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88）
（三十三）我們在一月革命中
以上，說的基本都是市區一月革命的情況。下麵，說說青浦和我們單位在一月革命中的經曆。
時間進入一九六七年一月以後，青浦縣的文革形勢也有了很大發展。造反組織風起雲湧，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漸成城鎮居民的共識，越來越多原在猶豫觀望的中間派群眾紛紛亮明立場加入造反派。其中尤以青中紅旗為核心的青浦縣革命造反聯合總司令部（簡稱聯總），發展最為迅猛，下屬組織遍及各行各業包括農村人民公社社員，成員最多時據說有五萬多（號稱十萬），是全縣最大的造反組織。縣委、縣人委部分幹部仿效市委徐景賢他們也心髒爆炸，成立了青浦縣機關革命造反委員會（機反會）。一月十二日，由城東和城西公社部分農民發起的青浦縣農民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農革司）成立，並迅速擴展到全縣，負責人是城西公社的社員徐家正，據說也有數萬成員。差不多同一時候，還成立了青浦縣貧下中農革命造反委員會（貧革會）、青浦縣農村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農紅司）等主要由農民組成的造反組織，說明文革造反勢頭已深入到了農村基層。
那個時候，青浦造反派批判、鬥爭的對象主要是以陸道南為首的中共青浦縣委。陸道南原是金山縣的縣委書記，一九六五年才調來青浦任縣委第一書記的。金山是上海農村四清的試點縣，比其他縣要早一年開展運動，也早一年結束，所以陸道南在調來青浦前已經經過了四清運動的審查。由這一點推測，他的政治曆史應該是沒有多大問題的。但是因為他在青浦沒有根基，來青浦是光杆司令來的，當群眾造反成為不可阻擋之勢以後，他就被縣委一批人有計劃地拋了出來，成為青浦頭號走資派。其實陸道南來青浦後，除了推行資反路線他要負責，縣委過去執行的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錯誤絕大多數與他無關。所以將他作為青浦頭號走資派是有點名實不符的。這種情況其實很多造反派心中也有數，但在當時情形下也不便為他撇清，以免被人攻擊為保皇派。而且，那個時候各地群眾在批判地方黨委時都是將黨委看成一個整體的，凡是黨委過去犯下的錯誤第一書記都得負責。這也是文革中各地的第一把手往往都會被打倒的原因。為此，他曾對關押他的青浦中學紅旗紅衛兵發牢騷說：打倒我是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可見陸道南對群眾打倒他、以及縣委某些人將他拋出來當縣委的替罪羊，他都是不服氣的。但後來紅旗學生查出他曆史上曾經被捕過，這就成了他的致命傷。那時候因為中央發了一個抓叛徒的文件，於是成為一股風，凡被敵人逮捕過而沒有犧牲的都被認為必定有問題，不是叛徒就是自首變節份子。於是打倒他就真的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了。
據說，策劃將陸道南拋出來以應付文革的主謀是縣委第二書記王琳。他是從解放初就來青浦縣委工作的老書記，全縣很多中下層幹部都曾是他的老部下。從六十年代初起，他因為患肝炎長期病假不管事，無聊時就找人在家打打撲克，或抗一支獵槍，騎著從縣人武部借來的摩托車去澱山湖打野鴨。因此很多人背後叫他打鳥書記。我太太當時是初中學生，與他大女兒同學，也曾多次在他家與他一起打過撲克。因為他多年病假不管事，文革第一波造反波沒有衝擊到他。但他卻在群眾造反開始後就在暗中四處聯絡、出謀劃策，與他的那批老部下抱成一團對抗造反派。在他的影響下，整個文革中青浦的當權派很少有轉變立場投向造反派的。青浦的文革在全市所有郊縣中鬥爭最激烈，反複最大，武鬥最嚴重，這一切都與王琳有關。文革結束後，王琳從幕後走到台前，主持全縣清查四人幫的工作，成為青浦最有權勢的人之一。清查工作結束後調任嘉定縣委副書記。不過這些都是後來發生的事。總之，青浦的文革進入一九六七年以後，兩派的鬥爭一直非常激烈，是上海十個郊縣中最突出的一個。因此，青浦造反派的經曆是最為曲折、艱辛的。
一月十二日，由上海幾所大學的學生組成的造反組織炮打青浦縣委聯合戰鬥團（炮聯）率先刷出大標語炮轟縣委，拉開青浦一月革命的序幕。第二天，當地造反派組織聯總、工總司青浦聯絡站（簡稱工青聯）和紅衛軍也立刻跟進，聯合接管了青浦印刷廠、縣總工會和郵電局。十六日又成立接管委員會宣布接管了縣委和縣人委的權力。十八日，接管縣廣播站。
這些行動，我們單位兩個造反隊都沒有參與。當時我們大多數人的態度是外麵的情況我們不了解，為謹慎、安全起見，與我們無關的鬥爭盡量不參與，關注的仍然是追查黑材料的事。自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們帶張宜去市委控告，到一九六七年一月的二日或三日，市委農村政治部和縣委同意撤銷張宜的血防站站長職務。但是，張宜回到青浦後立即又否認他犯了執行資反路線的錯誤，也不承認血防站黨支部有轉移整群眾黑材料的事情。於是我們白求恩和送瘟神兩個造反組織隻得繼續批判張宜，逼迫張宜做檢查交代，翻來覆去地與他唇槍舌戰， 幾乎天天要花幾個小時在張宜身上，弄得大家很憤怒，也很煩躁。
那時候讓我感到高興的一件事是一月上旬的某一天，我突然在單位內又見到孫隆璋等幾個被辭退的臨時工。詢問之下才知道是單位人事幹事曹惠德通知讓他們回來的。又知道之前也是她找他們個別談話，辭退他們的。我這才想起前幾天看到的一張傳單。原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戚本禹、姚文元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主要由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成立的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代表。江青等人聽了代表們的控訴以後對他們同工不同酬，沒有勞動保障的遭遇表示了同情。據說江青還流了眼淚。在與代表談話中江青了解到文革開始後全國各用工單位都有突然辭退臨時工的現象，當場找來勞動部長等人，下令勞動部發文件，規定：一、必須允許所有合同工、臨時工與正式職工一樣有權參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岐視。二、在文革期間不得解雇合同工、臨時工。凡是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後解雇的工人，必須允許他們馬上回原單位參加生產，工資補發。因為這個緣故，孫隆璋他們才又回了單位。
一直以來，我對江青的印象不怎麽好。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電影新聞紀錄片中有過好幾個江青接見紅衛兵學生的鏡頭，她一開口就是：同學們，我代表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看你們來了！尖聲尖氣的顫音，矯揉造作的做派，拉大旗作虎皮的心態，所有這些都令我反感。但是，我倒也不因此就認為她特別的壞。我對她的定位是一個很情緒化的貴婦人。這種人在心情不好，或有人激怒她的時候，她會失去理智地大發雌威，以致傷害一些人。可是，當她對某人某事產生同情時，倒也會真的表示出一種同情心。當然，這種同情是一種居高臨下的、貴婦人式的同情。她對臨時工的同情我就認為是這種貴婦人情緒的表現。至於她不準辭退臨時工的出發點，我覺得可能是她認為在批判資反路線的鬥爭中，這些人也是可以利用的力量。
這批重新回來的臨時工無例外地都參加了我們造反派。其中有五六個來自農村的臨時工，他們是六六年初四清後才成立的宣傳隊隊員。因為他們被辭退，對當權派和人事幹事的意見特別大。一天傍晚，他們聚集在站長辦公室前與人事幹事曹惠德辯論，指責站領導突然辭退他們是陰謀，目的是不讓他們參加站裏的文化大革命。曹惠德則堅決否認是陰謀，說是出於工作的需要。這當然是在說謊。於是這幾個臨時工就舉江青為例，說江青怎樣同情臨時工的遭遇，而你曹暉德對他們貧下中農卻沒有一絲一毫的階級感情。曹惠德聽後以不屑的口吻反駁道：江青有江青的觀點，我有我的看法！此言一出，這幾個臨時工立即蜂擁而上，說她炮打江青、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那天我不知是要出去還是正從外麵進站，剛好目睹了這一切。我也是臨時工，對臨時工製度同工不同酬，沒有福利保障等做法當然也有不滿。但是，我對曹惠德敢說這樣的話卻也暗暗佩服，覺得這個女人真大膽、真潑辣，也真有主見。難怪站裏的新老員工都怕她。畢竟在當時，敢公開表示與江青不同觀點的人是不多的。這也是我第二次對她表示佩服，上一次是前一、二個月她為劉少奇公開辯護。
這件事後來怎樣發展我並不清楚，我並沒有參與他們的起哄。我隻知道這幾個宣傳隊臨時工抓住曹惠德說的這句話不放，到處去控告。這些宣傳隊員當初都是各公社推薦的根正苗紅的貧下中農子女，一旦造起反來比我們膽子要大很多。結果曹惠德為這一句話付出了代價，先是在一月七日被免去人事幹事的職務，接著被開除了黨藉。一月十五日，血防站黨支部召開全體黨員會議就曹惠德的黨藉進行表決。十個正式黨員有九個舉手表示了同意，唯一不舉手的是曹惠德自己。同一天，縣衛生科黨總支也在血防站支部的呈文上簽字同意。第二天，縣委監察委員會四個負責人也都分別對開除曹惠德黨藉簽字同意。
這件事發展成這樣的結果，我心中是有些矛盾的。一方麵，我覺得這是造反派的勝利，也為全站絕大多數員工出了一口氣而高興。在許多單位，人們最忌恨的人往往不一定是書記、廠長這樣的當權派，而是人事幹事。因為這些人吃飽了飯躲在機要重地，閑人莫入的檔案室裏整天琢磨的就是整群眾的事。群眾畏懼他們更甚於當權派。而這次轉移整群眾黑材料的事她也肯定脫不了幹係。在批判資反路線高潮中，因為人事幹事不算當權派不能批鬥，有些單位群眾就創造出一個實權派的頭銜去批鬥他們，就是這個原因。但另一方麵，曹惠德作為一個普通黨員僅僅因為說了一句不苟同江青的話就遭此下場，這件事反映了另一種不公平。共產黨表麵上講新社會人人平等，然而這個新社會的等級實際上比舊社會還森嚴。說實在話，我並不認為曹惠德說的話是錯的。為什麽曹惠德一定要同意江青的觀點呢？為什麽曹惠德就不能有自己的觀點呢？難道就因為江青是毛澤東的老婆？
還有，我對血防站黨支部十個黨員九個讚同開除曹惠德黨籍感到寒心。我不清楚他們是真的出於黨性而舉手讚同開除曹惠德黨籍的，還是因為畏懼江青的權勢才舉起這隻手的。因為這些黨員都是反文革的保守派，他們不可能真的擁護江青。為此我一度有些鄙視他們。然而當我想起當初我揭發楊桃源的往事，我就明白了他們是怎樣想的。在嚴酷的無產階級專政麵前，一般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明哲保身。這又令我想起少年時代讀過的《牛虻》中的一句話，是那個執行牛虻死刑的獄吏說的：天哪，我們都非聖人啊！是啊，我也不比這九個舉手的黨員更高尚。所以我其實也無權鄙視他們。出現這種狀況，隻能說是我們整個的民族一直處在一種病態之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得了軟骨病的緣故。後來八屆十二中全會表決開除劉少奇黨籍，與會的一百三十二個中共中央委員和代表隻有一個沒有舉手，再次證明我們這個民族是名副其實的東亞病夫，病症是斷了脊梁骨。
不過，開除曹惠德黨藉這個勝利對於我們造反派來說，畢竟是屬於大快人心的好消息。那時候，上海的赤衛隊垮了。全國所有保守派組織的名聲都很臭。加上黨中央連續發賀電支持上海造反派，造反派氣勢如虹。一時間造反派砸掉（即查封）保守派組織成了一股風。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單位造反派有幾個人也有樣學樣，在一月十五日下午將單位內那二個保守組織砸了。其中朱雪園和錢金芳兩個人的聯合戰鬥團血防站造反隊被砸我目睹了全過程。那天上午，我剛好從食堂那邊進站，看見顧迪生等幾個老血幹站在支部辦公室前的天井裏一邊吸煙一邊曬太陽，一邊高聲罵人。我感到好奇，就稍作停留聽他們在罵什麽人。原來他們在罵朱雪園、錢金芳兩個人，原因是他們兩個人占了血防組一大間辦公室，讓好幾個沒有參加群眾組織的老血幹沒地方存身，隻能整天呆在宿舍裏。而朱雪園他們則把血防組大門緊閉，不予理睬。罵著罵著，隻見顧迪生一時興起，走過去一腳把血防組的門踹開，喝令兩人滾出去！朱雪園和錢金芳兩人居然不敢出聲，乖乖地就走了出來。於是顧迪生順手把貼在門上的聯合戰鬥團血防站造反隊和辦公重地，非請莫入兩張紅紙條都撕去，算是恢複了血防組辦公室。這個聯合戰鬥團血防站造反隊就此算是被砸掉了。至於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是什麽人去砸的，我就不清楚了。
這裏我順便要說一下當時這個砸組織的砸，並不一定如有人想象的那樣將人家的家具、東西統統打爛，一般是將人趕走，把代表組織名稱的招牌等去掉就算是砸掉一個組織了。當然，也有比較嚴重的則除了砸掉招牌，毀壞掉一些家具、辦公用品外，還會抓走一些人。如後麵會談到的二一七後軍隊鎮壓造反派那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