進管理辦法外，在引進先進設備和先進技術方麵幾乎毫無收獲。這說明國際資本進入中國，並不是真的想讓中國強大起來，而是為了一步步控製中國的經濟。中國對外資之優惠，簡直到了奴顏婢膝的地步，實在是一廂情願，表錯了情！相反，國際資本卻利用開放政策，大肆資本輸入，擺脫了他們的困境（如本來要破產的德國大眾汽車，到中國一合資便起死回生），不僅用避稅方法大量偷漏稅款，而且通過參股合資經營，已在不少行業，控製了中國經濟命脈的許多要害之處。被新自由主義徹底洗過腦的 “ 海歸 ” 與本土精英聯合鼓吹與國際接軌、按國際慣例辦事，逐步開放各個要素市場，直到加入 WT0 ，全麵開放中國市場，正式納入 “ 華盛頓共識 ” 軌道， …… 這究竟是上了新自由主義的圈套？還是國際資本精心設計控製中國經濟的陰謀？無論如何，連續幾年在中國舉行《財富》全球論壇的本身，隻能說明中國成了已被人強奸還在感謝人家的傻 B ！竟然還阿 Q 式地自稱加入國際俱樂部是 “ 雙贏 ” 、 “ 多贏 ” ！在引進國際資本的開放過程中，大批洋奴買辦穿針引線充當內奸角色，賤賣國有資產、賤賣銀行資產、偷漏稅款、製造房地產和金融泡沫 …… 不顧國家經濟安全而斂取個人資財，一步步按新自由主義的要求走入國際資本的圈套，這樣的開放與改革，怎麽可能不走上邪路？
（五）反思改革，還應該參考 “ 前車之鑒 ” 。
有人會說，管他什麽主義，隻要把經濟搞上去就好。這種短視，猶如賭徒剛進賭場，莊家開始讓你贏幾把，給點甜頭嚐一嚐，接下來便要你傾家蕩產脫了褲子回家。
中國本來是個社會主義國家，卻按新自由主義那一套，搞起資本主義的改革，究竟前景如何？不妨參考一下 “ 前車之鑒 ” 。
近 30 多年新自由主義在世界各地流行，經曆了興旺、衰落和破產過程。其劣跡斑斑，舉例如下：
——1973 年 9 月，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智利皮諾切特軍人政變，推翻了阿連德左翼政府，隨後就取消對民族工業的高保護關稅，放棄了 “ 進口替代 ” 的產業政策，用私有化的 “ 出口導向 ” 戰略取而代之。
——1979 年 5 月，英國首相撒切爾上台，在新自由主義 “ 別無選擇 ” 的口號下，吹響了發達國家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進軍號，進行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造，並削減財政的福利支出。
——1979 年 10 月，美聯儲主席沃爾克把名義利率提高到近 20% ，不惜一切代價製止通貨膨脹，取代了自羅斯福 “ 新政 ” 以來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政策要保證 “ 充分就業 ” 的根本目標，對羅斯福 “ 新政 ” 經濟體製進行新自由主義的全麵改革。
——1982 年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國爆發的國際債務危機，正是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在國外的傑作和直接犧牲品。
——1985 年美國的 “ 貝克計劃 ” 和 1989 年的 “ 布雷迪計劃 ” ，強製陷入債務危機的拉美國家按照新自由主義的 “ 發展模式 ” 實施 “ 改革措施 ” ，把拉美推入資本全球化的貧困陷阱，被迫遭遇第一個 “ 失去的十年 ” 。
——1989 年蘇東國家的解體和政權的更迭，在新自由主義的掌控下，這些國家經濟上紛紛走上以私有化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道路。
——1990 年，由美國財政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美國企業界人士、美國經濟學家和拉美政府參加的華盛頓改革研討會，推出了在全球實施新自由主義改革的 “ 華盛頓共識 ”10 項政策。
——1992 年初，俄羅斯啟動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薩克斯的 “ 休克療法 ” ，對前蘇聯經濟製度與體製進行新自由主義的全麵變革，改革實施 10 年，給俄羅斯社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大倒退和大災難。
——1994 年和 1997 年，實施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墨西哥、日本、南韓和東南亞各國先後爆發了震驚世界的金融危機。
——1999-2002 年，新自由主義改革在拉美的另一個樣板阿根廷也轟然倒塌，連續四年負增長的嚴重經濟危機，致使 GDP 一度居世界第 9 位的富庶之邦，頃刻淪為近乎破產的貧困之國。新自由主義使拉美又失去了第二個十年。
—— 新自由主義之禍害，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不能幸免。從 80 年代下半期至今，日本泡沫經濟形成並在破裂後陷入了經濟增長的長期停滯。歐盟國家特別是統一後德國的經濟，也陷入了持續低迷以至長期衰退的狀態。
—— 即使在美國，新自由主義也不能挽救美國經濟的危機。如 1987-88 年美國儲蓄和貸款協會銀行的破產危機， 1997-98 年美國長期投資對衝基金的破產危機，以及 2001 年美國 “ 知識經濟 ” 泡沫的破滅， …… 都是新自由主義放鬆或取消政府對市場的幹預，蠱惑無節製的房地產投機和證券投機的直接產物。
新自由主義主張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在國內不僅加劇了富人與富人之間弱肉強食的爭鬥；更是在富人與窮人之間加劇了階級矛盾的尖銳化。對外則是加劇富國與窮國之間、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之間的對立，尤其是私有化改革的全球浩劫已經遭到被剝奪者越來越頑強的抵抗。因此，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未來趨勢， “ 和平與發展 ” 的局麵，將越來越可能被 “ 戰爭與革命 ” 所取代，再次重現毛澤東所說的 “ 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 ” 的格局。
綜上所述，反思改革，不能遮遮掩掩，文過飾非，自欺欺人。必須敢於正視矛盾的結症，揭示問題的要害，拋棄名利，真正對人民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