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愛，不是不想

不敢愛，不是不想

不知從什麽時候起，我們這些芸芸眾生，特別是一些男同胞，麵對著真正的愛情，不是不想愛，而是不敢愛——失去了愛得勇氣和能力。九十年代有位叫戴來的年輕女作家，寫了一本隨筆集《我們都是有病的人》，我們都犯了什麽病呢？

我在小說集《沒有“廊橋”的年代》裏，試圖展示一些這樣的故事。

——副局長劉宇，他的妻子陳英是個驕橫任性的女人。在家裏，她仍然擺不脫在機關裏的那種作派和身份。社會上有道說：甲等男士找乙等女士，乙等男士找丙等女士……劉宇的悲劇就在於甲等男士找了甲等女士，同時他雖然是大學高才生，但15年前還是靠了嶽父的關係才進了這家大機關。舊時講郎才女貌，他們這種婚姻結構卻是郎才女勢，一開始就不可能不孕育著危機。陳英早就被寵壞了，從來都是盛氣淩人，頤指氣使，什麽都不跟他商量，什麽都不聽他的，劉宇在家裏找不到男人的自尊，更奢談什麽愛和被愛？而他又沒有地方發泄，在外麵還得裝得若無其事，什麽也不能讓人覺察，太難為他了。正是在這種窘迫中，另一個女人點燃了他那盞已經熄滅了的心燈——這個女人就是外省來掛職的羅雪。然而，正當他與羅雪的愛情發展到爐火純青的時候，趕上了升遷正局級這個“坎兒”，於是，他毅然決然地拋棄了羅雪。當他的正局級批下來後，羅雪再次見到他。“他跪在我的床前，大罵起自己。他罵自己很不是東西，很不男人。他說他這一輩子最對不住的就是眼前你這個叫羅雪的女人。他甚至發誓說，如果有來生，他一定還要娶我為妻，否則，變牛變馬也償還不上對我的情債……”

這是我在《可悲呀，你不是你自己》這篇小說裏講的故事。一場愛情的崩塌，映照出一個人性的虛偽與另一個人性的覺醒。我不會描寫，也不想指責劉宇。這隻是官場與世俗生活中一種常見的現象——升遷與名利是衡量一切的標準，人格便會悄沒聲息地被侵蝕。我們在人群中也許活得很風光，然而我們卻喪失了什麽？！

——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兩個人的車廂裏》：某設計院職員程蘇，因丈夫有外遇而又始終不能回心轉意，這婚姻便成了“發了黴的麵包”，家庭破裂勢在必行。這時，她邂逅了曾在業餘大學教過文學課的劉哲。他們在地鐵車廂裏談論文學，在公園街邊談論人生，越談越投機，便產生了感情。劉哲在婚姻上也是一個不幸的人——老婆惠萍也並不是不愛他，但她是一個“非常現實的人”，劉哲當業大教師收入微薄，又沒有住房，就成了老婆的“出氣筒”。惠萍勸他留職停薪去賣牛仔褲，他不聽從，就罵他“笨蛋”。為了能多收入一點兒，他經常加班加點，多代幾節課，但也多掙不了幾元錢。他又給晚報寫小小說，而一篇也不過十來塊錢。人家的媳婦都能穿牛仔靴、戴鑽石戒指，他卻什麽也不能給媳婦買，甚至連間像樣的住房都沒有，至今蟄伏在嶽母家落實政策收回的一間破舊平房裏。老婆一說就是“要你這個酸貨有什麽用？還不如門口那個剃頭的呢！”罵他是“窩饢廢”、“臭書呆子”。為了能讓惠萍少奚落兩句，他在外拚命地工作，在家拚命地幹活兒，一天到晚精疲力盡，男子漢的精神一點兒也沒有了。然而，他越是這樣，惠萍越是看不起他。

在這種婚姻已如同墳墓的狀況下，離了婚的程蘇追求他，劉哲卻不敢接受。劉哲同樣深深地愛著程蘇，但是，可憐的人——他有家庭和孩子的拖累，他有惠萍舊日的恩愛，更深層的原因是他已經寫了入黨申請，領導對他很是器重。因此，最後的結局仍然和前麵提到的劉宇一模一樣。同樣，我也不能批評劉哲——無數像劉哲和程蘇這樣的人，被卷入生活的漩渦中，帶著舊時代的情感理想，卻在新社會的冷漠中找不到出口。

這樣的家庭太多了。我在《人生，隻有一次的旅行》中，大致也是這種情形。研究所職員鄭超，家裏經常發生無休無止的“車輪式”大戰，他覺得簡直是生活在墳墓裏，自己完全變成一具活著的屍體。好不容易找個機會和單位出去旅遊一趟，鑽出來透一口空氣。在旅遊途中，離異的女同事林心潔與他發生了感情碰撞。但是，他仍然是不敢愛，不敢擺脫舊有的生活。旅遊結束後，“鄭超提起沉重的旅行箱，艱難地朝自己的家走去，也許一場無休止的、‘車輪式’的大戰正等著他呢。也許，他這一生也走不回真正屬於自己心靈的那個‘家’了！想到這裏，兩行熱淚愴然落下他的兩腮，這個男人的心，此刻也正在流淚……”

世事艱難。那些年，我一邊在體製內工作，一邊也曾參與過關於“新世紀男子漢應有的精神氣質”之類的討論，卻始終覺得言辭紛雜，難以抵達問題的根部。後來，我轉而寫小說，把那些無從言說的困惑、壓抑與退讓，交給人物去承受、去展開。

而在寫小說之前，我其實也曾試圖用雜文的方式，直麵這一問題。下麵這篇短文，便是我當年參與相關討論時留下的一點文字痕跡——

“男子漢”貴在精神，貴在人格

男性話題成了近年來社會關注的熱點，無論是報刊，還是書籍，都在熱心地炒作。但是，討論來討論去，大多是“男子漢哪裏有，大豆腐滿街走”、“老婆吼一吼，丈夫抖三抖”之類，還有就是相對於女權主義的“男性解放”問題。誠然，在婚姻、家庭這個圈子裏的討論是十分必要的，沒有什麽可非議的，筆者也曾熱心參與。然而捫心想一想，我們男人所爭取的，難道就是在女人麵前爭個“解放”，或者爭口“氣”？多年來，女人們尋找“男子漢”，實實在在是在尋找作為一個男人的“男子漢精神”，以及作為一個男人的健全人格。

多少女同胞曾不無抱怨地歎息說：“今天的男人怎麽都成了娘們兒！”作為一位男性，我感到臉紅，感到汗顏。的確，看一看眼前，淨是些本是男兒身、但是稱不起他為“男人”的人：有的不敢堂堂正正地做人，在權貴麵前阿諛奉迎，甘當小探，“雖然混不成大紅大紫，卻也可以成為大奶奶的貼身丫環”；有的人前一麵，人後一麵，一副勢利小人的嘴臉，完全沒有一點兒自尊和自愛；有的沒有責任感，不講信義，不論是對事業、還是對愛人和朋友都缺乏一種作為男人最重要的東西，除了點鈔票時還能認真一點兒，對什麽都糊弄；更有一些男同胞已失去了正直、大度、豁達、忍讓、關心等優良品質，常常為一點兒蠅頭小利出賣良心，動輒為一些區區小事與女同胞明爭暗鬥；都市裏有些男人很是身強力壯，但是往往蠻不講理，當公共汽車來了，把老人和婦女擠到一邊的就是他們……

又何止女同胞，男人自己也喋喋不休地叫嚷：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男子漢，做一個光明正大的人。但是，我們在現實中所遇見的，不少卻是“張得貴”式的小人。趙樹理先生在他的著名小說《李有才板話》中淋漓盡致地刻畫了一個小人張得貴的形象。這個張得貴，為了個人的一己私利，連“臉麵”都不要，赤裸裸地表現出對權貴的極力巴結和奉迎。你說他是“人”，可是一副“狗的嘴臉”，主人僅僅用一塊骨頭、一個肉包就把他的“人性”漸次“異化”了。趙樹理先生的這篇小說發表已經半個多世紀，張得貴這樣的勢利小人卻沒有因人們的“良善之心”而有所製約。幾年前就曾流傳這麽一句話：“伺候好領導就齊了。”近幾年又時興這麽一句順口溜：在領導麵前“要像牛一樣地受苦受累，像狗一樣地忠心耿耿，像羊一樣地逆來順受，像豬一樣地忍氣吞聲。”這種小人相，比起趙樹理筆下的張得貴，又不知要更上幾層樓了！

筆者就曾遇見不止一個這樣的“宵小”。他們在領導麵前一副柔姿媚態、脅肩諂笑、百依百順、奴顏婢膝的樣子。這些人在業務上絕不肯下一點功夫，卻鞍前馬後地圍著領導的屁股轉，搜腸刮肚地玩著花樣來博取頭頭的歡心。頭頭想要個BP機，馬上送上個大哥大；領導喜歡搓麻，便不能再下棋，把舊時賭行裏的“開局”、“糊啦”一類的術語滾得爛熟，隻把頭頭哄得暖洋洋、迷糊糊，不知雲裏霧裏。這些“勢利之徒”，連一點人的味道都沒有，更不用說男人味兒了！

幾千年的封建統治，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長久的壓抑、扭曲，男人們的脊梁骨缺了鈣，棱角磨平了，陽剛之氣消失了。諸如反右、文革那樣的政治運動，造就了大量的奴才和庸才，人們隻能說假話，不敢說真話，怎能期望出現鐵骨錚錚的大丈夫、浩然正氣的男子漢？而社會進入市場，又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由外向內地對男人的角色施加如此強大的金錢、地位、權力、名份的壓力和誘惑。為了一個“錢”字，為了一點“蠅頭小利”，多少男人是早已失去了完整的人格和不懈的追求。男子漢去哪裏去找？

男子漢精神，是一種民族精神的象征。在一個社會裏，男性精神往往起著主導作用。如果男性精神萎靡不振，那麽整個社會就像抽去了筋骨，這個社會的整個精神也就可想而知了。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人們呼喚一種健康向上的男性精神，甚至有人提出了8條準則：男子漢是機智頑強的人，是有責任心的人，是奮發向上的人，是誠實守信的人，是幽默樂觀的人，是有正義感的人，是心胸開闊的人，是熱愛大自然的人。人們千呼萬喚錚錚鐵骨的大丈夫、浩然正氣的男子漢，實在是呼喚一種精神，呼喚一種人格。讓這種精神和人格回來吧，重新回到我們每個男人身上！

（寫於1998年5月24日，收入經濟日報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的作者散文集《輕鴻碎紙過眼去》一書。）

附注

前文所涉小說，收入小說集《沒有“廊橋”的年代》。《“男子漢”貴在精神，貴在人格》為作者過去所作的雜文類作品。該書目前處於 KDP Select 免費開放閱讀期，Kindle 訂閱讀者可在相應範圍內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