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年迷茫
8、“好”“糟” 之年
2016年的日曆拿在手裏，習慣性地翻找刻骨銘心的日子：父母的生日、祭日、家人和朋友們的生日，然後查看春節的日期，“2月8日”這個數字跳到我的眼前，好心情立刻煙消雲散，2月8日竟然是正月初一，今年的春節。看著它鮮紅的字體堅定不移地立在那裏，真讓我百感交集，思緒飛到了49年前的那一天。
1967年的2月8日，是大年三十，那是一個特別寒冷的日子，滴水成冰。我和幾個朋友剛剛從錦西化工廠勞動歸來，我們是回來過春節的。大街和小巷，馬路和廣場，完全沒有節日的氣氛，商店裏顧客稀稀落落，貨架上商品缺東少西，“購銷兩旺”是隻存在於報紙上的詞匯。沒有煙花爆竹，沒有彩旗汽球，沒有新衣新褲，映入眼簾的是滿世界的大字標語,牆壁上用紅漆塗寫，柏油路上用白漆塗寫。
這是“文革”開始以來的第一個春節，一定也是有史以來最不像節日的春節，因為它也要“革命化”了。一個個綁在電線杆上的高音喇叭，以前所未有的氣勢和巨大的聲浪控製了這座城市。從清晨到夜晚，一篇《錦州日報》的社論被播音員連續不斷地讀著，一遍又一遍，不厭其煩，第二天還是如此，第三天依然照舊。我實在閑得無聊，給它計數，最多的一天，這篇社論被念了二十四遍，“革命”年代，播音的時間也打破常規，變得特別漫長。記憶力超強的姐姐聽了幾遍後已經倒背如流，記性不佳的我也能聽到上一句，就知道下一句了。
這篇社論印在2月8日錦州日報的第一版，它的題目是“打退翻案風，掌握鬥爭大方向”。當我從郵遞員手中接過一疊報紙的時候，就把這份我不喜歡的報紙扔到了一邊，現在也不得不拿起來，和姐姐一起研究。社論的主旨是:主管錦州市工業的書記杜良是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是“走資派”，他所領導的新興工業是一麵黑旗，如果有人持反對意見，那就是給杜良翻案，就是別有用心，就是右派。社論以強硬的不容置疑的口氣宣告，錦州市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大方向就是打倒杜良，打倒杜良主管的新興工業的各個單位的廠長（以馬占一為首），批判錦州新興工業這個“黑典型”。這是錦州日報有史以來最富“盛名”的一篇社論，也是錦州曆史上閱讀量最大，聽眾最廣，影響最深，作用最強的一篇社論，它才是錦州之“最”。
節日的晚上，昏暗的路燈下，蜂擁的自行車和行人都朝著一個方向湧去:坐落在上海路上的錦州日報社，那裏人頭攢動，熙熙攘攘，每個人都用最大的音量發聲，都有一種堅定不移的語氣，高聲呐喊和激烈辯論把寒冷的夜晚變得熱氣騰騰。
我和姐姐在人群的縫隙中鑽來鑽去，看著一群又一群的人們在議論，在辯論，在大聲叫嚷，甚至推推搡搡。那是1967年的2月10日,大年初二的夜晚，我們聽說，反對派的人占領了報社。夜很深了，激烈辯論的人們還不願散去。我們回家時，一路上騎自行車的人一邊飛快地蹬車，一邊高聲喊叫：“二·八社論好得很!”聲音沒落，就會有一個聲音響起：“糟得很!”“好得很”“糟得很”的喊聲此起彼伏，走路和騎車的人都在喊，向東走和往西去的人都在喊。
從此，這個城市，再沒有了片刻的安寧，所有的居民，無論在什麽單位工作，無論從事什麽職業，無論大、中、小學生，無論男人還是女人，都有了一個叫“觀點”的稱謂：“糟得很”或“好得很”。
春節過後，我和慧潔又湊到一起，討論“二·八”社論，我們又拿出“較真”的架式，認為“翻案”一說莫須有，因為誰給杜良定的案？什麽時候定的案？“大慶式錦州新興工業地區”的稱號是國務院1966年3月命名的，人民日報為此登載了關於錦州新興工業的專題報道並發表社論《全國都能有大慶》。新興工業城成了錦州人的驕傲。我們還學唱了一首歌:《錦州人之歌》，是沈陽音樂學院的院長李劫夫譜曲的。我記得有這樣的歌詞，“延安的精神大慶的路，錦州人艱苦奮鬥鬧革命，革窮的命窮革命，錦州人創出一個新興工業城，走我們自己的道路，攀世界科學的高峰，錦州人艱苦奮鬥鬧革命，錦州人永遠跟著毛澤東”。
怎麽文化革命一來，它就成了黑旗了？1966年9月，在市體育場召開了全市規模的大會，專門批判杜良、馬占一，當時的理由是他們和市委派的工作組對抗,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黨中央，就是反對文化大革命,可工作組已錯，已撤，為什麽還要窮追猛打，抓住他們不放呢？
我隻是一個初中生，不知道新興工業的來龍去脈，不知道市委和杜良、馬占一為什麽這麽勢不兩立，更不知道他們為什麽一定要拔掉新興工業的旗幟，還要批倒批臭, 可是我喜歡“新興工業”這個稱呼，喜歡我的家鄉有這樣的工業發展。我跟著媽媽隨政協組織的參觀團參觀過石英玻璃廠，我穿的第一雙錦綸絲襪就產自錦州合成纖維廠，它光滑柔韌，好像永遠都不會穿壞。媽媽買的小巧玲瓏的半導體收音機就產自錦州半導體廠，它代替了那個笨重的大收音機。我不止一次地聽媽媽說過，有一個來自上海的叫王燦文的犯人，關押在監獄十多年了，竟發明了全國第一台電子轟擊爐。
錦州市的新興工業有多項發明創造填補了我們國家工業發展的空白，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那麽大的變化，這是多麽了不起的事情。我知道以前錦州兩個最大的企業一石油六廠和錦州紡織廠都是日偽時期留下來的，很多老年人張口閉口的“合成”“東棉”說的就是它們。可是現在靠著“白手起家”、“土法上馬”我們的城市就有了這樣的發展，為什麽要摧垮它，我看不懂。
我和慧潔每天都穿梭在高喊“好得很”和“糟得很”的人群中，尋找著答案。我們去了錦州工學院，看了大字報，訪問了叫做“反到底兵團”的接待站，我們又去了醫學院，聽了紅色造反團頭頭的講演。我們看了油印材料《新興工業”概況介紹》,還看了中央大街兩側所有的大字報, 認同了“糟字派”的觀點。
我和慧潔回到學校，和幾個要好的同學討論了很久，終於一致同意成立一個戰鬥隊，名字叫做“海燕”，公開表明我們是“糟字派”。雖然在班裏仍然是少數派，但我覺得已經很強大了，我和慧潔已經從孤立中走出來了。我們的戰鬥隊裏不僅有我的好朋友劉臨，國麗文，柳力利，還有黃世宇、吳洪流、李玉山、於誌剛這些人品、教養都很好的同學，和他們在一起參加活動、討論問題無所顧忌，暢所欲言，心裏很舒服。我在心裏呼喊著：“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吧。”
成立“海燕”後，其它班級的組織來找我們“串聯”，要將全校的“糟字派”聯合起來，成立一個組織。就在“糟字派”這個唯一一致的認同下，我們加入了錦州中學由高中同學主導的聯合組織,紅闖將造反總部。從此，我們每天到學校參加“糟字派”活動，開會、遊行、寫大字報、貼大標語，從學校走向了社會。我們的組織加入了市裏的大中學生造反司令部。學生、工人、機關幹部的“糟字派”又成立了全市的聯合組織:錦州市革命造反聯合總部。
1967年春天，我成了一個堅定的“糟字派”，積極投入每一個活動，我確認保衛錦州市的新興工業，保衛新興工業的主導者杜良，就是我們革命的“大方向”。我不知道那些比杜良官大的能夠左右報社發社論的當權派，是不是拋出杜良來當文革的擋箭牌，保護自己過關，如果真的如此，那麽他們不惜搞垮錦州市的工業生產，製造這麽大的混亂就太卑鄙了。
因為有了這些念頭，我特別敬重被“好字派”一再批鬥、遊街、追打得無處安身的杜良。七十年代初，我去過杜良的家，那是站一小學南邊的一戶平房,大約不到十二平方米的小屋裏，除了一鋪火炕，還有連著火炕的灶台，什麽擺設都沒有。正在生病的杜良和他的妻子穀信就住在那裏, 那是鬥爭高潮漸漸退去，他“靠邊站”的時候。
後來我到防疫站工作，遇到了一位我稱為“叔叔”的人，我小時候和他住在一個住宅區，可我知道了在文革中他在衛生局的批鬥會上曾把穀信打倒在地上，還踩在她身上又踢又踹。那是杜良已經被徹底打倒的時候，他一個有妻兒老小的成年男人毆打一個沒有還手之力的女人，我鄙視他，再也叫不出“叔叔”了。我最瞧不起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人。
很多年以後，爸爸媽媽都不在了的時候，一次遇到小時候的鄰居，他對我說：“當年我們的父母親被打成’反黨集團’的冤案就是由杜良親手處理的，平反材料上還有他當年的簽字，可你在文革中還死保杜良，你得有多傻。”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杜良與爸爸的“淵源”。可我很平靜，沒有大驚失色，沒有義憤填膺，沒有仇恨，也沒有後悔。我知道：爸爸的冤案即使不是杜良處理和批示，也一定會有別人來處理和批示，杜良和爸爸素昧平生，沒有個人恩怨，這是一個體製問題。隻要有運動就一定要整人，隻要權力不受監督，就一定有冤案！我驚歎的是我的爸爸自始至終對“文革”抱著抵觸態度，最不讚成我參加派性鬥爭，可是他卻從來未告訴過我這個“秘密”。如果當我十幾歲的時候就知道杜良曾經“整”過我的爸爸，我一定不會參加“糟字派”，一定會樂於打倒杜良，為爸爸出口氣。可是現在我明白了:爸爸一輩子都不希望我因為“私仇”而做出自己的選擇，更不想對我進行“仇恨教育”，“冤冤相報”不是爸爸的做人之道。
錦州日報的二八社論讓這個城市分裂成兩大陣營。“糟”和“好”的爭論滲透進每個家庭，影響了所有人的生活，有的家庭夫妻反目，有的家庭兄弟姐妹翻臉，有的家庭同仇敵愾，到處是爭執的雙方，到處是辯論的場所。一次，我在百貨大樓遇見了一個很久不見的同學，我們之間的對話隻有：你是“糟字派”還是“好字派”？恰巧觀點相反，於是就站在來往購物的人群中辯論起來,好像我們真的是主人，真的可以“指點江山，激揚文字“。
如果沒有二八社論，這一切會不會發生呢？仍然會的。因為我們的指導思想是鬥爭哲學，沒有對立麵，沒有假想敵，人民不分裂，怎麽鬥爭？跟誰鬥爭？文革十年，全中國的人民都是分裂的，從中央到地方，從北京到邊疆。不同的隻是，有各種各樣的機緣，各種各樣巧合，二.八社論隻是一個偶然的導火索,“好”“糟”的對立是我們這座城市的特有標記。
曆史已經走過了四十九年，可這關於糟、好的烙印依然沒有褪去。我們這一代人談起文革來，常用的詞匯仍是“紅五類”“黑五類”“出身好”“出身不好”“糟字派”“好字派”。這些特殊年代的標誌，似乎要陪伴我們終生。
這些極具文革色彩的詞匯和充滿殺氣的文革歌曲、造反語錄深深的植根在我們這一代人的血液中，它左右了我們的思維方式，影響了我們的判斷能力，限製了我們的眼光和視野，隔斷了我們和文明世界的溝通和聯係，更阻礙了我們對過往的反思和懺悔，使本來缺少文化涵養的一代人更顯得無知和蒼白。是的，我們已經日益老去，文化、教養對我們也許來不及補償，可是我們會給後代留下怎樣的熏陶？怎樣的耳濡目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