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別樣媽媽
姥爺去世的時候，媽媽隻有七歲。一個七歲的小女孩，她應該有的是無憂無慮的玩耍，是父母的關愛和嗬護，是兄弟姐妹的陪伴和關照，可是這些媽媽都沒有。
在那個黑漆鐵門內的深宅大院裏，三代同堂的一家人各自打著自己的算盤。早已成家生子的兩個異母哥哥，目光盯在了他們父親留下的資本和財產。一次又一次的分家分股後，媽媽身邊隻有大門不出二門不入的柔弱姥姥和剛剛會走路會說話的老姨，一個雖然維護她、支持她，卻自己還沒有長大成人的另一個異母哥哥。
在這樣的環境和條件下，剛剛走入學堂的七歲的媽媽就成了大人。她與一切兒童時代的歡樂、幸福擦肩而過，擔起了幫助姥姥操勞生計的使命，也責無旁貸地負起照顧年幼的老姨和那個出生不久便失去雙親的她的侄女彩文的義務。這種承擔一直延續到媽媽大學畢業，成家立業，到彩文結婚遠嫁，到姥姥去世。
幼年的媽媽學會了和酒廠股東計算利息，向租房租地的客戶收取租金，還要向當鋪老板出售金、銀、財寶，抵押房屋。她讀高中的時候，就在初中兼課教英語;她當醫生的時候，又在高中兼任數學、英語課，為的是用所得改善姥姥和彩文的生活。我特別好奇的是，這樣的境遇為什麽沒把媽媽變成一個“視財如命”的人，而卻恰恰相反。媽媽是我見過的一個最沒有金錢概念的人。
記得媽媽給我們講過，她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和姥姥、老姨一起去天津靜海老家避難。因為不知要多久才能回來，所以臨走的時候，姥姥把家裏的金銀細軟除了隨身攜帶以外，全部裝進了一個大地櫃裏，請人在院子裏挖了一個深深的大坑，將裝得滿滿的櫃子埋進去。等到她們幾個月後從天津回來的時候，再找人挖開院子裏埋櫃子的地方，才發現櫃子已經和埋櫃子的人一樣無影無蹤了。媽媽竟然哈哈大笑著對我們說，姥姥有多傻，把那麽大的櫃子埋在地裏，還找別人幫忙埋。那時我第一次知道，就是因為這個重要的事件，使姥姥失去了可以維持一生的幾乎全部錢財，使得媽媽的讀書時光過得十分拮據，而媽媽在幾十年後竟還會笑得這麽開心。
媽媽和爸爸結婚以後，和他們住在一起的，是一個大家庭的十幾口人，五、六個孩子讀書及全家人的生活費用都由爸爸媽媽負擔。因為奶奶管理財務,要顧及的親屬和家人很多，各項開支很大。媽媽供給姥姥的生活費都靠自己當兼職教師的收入，從來沒從奶奶手裏拿錢。即使是家長製觀念很強的奶奶麵對這樣一個隻為家庭付出卻從不索取的兒媳也說不出一個不字。
到錦州後，爸爸媽媽像在崇慈醫院時一樣，所有的工資交給奶奶管理。奶奶一直是家裏的“掌權者”，隨意支配家裏的財、物,資助她的任何親友,媽媽從無異議。自從爸爸媽媽成家，奶奶就一直和他們生活在一起，沒在其他兒子家裏住過，直到奶奶去世。
媽媽給了奶奶最好的照顧，給她做舒適的衣褲，買最好的日用品，點心、水果。奶奶平時稍有頭疼腦熱，爸爸媽媽便忙前忙後，測血壓、量體溫、摸脈搏，或冷敷或熱敷，又按摩又服藥，把奶奶服侍得十分周到。媽媽還訓練我和姐姐給奶奶梳頭、捏腳。
寒假暑假的時候，正在讀書的表哥表姐、堂兄堂姐都會來我家。有時我家會同時住著幾個來自新民的休假學生，和我們一起玩兒，一起看書。他們每個人都是在我家學會了騎自行車。開學離開時，媽媽會無一例外地給他們準備好生活用品，學費和生活費。他們畢業、參加工作後,遇到矛盾和問題時，都會來信向爸爸媽媽訴說，求教。給他們寫回信，從來都是媽媽的事兒。想起這些，媽媽那坐在寫字台前認真思考，字斟句酌的姿勢仍會在我眼前浮現。
我和姐姐下鄉時，給我們寫信的也都是媽媽，但我們的每封回信，爸爸都認真地看，看得比媽媽還仔細。一次爸爸開玩笑地問姐姐:”別人家孩子寫信開頭都是爸爸媽媽，你們怎麽每次寫信都是’媽媽爸爸’？”媽媽在旁邊笑著對我們說:“聽見沒?爸爸挑理了，下回記住，要寫’爸爸媽媽’。”可是再寫信時，姐姐還是一如既往地寫“親愛的媽媽爸爸”。
當媽媽60多歲的時候，表哥趙生將他正讀中學的兒子趙春光帶到我家，委托媽媽幫助他補習英語。當時媽媽還在上班,可是沒有任何猶豫的答應了。趙春光住在我家半年的時間裏，媽媽照顧他食宿，利用業餘時間為他輔導英語。
媽媽在她工作的圖書館裏年齡最大、學曆最高、資曆最老，還是館長。可是每天上班，第一個到圖書館的人是她；晚上下班，最後一個離開的也是她。打掃衛生，整理內務，幹在前麵，幾十年如一日，沒有過任何改變，直至她六十八周歲退休。
我開始到防疫站上班的時候，因為年輕，也是每天早去晚歸，打掃衛生，可後來辦公室來了更年輕的同事，搶著幹活，我就成了有“資格”的人，不再爭先打掃衛生了。我不理解媽媽了：“為什麽？”媽媽說，其它的同事或孩子小，或家庭負擔重，或家務活多，或身體欠佳，她就多幹一些。
在我這個旁觀者眼裏,媽媽不是多幹了一點活兒，她是館裏唯一懂外語的人，是統籌全館業務工作的人，是最忙最累的人。媽媽卻從來沒想過這些，她也不會這麽去想。她要做的，隻是很多計劃中的工作;她想做的，是更多設想中的工作。媽媽自己這樣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卻從不挑剔指責別人不這樣做，媽媽好像一輩子都不會指責別人。
由於生活困難得到媽媽用心照顧的個別人，在職稱定級，工資調整等事情上受到條條框框的製約而遇到阻力，把怨氣轉嫁到媽媽身上，因為媽媽是被命名為各個“評委會”的成員。媽媽從沒有怪過他們，也從不解釋自己沒有變通上級規定的能力和權力。媽媽倒是覺得自己不會處理這些矛盾和問題，還曾經向我“請教”怎樣才能讓某些人平複情緒，同心同德地幹好本職工作？
小時候我聽媽媽講她年輕時候的生活片斷,記住了這樣的情節：她在沈陽讀高中的時候，住在“青年會”，有時為了節省時間或錯過了食堂開飯的時間，幾個同學就會打電話，請店裏的夥計將麵包、蛋糕等食品甚至是用食盒裝好的米飯和炒菜，送到宿舍去。我感到不可思議，這些資產階級的小姐也太鋪張奢侈了。一直到了1990年代，才知道這種購銷方式叫“外賣”，任何一個居民都可以享用，不管是打工者還是富翁。可是在年輕時代就經曆這些現代生活方式的媽媽卻是我認識的所有人中生活最簡單樸素的一個。
從我認識媽媽的那一天直到她離開我，五十年中，媽媽的個人消費水平比我家任何人都低。除了樟木箱中那些殘存的她再沒穿過的四十年代服裝，媽媽沒有專門的衣櫃和衣箱，沒有一件高檔豪華的服裝。她穿著的四季服裝屈指可數,衣褲永遠隻有幾種單調的色彩：淡藍、淺藍、深藍、淡灰、淺灰、深灰，偶爾一件深褐色外套或夏天的白色襯衫。我絞盡腦汁都想不出媽媽還穿過其它顏色的衣服，更別說什麽時髦款式和花色了。媽媽的每件衣服都要穿上若幹年，直到洗得發白
在住宅區裏，不論是上班的阿姨們，還是“家庭婦女”的大媽大嬸們都會偶爾穿出件鮮豔的上衣或應季的旗袍，可是媽媽沒有。媽媽的穿著實在是太單調了。媽媽也不穿皮鞋，更別說什麽高跟鞋了。年輕的時候,她穿的是藍色球鞋，年老時穿的是運動鞋和旅遊鞋。雖然媽媽喜歡帶我們去商店，給我們買一年四季各式服裝和鞋襪，可是她基本上不給自己買任何東西。我們從小就習慣了媽媽這樣的生活方式。
我的“摩登”的小學老師到我家家訪時特意精心打扮了一番，過後對我說：“你媽媽不是‘高薪階層’嗎？怎麽穿得那麽樸素，故意穿成那樣的吧？”我告訴她，媽媽沒有好的衣服，隻有那麽幾件顏色樣式都相似的衣服。老師很驚詫：“高級知識分子的生活是這樣的嗎？”不僅是穿的簡單，吃的也簡單。媽媽做飯時想的是爸爸和我們的口味。很多年，我都不知道媽媽喜歡吃什麽樣的飯菜，因為媽媽的筷子總是伸向少有人問津的菜盤,常常是剩下的菜。直到1991年，我又和媽媽住在一起時,才關注到媽媽的生活細節，才研究出（不是問出）媽媽的飲食嗜好，而那時媽媽已經70多歲了。
媽媽一輩子在廚房勞碌，為我們一家，為許許多多的親朋好友做出數不勝數美味可口的飯菜。媽媽一輩子為爸爸,為我們這一代，為我們的下一代編織了無以計數的毛衣毛褲，把我們的生活裝點得色彩斑斕。可是，我為媽媽又做過什麽呢？雖然我給很多人織過衣服，可是漏掉的是媽媽。直到九十年代初，媽媽的手指關節因長期類風濕而變形，握不住針的時候，我才想到了給媽媽織了兩件毛衣，還是用編織機織的，媽媽高興得天天穿著它去散步。我和姐姐買的保健品雖然很多,而且從未間斷過，但是媽媽一點兒都不吃，全部堆在爸爸的床頭，給爸爸一個人吃。
我們姐弟三人成家以後，開始時每逢年節回家，也隨著人家的習俗，買些禮品給爸爸媽媽。可是，媽媽明確告訴我們，誰回家都不必特意費心買這些禮品，隻要人回來就好，不要在這些事情上浪費時間和心思。有些親友串門時給爸爸媽媽買禮品時，他們也這麽說。我們都聽從爸爸媽媽的話，照辦了，我們家在有些人看來就成了最沒有“禮數”和“規矩”的家庭了。
媽媽的一生，把所有的光和熱獻給了她熱愛的工作、事業，獻給了她熱愛的親人朋友，獻給了這個世界。她沒有向任何人索取。在失去父親的童年時代，媽媽讀書自立；在理想破滅的青年時代，媽媽獨立、創業；在危機厄運來臨之際，想的是擔起災難把光明留給我們。
對金錢，媽媽說：“花出去了是錢，不花它就是紙。”對人生，媽媽說：“活著要有質量，死去不留後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