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在報上讀到梁衡先生的《大道無形 真情無文——忽又重聽<走西口>》,讓我止不住潸然淚下。
我心中早就有一支《走西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也難留。
止不住那傷心的淚,
一道一道往下流……”
五十年代初,由於生計所迫,父親帶著我們全家,隨著西去的移民,來到二人台《走西口》的故鄉。這是一個“荒邊無樹鳥無窩”的地方,一下火車便坐上老牛拉的木輪車,牛鈴“叮呤”、“叮呤”地響上半天,也走不了幾裏路,大約還趕不上漢代的“朱輪”。每到村口,很多人圍著我們這幫“天外來客”看“稀罕”,許多十四五歲的大閨女都沒有一件像樣的衣裳,穿著爛皮襖赤著腳在街上跑……
然而,這就是《走西口》的故鄉。多少男女,僅僅為了糊一張口,不得不背井離鄉,來到這西口另謀生路。這裏的蓧麥麵山藥蛋養人,老天爺多少降下點兒雨水就餓不死人。蓧麥麵山藥蛋也養育了這裏的藝術,當地人民百看不厭的傳統劇目就有二人台《走西口》。這不到十分鍾的小劇,不知多少世代,竟感動得無數青年男女愴然淚下……
我就是咀嚼著蓧麥麵山藥蛋、哼唱著《走西口》長大的一個。內蒙有句逸語:“走不完的西口,打不完的櫻桃”(指二人台《走西口》和《打櫻桃》),表明當地人民對二人台的情有獨鍾,他們生就喜歡二人台。多少年來,每逢正月,各村青年男女就自動組織起來,搭起台子,壘起旺火,挨家挨戶地唱,挨家挨戶地演,整整紅火它一正月。在這種社風的熏陶下,耳濡目染,含英咀華,又怎麽能落下我,我又怎麽能夠不會哼唱幾句二人台?
不僅是民間,就連我們縣城中學,也有唱二人台的社風。記得初中時的一次晚會上,文藝委員硬是推搡著我和女生文蘭演了一回《走西口》。初中畢業那年,那女同學本來功課挺好,滿能考上高中。但她大(父親)卻把她嫁到包頭去了。收了人家多少彩禮?不得而知,反正是畢業一分手就沒有音訊了。
十五六年後,我已年近三十,竟又得到機會來北京上了大學。有一天在校園裏漫步,忽聽廣播裏播唱《走西口》,那深情的女中音頓時讓我淚流滿麵。我趕緊跑回宿舍,立即拿起筆來。一口氣寫下了散文習作《又聞<走西口>……》,發表在我們學院的院刊上。文中我曾描寫到,女同學文蘭“在老師的幫助下,終於說服了她的糊塗家長。那一年,她考上了一所衛生學校,後來成了一名出色的醫生……”寫那篇小文時,正值八十年代第一春,我作為那個時代的青年,腦子裏充滿了羅謾諦克的美好理想。事實上,文蘭考上衛校雲雲,完全是我的演繹和杜撰,實在純屬我的一廂情願!回想起來,一代又一代,有多少農村女孩在重複著文蘭的命運啊?
“走不完的西口,打不完的櫻桃。”《走西口》於我實在是刻骨銘心。就這麽一支《走西口》,我能哼唱它一百遍依然以為是頭一次唱它。就這麽一支《走西口》,不論是自己哼唱,還是聽別人吟唱,都會讓我淚如泉湧。這真是說不明,道不白,我本想止住淚水,便緊閉雙眼,但淚珠還是從眼角眼縫溢出來。莫非它的藝術魅力真有這麽大,真如梁衡所說的,“大道無形,真情無文”?
也許,《走西口》對我們這一代一代吃蓧麥麵山藥蛋長大的青年來說就是刻骨銘心的。你不論走到天涯海角,隻要一曲《走西口》,便使你覺得什麽都不如這一支來得那麽令人心靈震顫。真的,我曾喜歡過三毛的《橄欖樹》,喜歡過蘇芮的《牽手》。我曾對著麥克風大聲吼:“不要問我從哪裏來,我的故鄉在遠方”;我也曾學著別人的樣兒拿腔拿調:“也許牽了手的手,前生不一定好走”。但是,我唱什麽流行歌曲,人家都說我像是在唱二人台,一口山藥蛋味。後來,我幹脆什麽也不唱了,聯歡晚會上有人硬讓我出節目,我就唱我的《走西口》。
有人說,“音樂是一種心境。”確實,《走西口》代表了我們那一方人的一種心境。那悠長婉轉的旋律一經響起,我就立即回到故鄉那“男人拔麥子,女人坐月子”的八月,回到那殺豬宰羊的臘月和那聘閨女娶媳婦的正月,回到那逝去的父老鄉親身旁和那生我養我的黑土地……一種湧遍全身心的、無以替代的情感,便整個兒地占據了我、吞噬了我。隻有這時,我才好像找到了我自己,找到了一種質樸樸、赤裸裸的自我。
一位指揮家說:“音樂不在譜子裏,它在你的心裏!”哦,《走西口》,你就是在我心裏——我心中的《走西口》……
(此稿寫於1996年夏,發表於1996年11月1日《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