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年迷茫
5、是保師, 不是保皇!
1965年的冬季，一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樣翻閱著當天的報紙，突然發現《人民日報》最末一版的“學術研究”專欄整版篇幅登了一篇醒目的文章《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作者是姚文元，還加了編者按，要對《海瑞罷官》進行討論。姚文元是誰？我望著這個陌生的名字和振聾發聵的戰鬥檄文，充滿了好奇,我請媽媽看看她們圖書館有沒有姚文元寫的書，給我借來看看。媽媽借來了兩本姚文元寫的書《興滅集》和《文化革命的巨人一魯迅》，還借了另外的兩本書，是《首都高等學校反右派鬥爭記實》和《胡風反黨集團材料》，讓我好好看看。不知為什麽，我覺得媽媽的神情特別憂鬱，還有擔心。
媽媽擔心的是曆史還會重演，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我說反胡風時株連一大片，朋友之間互相揭發、反戈和反右派時“引蛇出洞”的前車之鑒，可是那對於我已是遙遠的往事了。我是在階級鬥爭說教下長大的孩子，根本聽不進，也不懂什麽是經驗和教訓，反而覺得媽媽跟不上這革命的大好形勢了。
我曾經很遺憾，沒有趕上那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不能像保爾那樣百煉成鋼，也不能像盧嘉川那樣為最崇高的事業獻出生命，而隻能過這種平淡無奇的日子和平庸的生活。現在好了，姚文元為我們吹響了新的號角，一場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開始了，這也是一場革命，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我終於趕上了。那些日子我很興奮，特別想投入一場革命中去。報紙上每天有被批判的“專家”、“學者”和“權威”，一場“滅資興無”的鬥爭鋪天蓋地的開始了。
我當時正在學的語文課本有一篇楊朔的散文《雪浪花》,裏麵有一句話讓我提高了警覺。這句話大意是，雪浪花成年累月地衝擊著岩石，“就是鐵打的江山也能咬出個豁來”。“鐵打的江山”是我們用來形容社會主義製度的專用詞匯，要咬出豁來，他多麽反動，不是要搞資本主義複辟嗎？我告訴姐姐我的“重大發現”，然拿出課本讓她看。僅一個晚上，我倆就寫出了一篇評論《雪浪花》的文章，不由分說的批判和質疑，語氣尖銳，頗有“鬥爭精神”。第二天一早，我就把批判稿寄給了人民日報。
過了半個月左右，我們收到了《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來信，大意是稿件已看過，因近一段來稿太多，暫時不能刊登，希望我們繼續關心時事，密切注意鬥爭動向，努力學習革命理論，批判資產階級，積極投入到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竟然能收到《人民日報》的來信,這是我想不到的事情，從此我更認真的看報紙，聽廣播，決心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做一個堅定的革命者。
可笑的是，在現實中，我沒有成為自己想象中的革命者，而是當了一個保皇派。校長被打倒了，學校裏有名氣的老師都被揭發批判得體無完膚了，這些，我可以因為不了解他們而拒絕批判，可是我們的班主任被“揪”了出來，並且被全班同學所揭發的時候，我拒絕簽名，並且申明自己的觀點：張老師不是反革命。
我成了一個被全班同學孤立的學生。每天在教室出入，沒有人和我說話，我也不和別人打招呼，因為那樣會連累別人。那種劍拔弩張的氣氛很怪異，似乎誰一挨上我的邊，就會成為立場不堅定的人。想不到被我期盼的有生以來第一次參加的“革命”，竟會以這種方式出現。
我每天還是按時到校，按時離校，雖然並沒有人管束，也不上課，但從小養成的習慣已變成了自覺行為。我每天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看書寫日記，日記本放在書桌裏。一次，我到外麵去的時候，幾個男生翻出了我的日記本，然後把我寫下的內容背下來和我辯論，不知他們是為了證明自己的革命，還是顯示自己的才華，總是尋找這種機會來和我做交鋒。可是我並不覺得自己孤獨，我在家裏說了張老師的事情，爸爸、媽媽和姐姐都認為我沒有錯，我心裏很踏實，雖然形單影孤，我一點都不怕。我的好朋友李慧潔、劉萍都和我站在一起，我們一直在交換各自的觀點，互相鼓勵支持著。有時放學很久了，天色完全黑下來了，校園裏空無一人，隻有我們三個人站在樓前的鬆樹下，激動地談論著，對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每一件事情做出分析和判斷。那些被全班同學孤立，視為異類的日子就這樣在溫暖和寒冷的雙重包圍中一天天過去了。
一天，聽說市委派來了組織部領導帶隊的工作組，領導學校的文革運動。我們擔憂:市委工作組怎麽會了解張老師呢？如果他們聽了“革命派”的一麵之詞，還堅持把他打成“牛鬼蛇神”怎麽辦？
一切擔憂都寫在我們的臉上。一個“紅五類”同學用笨拙的書法在整個黑板上寫下了兩行難看的大字：“工作組進校，全校革命師生都熱烈歡呼，隻有呂旭、李慧潔愁眉苦臉，這是為什麽？”又挑釁地在我們身邊走來走去，弄得教室裏一個人都沒有了，顯得我倆更加孤立。黑板上一個大大的問號，提醒了我們，我倆決定去找工作組談話，說出我們的觀點和看法，這是我們認為的大是大非，我們不能沉默。下午，我和慧潔敲響工作組辦公室的門，毫不客氣的對開門人說：“我們要找工作組的組長談一談。”
我倆被帶到儲組長的單人辦公室裏，受到和氣的接待和耐心傾聽，兩個沒見過世麵的小丫頭既不會客氣，也不懂寒暄，占據我們頭腦的隻有張老師的“冤情”，它是我們關注的最重要的大事。聽我倆憂心忡忡、語無倫次的說完張老師的“大案”，儲組長耐心地告訴我們，要澄清張老師是不是階級敵人，需要揭出的事實來證明，所以不能不讓大家揭發，現在也不能下結論。我不同意他的話，反駁說，文革也是革命，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分清敵我，如果連敵我都分不清，把人民當敵人打，那還是革命嗎？可儲組長不直接回答我的問題，隨手拿起桌上的暖壺比喻起來：“四大，就像這暖壺裏的水，隻有把水全部倒出來，才能讓大家都看清，這瓶裏裝的是什麽水，裝多少量，如果不把水倒出來，大家就不清楚。”他可能以為自己的例子足以說服我們，有些得意地看著我們。但我倆根本就不同意他的觀點，因為張老師對我們來說不是一瓶未倒出的水，他是教了我們兩年的老師，兩年來，他作為班主任、語文老師已經把自己從暖壺裏全部都倒出來給我們看了。還要倒什麽？很久以後，我才明白，工作組長的指導思想是說要先把所有的人都當作假想敵，然後拚湊一切材料證明這個假設，實在證明不了，再還你清白, 其實是“打倒一切”。
工作組長讓我倆失望，但我們不甘心，我們堅信自己的觀點，張老師不是敵人，而且還是一個好老師。經過幾天的討論，我和慧潔決定給中央文革小組寫一封信，闡明我們對運動中不分青紅皂白，亂打亂批的意見，還要介紹我們學校運動的情況，更要講張老師的問題。這封信我倆很快寫好了，隻記得開頭的一句話是“敬愛的江青同誌及中央文革小組”，寄往北京：中央文革小組收。結果是泥牛入海，永無音信。
運動不斷升溫，對牛鬼蛇神的批判從“靈魂”進展到“肉體”，王校長等八個老師終於成為了“階級敵人”。大字報運動結束了, 他們被“專政”和“勞動改造”了。
我們也在運動之餘參加勞動，一次，分配我們班去操場清理廢磚土，需要兩個人抬一個筐。因為那時，我們的運動還在深入進行，我的被孤立境遇沒變，我想可能沒有人會和我一起抬吧，這時，一個運動之前關係很好的同學來到我身旁，對我說：“咱倆抬一個筐吧”。我有些吃驚，在眾目睽睽之下，竟會有人和我搭訕，還主動要求和我抬一個筐，雖然談不上受寵若驚，心裏還是感到一絲安慰。於是，我倆就配合默契地幹了起來，我已經習慣了自己的身份和處境，一直是隻幹活不說話，當我們抬著大筐走過菜園地時，正看到“牛鬼蛇神”隊伍跪在地上拔草，張老師也在其中，這個同學回過頭對我說：“張老師真可憐”。我不知道她是向我這個“保皇派”示好，還是對張老師動了側隱之心，苦笑著以沉默回答。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教室裏坐著，一群同學從走廊湧進教室，衝到我麵前，大呼小叫地質問我：“你為什麽說張寶信可憐？”“你為什麽同情牛鬼蛇神？”我愣住了，不知這一幕從何而來。原來是前一天和我一同抬筐的同學在教室外的走廊上貼了一張大字報，題目是“呂旭說張寶信可憐”，把昨天她說過的話完完整整的送給了我，給我戴上了一頂頂大帽子進行批判。
我沒有申辯，也沒有解釋，申辯什麽呢？我沒有說過這句話，但我想的要比這“嚴重”得多，張老師在我心裏根本不是可憐不可憐的問題，而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冤案，這是我自始至終的公開態度，還用得著揭發嗎?更沒有什麽好解釋的，難道要把寫大字報的人“交”出去嗎？我的選擇隻有沉默。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共十六條。當天傍晚，我和劉萍拿著登載“十六條”的報紙逐條研究，我在第五條《堅決執行黨的階級路線》中看到一句話:“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問題。”這句話和我寫在日記中的話竟然完全相同，一字不差，而且是引起一些人和我辯論的一句話，也是我們和工作組長的分歧觀點。我倆不知哪兒來的勁頭，用一元零四分錢買下了52份錦州日報，準備把登有16條的報紙送到全班每個人手上。我倆買了報紙就開始行動，先從離我家近的同學開始,一人一份的發，後來又委托收到報紙的人轉交。第一天，我倆一直走到天黑，才送出去十多份。第二天我倆聯係上慧潔，象“聯絡網”一樣，一層層的轉發，報紙是全部發出去了，但不知道有多少同學收到、看到，理解了我們的用心！現在想起來，真是隻有我這個傻瓜才會想出這樣的主意，也隻有劉萍這樣的朋友才會陪我做這種事。
一九六七年春節前夕，聽說“牛鬼蛇神”被放假回家了，我和慧潔、劉萍商量好去看看張老師。我們像地下工作者一樣找到陶瓷廠的職工宿舍住宅，在那個簡陋破舊的房子裏，我們見到了兩個髒兮兮的小孩和一個披頭散發的女人，那是張老師的妻子和他的孩子，張老師沒在家，張老師的家人用驚恐的眼神望著我們這幾個不速之客。好一會兒，我們才反應過來：他們家已經很久沒有來客人了，他們會以為我們和那些來抄家的是一夥人吧。我們很快離開了張老師的家。
很多年以後，當張老師成為第三職業高中校長的時候，一些人重拾“師生情誼”，常常出入於張老師的家，我也曾陪同外地回來的同學去過，但慧潔、劉萍一次都沒有去過。我提出要和她倆一起去看看老師，慧潔說：“現在他們家已是今非昔比，人來人往了，我們就不去了。”直到1993年夏季，久居江西的老班長黃世宇回錦探親，約了金成智、慧傑和我一起去看望張老師,而五十年前那寒冷冬季的一次登門探望，張老師可能一生都不曾曉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