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35）
（十一）“蹲點”
一九六六年的春節過後，“四清”告一段落，張宜召開全站員工大會宣布了新一年的工作任務。根據站領導的工作分派，我與楊桃源，還有一個叫淩嘉堯的臨時工被分到了塘鬱“試點組”。我們三人組成一個科學實驗小組，由楊桃源負責。至於科學實驗小組具體搞什麽實驗，我和淩嘉堯都不清楚。楊桃園也沒有跟我們說。當時中共提倡“黨叫幹啥就幹啥”、“做一顆革命的螺絲釘，黨將我們按在哪裏就在那裏起作用”；再說我和淩嘉堯僅是臨時工，也非醫藥專科學校畢業，怎樣做實驗也不懂，反正一切聽“老楊”吩咐就是了。第二天，我和淩嘉堯隨楊桃源一起先去了一次唐鬱大隊，與大隊領導聯係安排我們的“三同”事宜。 從縣城到唐鬱，沿青鬆公路走，半個小時就可達到。大隊將我們安排在第八生產隊隊長家裏住宿、吃飯，勞動則隨我們便，去哪裏都可以。第三天早上，我們三人先去血防站的倉庫領了三副睡覺用的竹榻，再帶上自己的行李鋪蓋，用站裏的一輛手拉拖車拖到八隊隊長家裏，安頓好，將拖車送回血防站，在單位食堂吃了中飯後，當天下午就到塘鬱開始了“三同”生活。
在當時，“蹲點”是一件趕潮流的事情。各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差不多都有一個屬於本單位的“點”，作為領導深入基層、聯係群眾，解剖“麻雀”、摸索經驗的基地。這股“蹲點”風的興起，與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河北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點”搞“四清”有關。當時劉少奇下令各級機關領導都要下基層去“蹲點”，說不下去的沒有資格當領導；也與毛澤東曆來提倡的“調查研究”、“與群眾打成一片”，以及新近發表的“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的精神一致。當時，我們對毛、劉矛盾並不清楚，但因為“蹲點”事關毛澤東和劉少奇這兩位最高領袖的提倡，怎敢不積極響應？但幾天下來我們就發現，與貧下中農 “三同”，同勞動還好說，同吃同住其實是兩不方便，社員也不歡迎。隻是這是黨提倡的，誰也不敢說不是。
“三同”之中最好辦的是“同勞動”。那時我們因為初來乍到，實驗工作一時也開展不了，我們就先與社員同勞動。冬天農村一般沒有什麽農活，但有一項任務就是冬季水利工程。從“大躍進”到文革“學大寨”，除了大饑荒那幾年，每年冬季都有搞不完的水利工程。縣有縣的水利工程，公社有公社的水利工程。換一個縣委書記或者公社黨委書記，就會有一個新的水利計劃出來，不停地填舊河，開新河，都想幹出一點“改天換地”、“重新安排山河”的成績來。於是青壯社員大多被公社召集了去開河，留在家裏的老弱婦女主要是平整土地。在最初一個多星期，我們就天天與這些老弱婦女一起挑泥平整土地。我們那裏是平原，土地本來就平，因此所謂“平整土地”， 其實就是去扒掉田間路邊的一個個墳堆。直至“四清”運動前，我們這兒農村的農田中還有不少新舊墳堆，像碉堡一樣凸起在田野。但“四清”以後，農田中已見不到了墳堆了。
“同住”就有一點難度。因為許多社員的家地方也並不寬敞。還有一點難處是住在社員家使用熱水不方便。那時正是隆冬，我們參加平整土地，一天下來滿身臭汗和泥塵，晚上收工總要清洗一下吧？可我們不敢用這個隊長家的熱水。楊桃源特地關照我們不能用主人家的熱水，因為他家的熱水就隻燒飯時灶上湯罐裏那麽一點兒，是泡豬食用的。於是我們隻能到河邊用冷水洗臉擦身洗腳。雖凍得渾身發抖也隻好強忍著。早上也是在河邊用冷水盥洗。這比好些社員還苦。或者有人想，農村應該不缺柴火，熱水多燒一點就行了。其實不然。因為那時候政府提倡“以糧為綱”，江南地區規定必須種雙季稻，不能種傳統的單季稻。這種雙季稻稻稈短，而且不經燒，且收成後的稻柴還要派當肥料等其他用場，分給社員當柴火的僅是一部分，用來燒飯也不夠。有門道的社員都想方設法到城裏去弄煤球來補柴火的不足，哪裏有多餘的柴給你燒熱水？因此之故，後來我們偶然回城住一晚，我也不敢去食堂取熱水來洗臉洗腳，第二天早上洗臉刷牙也用自來水冷水，怕回去後又要不習慣。好在那時我們年輕，哆嗦一陣也就挺過去了。
相比之下“同吃”最麻煩。同吃難，第一難在農民的夥食實在太差。當時大饑荒雖過去不遠，但相比單位食堂，再差每天總會有一點小葷葷，就是炒個青菜油水也多一些。而農民一年到頭很少有葷腥的，而且油少，炒菜幾乎是清水煮菜。這不獨是一九六六年是如此，一九七七年我參加“學大寨”工作隊在農村見到好多社員生活仍然這樣清苦。這樣偶然吃幾頓還可堅持，天天如此我們就受不了。
除了吃得差，覺得更難接受的是髒和食物不衛生。我們最初吃住在八隊生產隊長家裏。這個隊長原是蘇北遷移來的。那裏的衛生習慣本來就比江南的差一些，又兼這個隊長新死了老婆，一個大男人當家，家裏更是弄得亂糟糟。因此每天早晨我們聽隊長房裏床架子嘎吱嘎吱響，像是要起身了，我們也趕緊起身，先到屋後河邊用冷水匆匆盥洗好，回來就幫隊長燒早飯、抹桌子、掃地、提水將水缸裝滿。因為主人是生產小隊長，春節前社員們送來的年糕很多，都用草繩吊在樑上。也許是米的質量差和用了糖精的關係，新年沒過幾天就都已長滿了長長的白毛和灰黑色的黴點。這個隊長煮早餐就天天用昨天的冷飯加點水煮稀飯，裏邊再放一點已經發了黴的年糕。他用一隻舀豬食的木勺舀一點水，將發黴的年糕稍稍洗一下就掰碎了放在稀飯裏。我們明知這種黴掉了的糕不能吃，吃了易得癌症，但不能夠說，也不能不吃，否則就是思想、感情、作風與貧下中農還有距離。至於其他不衛生處，如煮了豬食鑊子沒有洗幹淨就煮飯燒菜，這些就不去說了。後來過了幾年，一次我聽從塘鬱來的人說，這個八隊隊長生癌症死了。我想這與他長期吃不潔食物恐怕也有關係。
我們在八隊隊長家住宿、搭夥了大約半多月，副站長錢國璽和防疫組的鬱健沅醫生也到唐鬱來了。大隊將青鬆公路邊大隊部的一個草棚騰出來，給我們“蹲點”組作活動中心。另外，婦幼保健也所來了兩位女同誌，但她們是早出晚歸。於是楊桃源和錢國璽、鬱健沅都住到這個草棚中，我和淩嘉堯則被大隊另行安排到第九生產隊的一間小倉庫去住。至於吃飯問題，大隊將我和淩嘉堯分別安排到另外兩戶相鄰的社員家去吃。這兩戶社員家裏都有一個女老人，我們吃飯不定時，有人在家我們就方便很多。而錢國璽和楊桃源、鬱健沅在哪裏吃飯連我們也不清楚。
當時，凡“三同”在社員家吃飯的，按規定每人每天要交四角錢現金和一斤糧票給搭夥的社員家。具體分配是早餐二兩糧票，八分錢；中、晚餐各四兩糧票一角六分錢。這個夥食標準是按我們在城裏吃飯的標準定的。但實際上那時的社員、尤其是必須與之“三同”的貧下中農，都很窮，吃的都很差。若以金錢算，一天夥食費最多二角多一點。所以我們與社員同吃，經濟上是吃虧的。當然，這一點我們不計較。因為看到社員家這樣窮，我們經濟上吃虧一點也無所謂。而搭夥的社員其實也心中有數的，他們也不好意思沾我們便宜。因此過了幾天等我們交了夥食費，他們就不好意思再天天讓我們吃蔬菜了，隔三差五地也要去買一點肉啊，弄條魚啊什麽的來招待我們。但鄉下買東西不方便，有時弄了一點肉或一條魚來，就那麽一點兒，他們自己不吃，我們也不好意思吃。想著他們特地為我們弄這些魚、肉，我們雖然沒有吃，但心裏也感激他們，畢竟是我們打擾他們了。因此為了解決我們嘴饞的問題，我們就盡量找機會進城，好趁便在單位食堂裏吃頓中飯或晚飯。其實唐鬱——也就是現在上海有名的公墓“青浦福壽園”的位置——離縣城隻有步行半個多小時的路程。青浦至鬆江的公共汽車經過這裏，也有一個招呼站，如正巧搭上公交車，五、六分鍾就可到達。我們搞實驗其實住在站裏更方便工作。但單位領導一定要我們下去“三同”，我們明知有點形式主義，也唯有服從。
在錢國璽他們來到唐鬱後不久，聽說縣委除害滅病辦公室主任季貿楠也來了唐鬱“蹲點”。可我們都不清楚他吃、住在哪戶社員家，勞動在哪個生產隊，來“蹲點”做過些什麽。我和淩嘉堯隻在大隊部邊的公路上見過他一次。那天他大概剛從城裏來，手裏提了一塊稻草紮著的豬肉，見了我們隻是望了我們一眼，連招呼也不打一聲就自管走了。後來聽社員說，他前前後後一共就來了三天，勞動一天也沒有參加過。我們聽了隻能笑笑。誰能奈他何？他過去是徐涇公社黨委書記，前不久調任縣委除害滅病辦公室主任。我在徐涇工作時見過他多次，但恐怕他並不認識我。那時候，很多所謂“革命化”的要求、紀律，都是領導幹部製訂後要下級實行，自己卻不準備實行的。這些，群眾也是看在眼裏，記在心裏的。所以，稍後到了文革造反時期，像季貿楠這樣的幹部往往被群眾視為“走資派”加以批判鬥爭，實在不是沒有原因的！
2025年10月8日發表於《文學城·幾曾回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