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 安魂曲 於 Wed Jun 14 03:03:42 2000:
本人曾經親身參加過六四學潮，至今對全過程仍然記憶猶新，對六四也有自己的“正義性判斷”和“功利性分析”；看了蘆迪先生的最近一篇有關六四事件中政府對策選擇的文章之後，有些想法和資料，不妨提出來和大家共同探討 -----
一、學潮後期熱情的衰退
我同意蘆迪先生所講，學潮後期學生基本上已經被政府的不讓步（拖延）政策“耗”得毫無脾氣。（當然這裏需要指出蘆迪先生一處錯誤： 5 月 19 日戒嚴令頒布前兩天正好是學生尤其是社會各界熱情最高的日子，發展下去更“熱”（如罷工）的可能性大於“趨冷”，因此當時政府選擇戒嚴並非“下策”，這和 6 月 4 日前情況不同）
當時我本人在北京，親眼看到 5 月 23 日也就是戒嚴 3 日以後，隨著中共對企事業單位、街道控製的重新加強，北京市民對學生的支持已經逐漸弱化到了斷絕的邊緣！記得 5 月 28 日（ ? ）為了響應“全球華人大遊行”，廣場學生又繞北京城中心搞了一次規模不算小的遊行，就是在那次遊行時，我們發現街道兩側的群眾已經不再熱情聲援我們了！不要說捐款和送水，就連跟著喊口號的都沒剩下幾個人；更可怕的是，他們看我們遊行隊伍的眼光都不再熱情，而開始變得複雜。那時，到廣場上給學生送水送飯的群眾也大為減少，從川流不息到了一天隻能看見幾回。。。
為此，我們當時還向北京市民了解了一下，才知道原來中共已經通過單位、街道警告群眾不得再支持學生；而老百姓本來就膽小，當時已基本對政府讓步不抱太大希望，又看到學生實在也鬧不出什麽來，明白了學生其實鬥不過政府，自然支持學生的熱情尤其是膽量就大不如前！
其實，當時不要說群眾，就連廣場上學生的熱情也在大大減退！到 5 月底，廣場上平時隻留下萬餘名（？）學生，而且其中大部分還是外地大學生，北京本地學生不少已經回校甚至幹脆回了家（可能是中共的有心布置，當時出現一種動員學生“空校”的事後看來自毀長城、愚蠢無比的主張）。 5 月 28 日香港中文大學一些同學帶來帳篷後，他們更提出為了整頓廣場次序、改善廣場形象，需要各學校減少廣場留守人數（順便說一句：香港人動員學生減少廣場人數是我親曆的事情，因此網上有人指責香港人拿帳篷是為了鼓動學生長期呆下去與政府流血對抗肯定是不對的！），這樣一來很多外地高校又自覺“遣返”了一批學生。到 5 月底時，廣場上很多外地高校學生都乘那時的“免費快車”（隻需要在學生證上蓋個小戳就可以上火車）返回各地，廣場上不少外地學校甚至一人未留（因為各地高自聯等學生組織其實都在動員學生減員），連校旗都要委托別的學校留守人員代打！
所以，以一個親曆人的眼光和判斷，我完全同意蘆迪先生認為“政府什麽都不做，耗也能把學生耗死”的結論。其實當時我們學生自己也認識到了我們可能“耗光”這一必然前景，因此普遍都比較悲觀無奈！
二、學生為什麽選擇堅持
那麽，為什麽在當時這種極端不利情況下學生還要選擇呆在廣場不撤呢？！
我很奇怪現在很多人都把這個學生“不撤”的原因要麽歸結為柴玲一類“鷹派”“為怕秋後算賬隻好把事情搞大”所做的強硬留守選擇，要麽歸結為黨內保守派等政治勢力對學生情緒的不斷煽動和刺激；卻獨獨忘記了：當時廣場學生之所以選擇繼續堅持，完全是因為他們心理對很快就要在 6 月 20 日召開的討論戒嚴問題的人大常委會還抱有一線希望！如果沒有這個希望，我想，學生恐怕早就撤退了，因為即使柴玲那樣的“鷹派”也很難說服學生無限期耗下去！而有了這個會議情況則完全不同，相信世界上每個抗議活動的領導人在類似情況下都會做出用行動來影響重要會議的選擇的吧！因此直到今天，我仍然認為學生當時做出的留守到 6 月 20 日的決策在當時情況看來並不能算是完全毫無理性的行為，反而不失為一種政治策略和“政治台階”；當然這種選擇的結果是悲慘的，但我們不能用“成王敗寇”的邏輯來批評 20 出頭的毫無政治鬥爭經驗的年輕人不是？
其實，當時廣場上的學生確實早有了堅持到 6 月 20 日七屆人大常委會八次會議召開之後就全部撤退這樣一個廣泛共識！我仍然很清楚當時學生的普遍心態：“對人大常委會抱有的希望不過“一線”而已，即使將來結果不能達到我們的期望，我們也不可能繼續鬧下去，但無論如何堅持到 6 月 20 日本身也不失一個好的可下的台階。。。” ---- 正是因為這樣的留守共識早在 5 月底以前就已經經由高自聯討論通過並廣泛傳播給廣場上的全體學生，因此當時各校學生才紛紛自覺做出“大旗不倒、人員減少”的選擇；反正 6 月 20 日前再從各校補充點有生力量“配合”人大討論也不遲。。不管怎樣，當時廣場學生的“留守”其實根本不是什麽“無限期耗下去”，而是有著相當明確的期限。
討論到這裏應當很清楚了，蘆迪先生為當時政府指出的“中策”在當時情況下其實最順理成章！政府隻要讓學生“耗”到 6 月 20 日，然後操縱人大通過一個支持戒嚴的決議案“以絕”學生之“秦願”不就可以讓萬念俱灰的學生灰溜溜倒旗回家，然後接受政府完全合法的“秋後算賬”了嗎？！
三、下重手血腥鎮壓之迷
事實上，當時國內國外很多人 、無論知識分子還是老百姓，正是這樣估計學潮下一步的發展的，因此 6 月 3 日北京局勢突然惡化，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都感到莫名其妙、不可思議！大家都很奇怪政府為什麽放著明顯的良策不用，偏偏要激化矛盾、流血鎮壓呢？！
這其實是一個千古之迷！不解開這個迷，我們就永遠不能理解究竟是什麽刺激了鄧小平讓他非采取極端措施不可，我們對“學潮導致流血”的反思也就隻能停留在表麵上，永遠不可能深入到曆史真實！
記得 6 月 4 日軍隊開槍之後，我一個不太熟悉，但很有些背景的朋友馬上帶給我幾句話，其中第一條就是“收買人大常委不成功（因此要殺人製造白色恐怖）。。。”！
換句話說，這位朋友指出了：六四鄧小平下令一定要血腥鎮壓的關鍵其實並不在“學生娃子”能“耗”還是不能“耗”下去，“耗”又能“耗”出點什麽之上！鄧小平其實從來就沒有把學生的能量放在眼裏，他們真正害怕的，也正是學生們尚寄有最後一線希望的原定 6 月 20 日就要召開的那個七屆人大常委會八次會議！
現在有很多史料可以證明：當時那次會議前的 5 月 21 日，人大常委胡績偉已經至少征集到 57 位常委的支持，提請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討論學潮問題，並提出了罷免李鵬、檢討戒嚴合法性等議題！（見 89 年 5 月 25 日香港文匯報）要知道，這麽多的人大常委，其實早就超過了提出議案的法定人數；據王軍濤先生意見，這甚至已經達到做出決定所需的法定人數！因此，雖然“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可能不方便召開，但至少在 6 月 20 日的七屆人大常委會八次會議這一法定會議上，多位人大常委提出檢討戒嚴合法性、罷免李鵬等議案的情況其實已經無可避免！甚至，這些議案得到通過的可能性都切實存在！
要知道，人大可是中國憲法中明文規定的最高權力機構啊，一旦上述情況發生，中共和李鵬政府宣布戒嚴壓製學潮的合法行將根本被推翻！這種情況鄧小平、李鵬敢任其發生嗎？！我要是鄧小平，讓學生繼續“耗下去”可以，但不能“搞定”人大常委會那可是要命的危險啊！
四、收買人大常委失敗的旁證
當然，要“搞定”人大常委會，不一定非要采取血腥鎮壓這樣“殺雞給猴看”的極端方式不可，最容易想到的無非傳統的“威逼利誘”四個字，問題是，在當時的情況下，鄧的這一手究竟收效如何呢？？？
我手頭就擺著一本 90 年 6 月由共青團北京市委編寫並正式出版的“ 70 天大事記”，其中同人大有關的關鍵事實按時間順序排列如下：
5 月 10 日 下午，萬裏主持召開委員長會議，決定 6 月 20 日左右召開七屆人大常委會八次會議，聽取關於學生遊行示威和罷課問題的匯報。。。（ 6 月 20 日會議的來由和議題）
5 月 18 日 民革中央主席朱學範和葉篤正等 12 位人大常委分別發出緊急呼籲，希望黨中央立即召開各黨派（！）領導人會議，建議從速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可以看出不少民主黨派人大常委不僅同情學生，而且已經開始要求真正同共產黨“共商國是”了）
5 月 21 日 胡啟立找正在請病假的趙紫陽商定：發電報要萬裏中止在美國的訪問，提前回國。（已經失勢的改革派同樣把人大當成最後的救命稻草）
5 月 21 日 曹思源口授起草了“提議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的征集全國人大常委簽名的短信，派人送到常委胡績偉家，胡第一個簽名。。。最後“拚湊”了一個 57 人的名單”（ 57 人名單第一次出現，根據中國知識分子的一貫懦弱表現，在這 57 人之外一定還有很多不敢簽名，但同情學生的常委）
5 月 23 日 下午，萬裏委員長“因健康原因”，提前結束訪美回國，在上海接受治療。（其實是鄧小平授意江澤民在機場阻攔萬裏，可見鄧小平多麽害怕人大的作用）
5 月 24 日 下午，四通研究所將“提議立即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的簽名信送交人大常委會。（ 57 人名單第二次確認）
5 月 25 日 香港文匯報刊登了四通研究所提供的簽名信和 57 人名單，並報道“議程包括罷免李鵬”（ 57 人名單第三次確認並見諸海外傳媒）
5 月 26 日 下午，彭真邀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的民主黨派、工商聯負責人座談，強調以事實為根據，以憲法和法律為準繩來統一思想。（這條消息很奇怪，彭真為什麽對學潮、戒嚴“大是大非”如此“語焉不詳”？！莫非其本人態度有保留？當然這純屬猜測，彭真出馬可以理解成為中共在為拉攏人大中民主黨派而努力，但效果究竟如何請往下看）
5 月 27 日 萬裏發表書麵講話，擁護戒嚴（萬裏好像靠不住了，但人大常委仍然沒有屈服，請往下看）
5 月 27 日 下午，全國政協舉行主席會議，一致擁護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決策和果斷措施。。。（不奇怪，但奇怪的是中共為什麽不同時同樣炮製一個什麽“全國人大委員長會議”來表態支持戒嚴呢？很顯然，召開這樣的會議不是中共不願為，而是不能為也！別說朱學範那樣的副委員長不一定馴服，就連萬裏也不買賬）
5 月 29 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就學習貫徹中央領導同誌重要講話向黨中央匯報情況，表態擁護製止動亂決策。（注意，已經過了人大常委簽名信公開發表後第 5 天、學潮力量漸散的 5 月 29 日，鄧還無法讓人大常委會表態支持戒嚴，隻好弄出個什麽“黨組”來代為表態）
5 月 30 日 人大常委高登榜、顧明、王厚德、宋汝夯發表聲明，表示未在呼籲召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的簽名信上簽名。。。（再請注意：到了這時 57 名簽名常委中居然也隻有四人願意按中共意思站出來做相反表態， 57- 4 = 53 ，大部分簽名常委看來仍然未被鄧“說服”！）
6 月 3 日 早 6 ： 30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送了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發言人的談話，指出在目前混亂情況下， 6 月 20 日左右如期召開七屆人大常委會八次會議，完成預期任務，是很困難的。
請注意：這是六四中有關人大最關鍵的一條消息！雖然很多人不一定在事前事後留意到該消息的真實涵義，但我認為，鄧在動手鎮壓前匆匆宣布無限期推遲人大常委會，隻能說明鄧對 6 月 20 日人大常委會的結果毫無信心，換句話說就真是“收買（威逼利誘）人大常委不成功”！熟悉中共政治手法的人都知道，假如鄧真有信心能夠操縱人大常委會，那麽按照它“槍杆子 + 筆杆子”的一貫行事邏輯，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人大在鎮壓事前事後開會通過支持鎮壓的決議，從而一勞永逸地解決鎮壓的“合法性”問題！（中共過去不是經常這樣使用這個“橡皮圖章”嗎？）既然鄧不這麽去做反而一定要在鎮壓前宣布推遲 6 月 20 日的人大常委會，最自然最合理也最可能的解釋就是：鄧對 6 月 20 日的人大常委會已經極不放心，所以本來是“歌德”的橡皮圖章，現在恨不得扔得越遠越好！
五、血腥鎮壓決策形成的脈絡
從以上 89 學潮期間有關全國人大的消息中，我們不難理出幾條相當清晰的脈絡：
1 、至少有幾十位全國人大常委決心在 6 月 20 日的人大常委會上提出對鄧不利的議案；由於法定人數已經達到，正常情況下，這些議案必然被人大常委會接受作為正式討論議題；
2 、根據中國知識分子的一貫表現，肯定有很多同情議案，但當初不敢或不方便簽名的常委存在，因此在人大采用電子不記名方式表決的情況下，對鄧不利的議案確實存在著被人大常委會通過的相當可能；
3 、中共自 5 月 20 日宣布戒嚴直到 6 月 3 日開始鎮壓這半個月時間內，對同情學潮、反對戒嚴的人大常委所做的“統戰工作”並不成功，擺在桌麵上的“戰績”也就是 4 個常委站出來不承認簽過名而已；
4 、由於學生和同情學潮的群眾尤其是知識分子都對 6 月 20 日的人大常委會議寄托了最後一線希望，因此在 6 月 20 日人大常委會召開前後，學生和群眾的熱情很可能再次高漲，形成社會各界對人大常委會的強大輿論聲援和壓力，使得鄧更難控製會議進程和結果；
5 、萬一人大常委會真的通過對鄧不利的決議，鄧再想下手壓製或鎮壓學潮就非得赤裸裸踐踏憲法和法律不可；那樣尤其是鄧小平的最後一點合法性將徹底蕩然無存！這必然會帶來國內國際的許多不可預料的強烈反應（比如不承認非法政府等），屆時中共有完全失去對國家控製權的可能；
6 、因此鄧必須要不惜一切代價阻止 6 月 20 日人大常委會的如期召開，而這種對立法機關和法定最高權力機關合法工作會議的阻止絕不是靠一個通知就容易實現的！不要說這不符合法律，人大常委們肯定不服，就連廣場上早就立誌堅持到人大常委會如期召開的學生也不會善罷甘休！那時學生、群眾尤其是知識分子就可能提出更有力、更在理得多的“捍衛憲法尊嚴”、“抗議阻撓人大會議”等口號，讓鄧更難收拾；
7 、顯然綁架、軟禁、恐嚇人大常委等其他“陰招”既屬赤裸裸的踐踏法律，而且除非動用戒嚴部隊否則不易操作（北京執法機關不一定聽話），解決問題更遠不能幹淨利落。這樣，鄧小平、李鵬他們最後便隻剩下一種選擇，這就是“既然猴子不聽話雞還要配合猴，殺猴又實在不方便，俺就隻能殺雞給猴看！” ---- 於是對學生和市民的血腥鎮壓就“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
這樣理清了“收買人大常委不成功”這條脈絡，我們就可能真正理解了鄧小平在 5 月底 6 月初學潮熱情已經減退之時心中仍然放不下的恐懼！正是因為他老人家心目中真正害怕和忌諱的是權力機關中的反對派如趙紫陽、萬裏、人大常委等，所以他才非得先宣布戒嚴調兵入京收拾趙係改革派人馬，然後又揮軍隊屠殺嚇住人大常委們和萬裏。如果沒有這些它真正恐懼的政治力量，鄧小平對付“幾個學生娃子”真的會那麽對自己的傳統政治手段沒有信心，非要冒葬送自己一世英名甚至整個中共統治的危險下重手血腥鎮壓不可嗎？！
想想看，連蘆迪先生、我，還有網上諸多同好、當時大部分學潮參與者和旁觀者們都能看得很“清楚”的不流血“中策”，鄧小平他老人家難道就能看不清楚嗎？！難道李鵬、陳係同和中央軍委這些死硬派分子都會不情願在鬥垮了趙係人馬後，采取一種風險小得多的“軟刀子殺人”“中策”嗎？！（我絕不相信死硬派就特別愛流血，因為流血也會給他們自己帶來很大政治風險）顯然，科學的分析邏輯隻能是，他們不肯采取“中策”，顯然有非采取“下策”不可的理由！
11 年過去了，仍記得六四槍響後，剛剛聽到我那位朋友“收買人大常委不成功。。。”的“內幕消息”時我心中的不解！因為以我當時的政治智慧和社會經驗，我根本無法把這個邏輯同開槍屠殺人民聯係起來。不過以後的幾年，隨著我對那段曆史的重新認識，尤其是注意到了 6 月 3 日淩晨推遲人大常委會會議這個在當時已經並非焦點（當時局勢再度開始緊張），但事後想來涵義頗深的中共決定之後，我對這個可能是鄧小平下決心在六四血腥鎮壓真正動機的“內幕消息”才開始真正重視起來。當然這種“動機判斷”也隻有旁證，純屬一家之言，是否符合 11 年前曆史的真實？其推論有無不當之處？還望各界朋友尤其是王軍濤老師等了解更多人大內幕的當事人指正，如有謬誤，也希望大家原諒學生的拋磚引玉用心。
最後順便加上一句，假如我上述推斷正確或部分正確（指鄧故意強行阻撓人大常委會議召開之事實）的話，那麽網上馬悲鳴先生等提出的六四期間學生、市民是否違法的爭論也就沒有必要進行下去了。因為鄧踐踏憲法、阻撓最高權力機關 --- 全國人大合法行使權力（包括討論學潮各方是否違法的問題）這一行為本身就是最大的違法違憲之舉！比起學生“割據”一塊公共場所示威抗議這種行為來說，強行更改國家最高權力機關 --- 全國人大討論學潮戒嚴等合法性關鍵問題之常委會議的法定會期，並迫不及待地在人大開會做出最高司法解釋之前就動用坦克實彈鎮壓首都的抗議學生和市民 ---- 這樣的行為又該如何評價？
這筆帳早晚都是要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