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21）
也在那個時候，我聽到一個小道消息，說毛澤東準備給左派發槍，叫做武裝左派。我不知這個消息是否確實，但很大程度上相信這個消息是真的。因為當時武鬥越來越激烈、越來越頻繁，武鬥工具也越來越升級，從鋤頭、木棍迅速發展到長矛大刀，現在很多地方的保守派都已經有槍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造反派還沒有槍，是很容易被保守派消滅掉的。而造反派被消滅了，文革自然也就搞不下去了，一切回複到四月以前的情形。我想這是毛澤東要武裝左派的原因。
那麽保守派的槍是從哪裏弄來的呢？有部分是過去地方武裝部發給民兵用的槍。據我四清後在唐鬱蹲點時見到的公社民兵情況，這些槍大多是抗戰時使用的三八大蓋，比較老式，但也有比較新式的，還有少量輕機槍；此外還有手榴彈、刺刀等武器。文革開始後，中央曾下令將發給民兵的槍枝彈藥都收起來集中保管，一般都存放在公社的武器庫裏。文革中各地公社黨委的立場基本上百分之百地支持保守派。所以保守派從公社武器庫裏拿槍來用，就如從自己家裏拿一樣方便。除了這些，還有不少是從當地駐軍那兒明搶暗送得來的。說明搶暗送，是因為解放軍一般會事先通知保守派，什麽地方的軍事倉庫內有什麽武器，你們什麽時候可派人去搶。到時他們會讓哨兵故意撤走，甚至故意讓你們把哨兵也俘虜了，等你們把武器搶走了，再把俘虜釋放。這樣做，軍隊至多擔一個保管槍支彈藥不力的罪名，而不會因直接送槍支持群眾組織武鬥而違反中央命令。這些槍比較新式，大多是軍隊現役使用的武器。總之，自從大規模武鬥開始後，是保守派先有槍而造反派沒有槍，因此武鬥起來造反派總是吃虧。其實無論是民兵的槍還是軍隊的槍，都由軍隊管著。不是軍隊頭頭故意失誤，保守派神通再大也弄不到槍。這一點毛澤東應是心知肚明的。所以，既然毛澤東說要武裝左派，說明他也阻止不了軍隊送槍給保守派，那就幹脆給造反派也發槍。
當時，很多造反派翹首以待，盼著那天解放軍會來發槍。但武裝左派的事很快就沒了下文。我猜是毛澤東改變了主意。想想也是，站在共產黨的立場，發槍給造反派的風險畢竟太大了。半年前，他取締了出身大多不純的、由臨時工、合同工組成的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解散了主要由轉複軍人成立的紅衛軍，批準解放軍以支左為名鎮壓被懷疑是混進造反派組織的各色各樣壞分子和階級異己分子，為的不就是怕這些人乘造反之機攻擊共產黨，搞破壞社會主義的勾當嗎？現在怎麽心一熱，反要主動向他們發槍？所以武裝左派的事很快就不提了。
那時，為了配合毛澤東 武裝左派的策略，江青也提出了一個口號叫文攻武衛。雖然當時我還不知道江青具體是怎樣說的，但我立刻覺這個口號提得非常及時、非常好。因為保守派現在發動的武鬥，已不同於二月逆流時。那時他們砸造反派組織，抓造反派頭頭，還僅是想摧垮造反派；但現在他們明顯是要用武力來消滅造反派了。也就是說，現在的兩派鬥爭不再是單純的路線鬥爭，而是真正的你死我活的鬥爭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造反派還傻兮兮地、循規蹈矩堅持文鬥，隻做消極抵抗，豈不是很容易就被對方消滅掉？就當時我們絕大多數造反派的內心來說，我們不讚成武鬥，也不希望發生武鬥。但形勢並不總是按你想象的那樣發展的。造反派在二月逆流被鎮壓以後，希望的是平反、複起；但複起後立即遭到保守派的武鬥對待。麵對對立派的血腥武力，除非造反派也武裝起來，否則就隻有投降或等著被殺兩條路。而這兩條路我們當然都是不願意走的。那麽，造反派就隻有也拿起武器來保衛自己一條途徑。就我們的立場，我們不喜歡武力攻擊別人，但若別人用武力攻擊我們，我們至少也要設法自衛，要有自衛的權力。所以江青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這武衛兩字是很正確地說出了造反派心聲的。
應該說，江青提出文攻武衛口號與毛澤東的武裝左派精神是一致的。但不久武裝左派沒了下文，而文攻武衛的口號江青沒有收回。那麽造反派就隻得自己想法去找槍。文革以前，若有人私藏槍支彈藥一旦被查出，那是鐵定的現行反革命罪。所以開始造反派對擁有槍支彈藥一事十分懼怕。但現在為了活命不得不如此。在當前這種形勢下，若說持槍武鬥非法，那也是保守派犯法在先。如果中央不能阻止保守派持槍，也就沒有理由因造反派持槍而單單給造反派定罪。我不知道我們青浦造反派是什麽時候開始有槍的，也不知道是通過什麽途徑弄到槍的。但後來確實也有了槍了。有幾次聽說造反派去對立派控製的公社武器庫搶武器，但都失敗了。因此我猜這些槍不知是否是從外省市的造反派那兒弄來的。因為我們青浦武鬥還在使用長矛大刀時，外省市早已在用真槍真炮了。
江青講話的傳單不久我就看到了。當時江青這個講話全文的傳單我有保存，但後來弄丟了。前不久我在網上發現一張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上海《文匯報》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解放日報》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和《支部生活》革命造反司令部聯合印發的、江青七二二講話傳單的照片，是講話的全文。為了讓讀者了解江青這個講話的原貌，我特地將它抄錄於下，
江青同誌的重要講話
（七月二十二日淩晨在河南代表團會議上）
（群眾呼口號）應該是向同誌們學習，向同誌們致敬！（群眾高呼：毛主席萬歲！）
剛才有一位同誌講，要發動群眾製止武鬥，這個意見很好，要大力宣傳。挑動武鬥的人總是一小撮，如果廣大的群眾知道了他們的陰謀詭計，揭出了他們，他們就會像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要發動群眾，要向群眾作深入的宣傳工作，這樣我們才能勝利。
我們不能太天真爛漫。當挑起武鬥的一小撮人，他們拿起武器打你們的時候，革命群眾可以拿起武器自衛。在雙方達成停止武鬥的協議以後，他們仍然不把武器收起來的話，你們自衛的武器不能放下！（鼓掌，並高呼：毛主席萬歲！）
我記得好象就是河南一個革命組織提出這樣的口號，叫作文攻武衛，這個口號是對 的。（熱烈鼓掌）我們堅持毛主席提出的文鬥，堅決反對武鬥，做深入的群眾工作，這是第一條，同誌們要向群眾深入地宣傳這一條，做比較艱苦的群眾工作，要廣大的群眾識破一小撮壞人的陰謀，是要做一些工作的。但是，還要有第二條，不能天真爛漫。當他們不放下武器，拿著槍支、長矛、大刀對著你們，你們就放下武器，這是不對的。你們要吃虧的，革命小將你們要吃虧的。現在武漢就有這個情況。當然，武漢的革命小將也在采取自衛手段。同誌們，當我們聽到百萬雄師以及他們的幕後一小撮操縱者拿著那樣的武器對手無寸鐵的革命群眾行凶，甚至綁架、毆打我們的謝富治同誌、王力同誌，我們能允許嗎！（群眾高呼口號）
河南的情況現在已經達成了協議，我希望各方麵都不要撕毀協議，誰撕毀協議誰就是蔣介石。蔣介石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跟我們訂了停戰協議，他馬上又撕毀了。
我今天看看同誌們，又把這個道理講一下，我們有理，真理在我們這邊。就是說，毛澤東思想在革命小將、革命幹部、革命工人、革命農民這邊，你們不要天真爛漫，放下武器。我支持這一點。
我就講這麽一點。（熱烈鼓掌，並高呼：毛主席萬歲！向江青同誌學習，向江青同誌致敬！）
（按記錄稿整理，未經本人審閱）（請翻印 請張貼 請傳閱）
當時我仔細看了江青的這個講話後，覺得她說要發動群眾來製止武鬥是典型的空話、廢話。現在參加武鬥的兩派難道不都是群眾嗎？還要發動那些群眾來製止武鬥？但她兩次提醒造反派不要天真爛漫，在敵人沒有放下武器前，你們也不能放下武器，覺得她在講這個話時還是真心擔憂造反派的安危的。
文革以後有些所謂的史學工作者眾口一詞地咬定：說文革武鬥是因為江青提出了文攻武衛後才加劇的；甚至有說文革武鬥就是江青提了這個口號才挑起的。這樣顛倒是非和栽贓的手法，完全是一副勝者王侯敗者寇、什麽曆史都由我說了算的心態。這裏，我隻想引用李遜所著《大崩潰》一書、其中第十三章的注釋三所列的史實為證，證明上述這些所謂史學工作者的荒謬。注釋三說：
一九六七年四月起，全國各地武鬥愈演愈烈。四川省產業軍由工人和基層幹部組成，堅決反對炮轟西南局、火燒省市委等口號，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四川大學八二六戰鬥團等造反派發生衝突。四月十五日，產業軍揚言血洗川大、頭斷四川、血灑西南。從五月四日起，宜賓地區武鬥不斷。五月十五日，宜賓進行大規模武鬥，成都萬人支援。重慶也進行大規模武鬥，動用了各種常規武器，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門碼頭。六月二十三日，河北農業大學發生大規模武鬥，死七人，傷二百五十人。武漢從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起武鬥不斷，據不精確統計，從六月四日至六月三十日，死一百零八人，傷二千七百七十四人。（李遜著：《大崩潰上海工人造反派興亡史》P389。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出版，一九九六年六月四日初版一刷。）
李遜這個注釋中列舉的武鬥，僅是全國各地武鬥的部分例子，這些武鬥都發生在江青講話之前。重慶在五月份的武鬥中就已動用了高射炮，武漢六月份的武鬥死了一百多，傷二千七百多。這些難道都不算武鬥，都不夠激烈，而必要等江青講話後的武鬥才算是武鬥，或加劇了武鬥？值得注意的是李遜在這個注釋裏也指出了全國武鬥是從一九六七年四月起，開始激烈的。而這正是《軍委十條》下達後保守派的反應。我始終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是錯誤的；發動文革才是文革武鬥的真正根源。但如果因為江青聲譽不佳，因為文革失敗了，就將文革武鬥的責任全部推到江青頭上，這不是對曆史負責的態度，而是無恥的栽贓！這些人根本不夠格稱為史學工作者，而隻能說是一批匍匐在權貴腳下、有奶便是娘的弄筆奴才！他們與姚文元並無本質不同，都是一批服從主子旨意而可以任意歪曲曆史的文痞！甚至比姚文元更下流！當年姚文元寫《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還用心查了許多曆史資料，請明史專家提供意見，而這些人寫文章，完全是信口開河！
這倒讓我想起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文革還沒有結束，黨政軍當權派們和保守派們就要眾口一詞地咬定，武鬥是江青提出文攻武衛後才激化的，武鬥主要是造反派挑起的。為什麽他們要顛倒是非、迫不及待地將武鬥的責任推到江青和造反派頭上呢？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都很清楚挑動武鬥是他們在文革中犯下的一個嚴重罪行。文革武鬥死了好多人，傷殘的人就更多了。據維基百科，有學者估計在一九六七年至六八年間共有三十至五十萬人因武鬥死亡。另據一九九六年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聯合編撰的《建國以來曆史政治運動事實》記載，則說文革武鬥造成了二十三萬七千餘人死亡，七百零三萬多人傷殘。這些數字無論哪一個更接近事實，都絲毫不亞於一場真正的大規模戰爭。這樣的大罪，與大躍進後餓死幾千萬人一樣，是要上書的。因此他們都害怕。因此，他們要盡可能早地預做準備，把自己的責任推卸掉。
在曆史造假方麵，中共是有豐富經驗的。比如抗戰末期，時任八路軍總參謀長的葉劍英，憑藉幾部電報機、電話機，指揮幾個參謀人員，在短短數天內就統計出了抗戰以來七年多中，八路軍、新四軍與日寇共進行過大小多少萬次的戰鬥，消滅了多少萬日軍、多少萬偽軍的驚天戰績。這些戰績隻有空洞的數字，沒有具體的、每一次戰鬥的時間、地點、交戰雙方的部隊番號、參戰人數、指揮者姓名，以及敵我雙方死傷的數字，己方犧牲人員的姓名、年齡、籍貫等資料。這是典型的偽造曆史。一九六一年，時任國務院糧食部長陳國棟、國家統計局局長賈啟允和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三人，曾對一九五九至六一年三年中各省糧食和人口變動情況做過一個統計。實質是對這三年大饑荒餓死了多少人做個統計。可是統計報告上報給周恩來後，周立即下令銷毀一切調查統計材料。還打電話追問周伯萍材料銷毀了沒有。這是典型的湮滅曆史。雖然後來仍有不少人用各種方法統計出了這三年內中國大陸非正常死亡人數，但因為失去了這個原始的、政府統計的權威資料，至今很多人仍在為究竟死了多少人爭論不休。
而把文革武鬥的責任推到江青頭上，則是典型的歪曲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