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48）
六月一日，縣革會在青浦縣中學操場召開了一次批鬥原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市長曹荻秋的大會。我們縣級機關企事業單位全體員工都奉命參加。此外，縣城各工廠、商店、學校、街道和各公社、鎮也都派代表參加了會議。這個操場大約有兩三個足球場那麽大，批鬥會場隻占用了東半個。會議經辦者在操場東北角用汽油桶、粗毛竹和木板搭了一個高台。會場地上則用石灰劃成一塊塊方塊，以分配給不同係統的與會者站立，有專人引導入場。不知是因為我們到得早還是原就安排我們在這個地方，我們單位被安排在了大會主席台正前方最前麵稍偏左一點的地方。大會開始後，陳丕顯和曹荻秋被人帶上台站在左邊前沿接受批判，原縣委書記陸道南等人則站在台的右邊陪鬥。因此我們與陳、曹這兩個原上海市最高領導人隻隔了七、八公尺的距離，看得清清楚楚。這天，陳丕顯穿了一套新軍裝，也許是尺碼大了些顯得稍有些臃腫。文革前陳兼著上海警備區政委，可能至今沒有撤掉他這個職務，所以他還能穿軍裝，但沒有領章，也沒有帶帽子。聽說當時凡兼著軍職的當權派被批鬥時很多都選擇穿軍裝，這樣被鬥時不致被打。曹荻秋穿什麽衣服已記不得了，好像就是平日穿的中山裝。以前在報上見到他的照片，白白淨淨的胖臉上戴著一副金絲無框眼鏡，一頭白發向後梳得筆挺，風度翩翩，我總覺得他更像一個學者、教授，而不是共產黨幹部。他們從一上台就低著頭、彎著腰，這個姿勢一直保持到會議結束。後來自己有了一點年紀才知道，要彎腰站一兩個小時不動不是一件容易事，這至少說明他們雖下台一年多了但身體還不錯。
這是我第二次見到陳丕顯和曹荻秋本人。第一次是在六七年初參加一個在上海什麽會場召開的、揭發批判衛生係統走資派的大會上見到的。記得那次大會批判的一個主要對象是上海精神病院院長粟宗華。但陳、曹作為包庇粟宗華的走資派也被押來陪鬥。粟的罪狀除了是反動學術權威，主要是以治療精神病人為名迫害政治犯，又以患精神病為名包庇政治犯。據說文革前中共常常將一些政治犯當成精神病人長期關押在精神病院內，又將一些政治犯以精神病為由予以包庇，粟宗華是主要幫凶。有小道消息說，粟宗華為北京大學民主女鬥士林昭和陸定一夫人嚴慰冰都出具過患有精神病的證明。那次大會，陳、曹他們站在台上因離我們距離比較遠，看不清楚。台下也有幾十個原市委、市政府的官員陪鬥，在台前站了一長排，也看不清臉。隻記得在會議中間，台下陪鬥的人中有一個大概因為不老實，結果被看押的紅衛兵當場解下腰間的皮帶抽了幾下。會場因此引起短暫的騷動。聽人說這被打的人是舊市委的宣傳部長楊永直。當時我曾這樣想：要是在過去，不要說陳丕顯、曹荻秋，就是楊永直這樣的幹部也是我們普通老百姓仰望而不得見的大人物；可現在如犯人一樣被示眾，甚至被毆打，讓人直接感受到了革命的威力。
大會開始後，有好幾個人發言批判陳、曹。但這些人說了些什麽我都沒有注意，甚至根本沒有聽；我隻注意到每當大會呼喊口號時，陳、曹他們兩人也手舉《毛澤東語錄》一起喊；即使是喊打倒陳丕顯！打倒曹荻秋！的口號，他們也照喊不誤。看著這兩個曾經手操千萬百姓生殺大權的大人物現在卻服服帖帖、毫不反抗地接受批判，我感歎萬千，同時腦海裏卻冒出了一些奇怪的想法：
首先，我發覺我對他們現在這種處境好像有點可憐。昔日人上人，今日階下囚，這種落差也太大了！然而，我又很快發覺這關乎我的造反派立場，是不是出了問題？因此我問自己：難道我真的對這兩個人產生了同情嗎？我仔細地想了一下，好像確實是有那麽一點；但又覺得不可能：因為我是造反派呀！而且我與他們非親非故，幹嘛要同情他們？那麽，我恨他們嗎？好像也有一點，但不強烈。我恨他們的理由，除了因為他們是走資派，還因為他們是鎮壓工總司的元凶。回想起一九六六年底和六七年初那段時間，他們操縱赤衛隊與工總司對抗，尤其曹荻秋那種反複無常的卑鄙伎倆，確實覺得他們可憎。當時，我們起來造反時也遭到過單位當權派的恫嚇和打壓，而這些恐怕也都與他們有關，出自他們的指令。還有，一月革命勝利後聽我們單位鍾峻峰醫生說，安亭事件後舊市委曾迅速擬定方案，準備判處王洪文等十個主要頭頭死刑。因此我對他們這種出手快捷、凶狠，草菅人命的做法也是十分痛恨。但是，這之後又經過了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我對有些問題的看法已漸漸有了改變。關鍵是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純潔性有了懷疑。由這一點出發，對於所謂走資派等許多問題也就有了不同於以往的看法。
毛澤東說，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為了防修反修。從四清時他就明確提出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概念。但是說實話，很多人包括我，對什麽樣的當權派是走資派這個問題並不清楚，對他們執行的政策是不是屬於走資的，也不甚了了。文革中引起很多群眾憤慨的，並認為他們就是修正主義就是走資派的，主要是他們的特權和生活腐化問題。以陳丕顯為例，文革初期我曾看到過一份批判陳丕顯的大字報，說他開大會作報告時喝的不是白開水，也不是龍井茶或碧螺春，而是高麗人參湯。批判者以此作為陳丕顯修正主義、搞特殊化享受的一個證據。當時我看到這份大字報時心中也很氣憤，想你們這批老爺真會享受，人參湯當白開水喝，想長命百歲啊？你們口口聲聲說是為人民服務的，到底是你們在為人民服務，還是人民在為你們服務？人民哪有你們這樣享福的？我親眼見過農村雙搶時的情景，烈日當空，農民揮汗如雨，口渴難耐，有時能喝到一些用炒大麥泡的大麥茶，很多時候連一口白開水也喝不到，隻能喝壟溝水。你們與普通老百姓之間的生活差距，何止十萬八千裏！但後來，這方麵的材料看得多了，發現中共高級幹部搞特殊化的並不隻陳丕顯一個，而是多了去了；那些特殊化也不僅僅是喝人參湯，而是方方麵麵的，就開始疑心這是不是中共的政策規定他們可以享受的待遇。且不說中央、省市的，就我們看得到的縣裏的官，不也是職位越高，給安排住的房子越大越好嗎？早在延安時期王實味就揭露中共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當官的有高於普通人的特殊享受。文革中劉少奇女兒也揭露劉少奇那時每天要吃一隻雞。結果王實味被殺了。而毛澤東早在一九二九年的《古田會議決議》中就明確反對過絕對平均主義，說這是農民小資產者的一種幻想，為幹部特殊化找理由。由此看來，幹部特殊化除了有部分可能是本人違規搞的，還有不少極可能根本就是中共內部政策規定的，隻是這些內部規定他們不給老百姓知道而已。所以，像陳丕顯這樣的高官，開大會作報告有時一開就是幾小時，為了保證他們精力旺盛，喝人參湯可能真是工作待遇也說不定！（關於陳丕顯作報告喝參湯是不是中共製度規定該有的享受，果然不是我的瞎猜。後來我看到一本由原《人民日報》社編輯，又做過外交官的陳有為撰寫的書，書名是《無悔坦蕩人生從記者到中國外交官的回憶與自白》，裏麵提到一九五六年冬，因為他起草了一篇論析社會主義國家團結合作關係的社論，由報社副總編黃操良與部主任陳泉璧帶領，一起去中聯部討論文稿。中聯部部長、政治局委員王稼祥一邊聽他們匯報，一邊喝由秘書端來的人參湯。由此證實到了一定級別以上的高官，喝人參湯確是規定的工作飲料。特此附記。）
如果真是這樣，則今天這些高官的修正主義，其產生的原因，除了幹部本身的思想革命化不夠，與中共的有關製度也有很大關係，說明這些製度存在著大問題。所以，如果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真是為了反修防修，那首先就要檢討、改革這些嚴重脫離群眾的製度，不能一邊維護幹部的特權，一邊又將幹部享受特權作為他們修正主義的罪狀，發動群眾去批鬥他們。自文革發動以來，紅衛兵學生和造反派群眾揭發了許多幹部的特權行為，但毛澤東中央對此從不作任何解釋，分清那些是幹部自己違紀搞的特權，應由該幹部自己負責；那些是中共的不當政策造成的，應由中共組織上負責，不讓人民因此而發生誤解。所以，我認為毛澤東這種做法絕對不是愛護幹部和正確處理幹部錯誤應有的態度。當然，絕對的平均主義也是行不通的。如高級幹部需要的安全保衛措施，工作上需要的助手如秘書、司機、勤雜人員的配備，一般人就不需要。但高級幹部開會作報告是否一定要用昂貴的高麗人參湯而不能用茶、咖啡之類提神的飲料代替？什麽叫濫用民脂民膏？我以為這就是。
文革後我來到海外，眼界拓寬了，更認識到這個問題在許多事情上其實隻是個分清公私的問題。既然你們說你們這個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那就不要讓幹部的物質享受與普通人民差距太遠，更不要處處耍特權。我不知是不是共產觀念和曾經實行過的供給製留下的影響，中共將許多原本應由私人承擔的生活和服務費用也以工作需要之名由公家承擔了。這在一些民主國家的人看來十分簡單的公私不分的錯誤，卻被毛澤東當成了修正主義來大張旗鼓地反對，恐怕是鬧了個曆史大笑話。追求個人享受本是人的天性。隻要你有財力，而要享受的東西又是合法的，那你盡可去享受，關修正主義什麽事？
我又想，今天陳、曹之所以站在台上被批鬥，除了他們是上海市當政的主要領導人，就如陸道南說的那樣：打倒他是為了文化大革命的需要確實，當時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乃至地、縣黨政的主要領導幹部，絕大部分都被打倒了，我認為這是不正常的但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他們在前階段運動中整了群眾，鎮壓了造反派。
運動初期，各地各單位的當權派幾乎無例外地都整了群眾，把一些群眾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右派分子。他們為什麽要整群眾呢？毛澤東和中央文革說是因為劉少奇推行了一條資反路線。但我不這樣認為。因為整群眾並不是因為文革劉少奇推出了一條資反路線後才有的，而是共產黨的曆次政治運動都是這麽做的。是中共的階級鬥爭理論和階級路線、階級政策指導他們這麽做的。而這些當權派也習慣這麽做了。所以運動一來，他們就輕車熟路將群眾分成左中右，並預先確定了這次運動要整的對象。所以這個問題的關鍵，不在這些當權派有多壞，而在於中共的階級鬥爭路線和階級鬥爭政策。如果毛澤東不發動這次文化大革命，我相信各級黨組織也不會自己去整群眾的。所以關於運動初期整群眾的問題，與其去批判當權派們執行資反路線的罪行，倒不如深究一下中共的階級鬥爭路線和有關政策是否正確、是否合理，從根本上肅清所謂資反路線的流毒。
再說當權派們鎮壓造反派的事。說起此事確實令人憎恨、憤怒。但設身處地地想一下，在一月革命前那個時候，如果我處在陳、曹的位置，會怎樣想、怎樣做？會不會乖乖地、心悅誠服地接受造反派的批判？擁護毛澤東的文革？恐怕也不會吧！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觀點、立場和利益。與自己的觀點、立場不合，侵犯到自己的利益，那就不行。正如我痛恨文革紅衛兵抄家，是因為抄家毀了我原本相對來說平靜、安定的家，抄家將我打入了另類。那麽，這些當權派是否也會因文革打破了他們原本平靜、安定、舒適的官宦生涯而痛恨文革、痛恨造反派呢？我想人都有七情六欲，愛恨情仇，他們也不會例外。所不同的是紅衛兵來抄我家，我無權無勢隻能逆來忍受；但這些當權派不但有權有勢，還有槍和監獄，他們怎肯對造反派逆來忍受呢？於是鎮壓造反派也是十分自然的選擇了。這樣一想，盡管我反對當權派鎮壓造反派的所有行動，但同時覺得對他們也要予以一定程度的諒解。
而造成現在這種當權派與群眾嚴重對立局麵的根本原因，歸根結底，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本就是利益和立場各不相同的兩個群體。中共一直說他們是代表人民利益的，這是天大的謊話。但是，如果統治者的政策能寬容一些，少折騰人民一些，對人民的壓榨不那麽厲害，不要動不動就整人民，那麽彼此的矛盾和衝突也就會少一些。中國曆史上最被人推崇的是皇帝不作為、所謂無為而治的時期。無為而治不是什麽都不做，而是順應客觀自然規律，順應民心，不妄為，不依靠權力和暴力強迫而為，盡量避免社會激烈的震蕩，實施的政策能盡量照顧到各方利益。不作為的社會並非沒有矛盾，但相比皇帝總是要有為的時代，百姓受苦的程度就要輕好多。曆史上被認為最有作為的皇帝秦始皇、漢武帝，其實那時候的老百姓最苦。再看我們目前的統治者，執政以來政治運動搞個不停，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農業合作化、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革、反右派、大躍進，然後是大饑荒；大饑荒還沒過去就又搞四清，然後又是文化大革命。一次又一次運動，整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傷了多少人心？浪費了多少資材？又積累了多少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矛盾？這筆帳恐怕中共自己也不敢算，算了也不敢公開。實在來說，這許多矛盾都是因為中共用嚴厲的無產階級專政手段強壓著，又用一套虛妄的宣傳手法隱瞞、欺騙著，所以沒有爆發出來。然而毛澤東還無自知之明，為了自己的曆史地位，建所謂不世之功，立所謂萬世之名，發動文化大革命，結果造成現在這種社會大分裂，黨心、軍心都不穩的局麵。文革已經進行了二年多，何時能結束還看不到邊。將來局勢的發展現在還不好說。但從現在毛澤東外強中幹，文革政策處處受阻，黨內、軍內都有明的、暗的、強大的反對勢力，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真正已成了一小撮。我對文革的下場不樂觀，對造反派的下場也不樂觀。陳、曹將來是不是還有翻身之日，就如過去舊戲裏那種落難公子中狀元的情景再現，誰能保證一定不會呢？
望著台上被批鬥的陳、曹，我一時有些懷疑他們是否真的就是走資派？我也不相信靠文革就能解決不再出走資派的問題。再看看文革打倒了陳、曹那樣的一批幹部後，進入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的那批人，除了少數還差強人意，大多數甚至還不及原來的。尤其如今這種軍政府一樣的革委會，難道是廣大群眾理想的政府嗎？對於政治，曆史上曆來有革命派和改良派之爭。這兩種主張究竟哪一種對人民更有利呢？如果現在要我選擇，我寧肯選擇改良主義而不要革命。
對於這次批鬥會，我不知道這是出於市革會統一的安排，還是我們縣革會單獨的行動。但召開這個批鬥會，明顯是青浦縣革會在向大眾表示：縣革會擁護毛澤東的文革路線，與市革會的立場一致，承認一月革命打倒以陳、曹為首的舊市委的正確性。這一點對於青浦造反派來說是讚同的。但青浦是全市各縣中保守勢力最頑固的一個縣。縣革會中的主要掌權者都不是造反派歡迎的。因此我認為縣革會召開這個大會還是作秀的成分居多。就青浦縣革會所表現的政治傾向和組織狀況看，他們與一月革命精神根本是背道而馳的。
以上，是我當時在參加陳、曹批鬥會時的一些胡思亂想。現在檢討起來，我當時雖然是個造反派，卻並不是個純粹的造反派，愛憎不分明。也許正是這樣，後來我就漸漸地疏離了造反行列，將興趣轉移到促生產方麵。而且，對於當時大批靠邊站的當權派，除了個別深知其品行惡劣的，也能以平常心看待他們。也許因為這樣，我後來又有了另一番境遇，後麵我將會詳細說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