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年迷茫
3、叛逆學生
我雖然知道了自己是一隻孤雁，卻並不想改變，仍然一意孤行。
一年級下學期的期中考試前，政治老師宣布要實行“開卷考試”，在考試時，可以看報紙、看書，而且試題就是時事新聞。我是一個天天聽新聞、看報紙的孩子，對這些試題一目了然,但當老師講到，答題時可以看書、看報、看筆記，還可以打小抄時，我心中一種反感油然而起：那為什麽還要考試呢？讀讀報紙不就可以了嗎？晚上，我和姐姐講了老師的話，並對她說，如果真發生這樣的事，我就不答卷了。姐姐說：“我讚同。”
想不到這一切竟真的發生了，政治考試的課堂上，老師又重申了那些“規則”，便發下了試卷。我連試題都不想看，就想交上去。可那樣一來，我就會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那不是我想要的。我老老實實地坐在座位上，監堂老師在書桌間走來走去，我拿起卷子翻過來，趴在上麵發呆。突然，一個想法跳進我的腦袋，我神差鬼使地寫下一個題目:《談談政治考試》。一旦開了頭，便一發不可收拾，我在心裏想了好久而無處表達的話一古腦地傾瀉紙上，我覺得很舒暢，連再看一遍的耐心都沒有，就交上了“試卷”。
在嚴肅認真的政治老師那裏，我的政治成績被判為“0”分,但我的試卷卻失蹤了，科代表站在講台上發表成績時，沒念我的名字，發下的卷子也沒有我的，隻是在拿到成績冊時，我看到了那個分數。
政治0分是一件震驚的事情。因為我有心理準備，所以是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我記住了爸爸的話：學習是為了掌握知識，不是為了分數。我甚至覺得自己主動放棄那人人想搏得的一百分，爭取了一個零分，有些了不起呢。政治老師沒有因為這件事對我“批評教育”，沒有打擊報複，甚至沒有提起過，很快，我也忘記了這件事。
半個多月後的一天下午，我走過學校的板報前，突然發現一個高中同學正在寫的板報題目是“談談政治考試”。這個標題不是我政治答卷的題目嗎？我停住腳步，看著他抄寫的稿子，一點不錯，就是我的政治答卷，但板報上沒有署名。為什麽一個0分的答卷被登上了學校的板報，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
張老師還是問到了我的頭上，我去語文組辦公室送同學們的作文本時，老師放下了手中的筆，拉了把椅子讓我坐下，這還是從來沒有過的事。他溫和地對我說，你在政治試卷上寫的都是你自己的想法嗎？我說是的，而且是當時衝動之下寫的，但這些事情是想了很久的。他說:“你知道“七·三”指示的全部內容嗎？‘可以打小抄，可以左顧右盼，交頭接耳’那是領袖的話呀。”我嚇了一跳:“那怎麽辦？”張老師笑了:“你的政治試卷王校長看過了，他說寫的好，還來找我問過你的情況。”我心裏不安起來，一校之長怎麽會看到一個初一學生的0分試卷呢? 看到我緊張的樣子，張老師告訴我，王校長說，教學改革需要這樣肯於動腦思考、主動學習的學生，這是好的風氣。
張老師從抽屜裏取出一份材料讓我看一下，是一份“教學內參”，登的是一篇學生的文章，是我此生看過的唯一一份“內參”。我看了一遍就記住了，至今都沒有忘記，那是北師大附中學生彭小蒙的作文，題目是：《獲得五分的秘訣兼論教師評分的標準》。內容是把老師評判語文分數中不公平、公正的例子一一舉證，評得個痛快淋漓。
沒過多久，媽媽參加政協文教委員會會議時遇見了我們學校政治組的組長龍津老師，會議的內容是討論教育改革。會上，龍津老師講了最近學校發生的一件事：一個初中政治老師把學生一份不按標準答題的期中試卷打了0分，氣尤未消，把試卷拿給了她，問她怎麽處理。因為試卷沒有答題，而是寫了一篇對考試質疑的文章，還語言流暢，振振有詞，她從教多年從沒有遇到過這樣的事兒，她也沒有了主張，把試卷送到了校長王緒武的手裏。想不到，王校長津津有味地看完了試卷，大加讚賞，還決定把試卷登上學校的板報。這個學生的名字我記住了，叫呂旭。媽媽聽了大吃一驚，會後她悄悄地告訴龍津老師，那個學生是她的女兒。
期末成績冊發下來的時候，我的期中政治考試分數從0分變成了100分。我不在乎考試成績的0分或100分，但我在乎的是能接受我說出心裏話的王緒武校長的態度。那是我第一次遇到，在一個狂妄得不知天高地厚的初中小學生和一個領導著百名老師和千名學生的校長之間竟然可以有這樣的理解、溝通和信任。那也是我在錦州中學僅有的兩年讀書期間惹下的最大禍政治0分，還被登上了學校板報。因為這樣一位通情達理、眼光獨到、胸襟開闊的校長，使我有一種絕路逢生的感覺，我開始重新審視著這所我不喜歡的學校。
1966年的夏天，隨著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一張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蓄謀已久的文革拉開了序幕。全國所有的大中小學校的校長全部首當其衝，成為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王緒武校長也不例外，他成了全校“革命師生”的眾矢之的。他的動態和處境自然成了我密切關注的問題。
我每天穿行在校園裏和樓上樓下的走廊間，讀著“揭發”他的每一張大字報，看到的詞匯常常令我心跳加速，擔憂、甚至恐懼。不斷升級的“聲討”和“控訴”，使他在大字報的海洋中成了一個“十惡不赦”的罪人。有貧下中農子弟的“血淚控訴”，有執行“凱洛夫”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鐵證如山”，還有任用“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和不同政治、曆史身份的老師是“招降納叛”。看來，“走資派”的帽子他是戴定了。
那一段日子，我充滿了焦慮和不安，腦袋裏整天胡思亂想：如果校長被罷了官，換了新校長，擺出一副居高臨下，盛氣淩人的樣子，我再做出那麽出格的事情，還不得被當作反麵典型批得個落花流水啊。還有，我的班主任老師也被打倒了，誰來當我們新的班主任呢？要是政治課老師來當那可就糟透了。革命大批判的滾滾洪流中，我，一個初中二年級的少年，卻在想著這樣一些“嚴肅”的“大”問題。
我所有的設想很快被粉碎了，而且永遠也不可能發生了。因為上學和讀書已經從一個最正常的事情變成了空想和夢幻。我們停課了。並從此再沒有複課。我們在學校的讀書生涯就這樣結束了。我和我的同齡人在風華正茂的時候被“輟學”了。我們的老師和校長在最有活力和創造性的時段被停止工作了。
但曆史沒有停止，當曠日持久的驚天動地、戰天鬥地、翻天覆地、改天換地的大折騰後，回首望去，物亦不是人已非了。
經過文革批鬥、專政、下放的諸多折騰，王緒武校長終於獲得了平反。1975年，已經成家的我，住在和王校長相鄰的樓裏，我會在樓下遇見他，會在節假日的時候去家裏看望他。王校長依然記得我的“政治試卷”，並常常提起，我開玩笑的說，我那時候就會交白卷了。可他認真地說，張鐵生交白卷是因為不會答題，你是因為學得好，能動腦，還敢於提出自己的觀點,現在看來，這種學習方法和態度才是現代教育所應該提倡的。事情過去了那麽些年，學校經曆了那樣大的變化，我的班主任和當年的政治老師大概都忘記了這件事，它也早已陳封在我的記憶深處，想不到王校長還能這樣記憶清晰，思維敏銳, 這一切無法不讓我感動、感慨, 滿懷深深的敬意。
1983年夏季，我人生中最大的打擊降臨了。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我被絕望所籠罩。一天晚上，王校長請一個老三屆的高中同學把我找到他的家裏,那時他已經是市教育局的局長，家也搬到了新的住址。我們已經很久不見了，此時的我被婚姻問題糾纏得滿麵愁容，滿腹心事，身心疲憊,走投無路，根本不知道怎樣麵對他。想不到的是，他像慈愛的父親一樣關心我，安慰我，鼓勵我，又提到了那件“政治試卷”的往事，再次對我肯定並且充滿信心，更讓我難忘的是，他仍然給予我極大的信任，王校長告訴我，對某人的處分與否，將取決於我的態度。
那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王校長家是我經常去的地方，他們夫婦二人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為我解除苦悶、憂傷，為我設計將來的生活，他還要發動大家幫助我介紹朋友。他讓我不要叫他校長，更別叫局長，要叫他王叔叔。他說，他和爸爸是遼西衛生廳時的老同事，他欽慕爸爸的為人，所以幫助我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在我第二次結婚的時候，他專門給我寫來了信，又特意派他的家人給我送去了一件禮物：漂亮精致的床罩。這種細心的關愛，是我想不到的事情。
又見到王叔叔是2000年5月，我參加馬阿海女兒的婚禮，一個高中同學走過來告訴我，王校長在樓下，打聽你呢。我隨他下樓去看我想念的王叔叔，我坐在他身旁的椅子上，和他說了一會兒話。他還是我心目中的樣子，一點兒也沒變，並且一如既往的關心我。
後來，我很久都沒有再見王叔叔，因為我很羞愧，我一直都沒有什麽好消息要告訴他，與他分享，也沒做出什麽令人欣慰的成績，生活得也不那麽盡如人意，我覺得對不起他對我的幫助，還有，我不想被他牽掛。但我一直都在想念著他，新年、春節的時候會想念他，計算著他該有多大的年紀，教師節、老年節的時候會想念他，他的樣子在我心中一直很年輕; 追憶往事的時候會想起他，他為我做過的一切我都銘記在心。直到張姨去世的消息傳來，我在震驚之餘，為自己的冷漠、懈怠而痛悔萬分。我四處打聽王叔叔的住處，找到了他。王叔叔已是九十歲的老人了，雖然往事依然記憶清晰，但已有了大腦萎縮的征兆，他一再詢問爸爸媽媽的事情，我一次次告訴他，但他還是要問，有時一連幾天打來電話，問爸爸媽媽的情況。每次我去看王叔叔，他都會緊緊握住我的手，情真意切的一遍遍對我說，以後把王叔叔當作你的家長，你是我的一個女兒。我把自己寫的對童年和父母的回憶拿給王叔叔看，他從此手不離稿，天天翻閱。照顧他的保姆秀冬告訴我，他去上海兒子家住的時候都要帶上我的手稿。不知不覺中，王叔叔真成了我的親人，成了我最惦記的長輩之一。在我多年難得一次的西北行中，朋友們張羅著帶給家人孩子土特產品，我想的是給王叔叔帶點兒什麽。當我興衝衝去見他的時候才知道他又去了上海，讓我倍加想念。寫下這些文字，雙眼又模糊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