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83）
（三十）我對《緊急指示》和《補充規定》的看法
已記不清是一九六七年的一月二日還是三日，王逸鵬他們帶張宜回來了。他們終於獲得市委農村政治部負責人的接見。這位負責人責令青浦縣委派副縣長王忠明為縣委代表，立刻到上海來一起解決問題。經過王逸鵬他們據理力爭，張宜終於承認執行資反路線的事實。鑒於張宜的頑固態度，在王逸鵬他們的堅決要求下，市委農村政治部和縣委代表王忠明，同意撤掉了張宜血防站站長的職務。控告獲得了勝利。這個消息讓我們先回青浦的人也都高興了一陣。
但不知什麽原因，我很快地感到了一種落寞和惆悵。十六條公布後，張宜在我心目中應該是屬於二類或三類的幹部，但結果卻弄成這樣。這固非張宜心甘情願的，也非我們的初衷。就我個人的看法，張宜在文革初期執行資反路線整了群眾那是上級布置的任務，每個單位當權派都要執行。因此這是可以理解也是可以原諒的。問題是張宜態度太頑固了，堅持不肯認錯，不肯真正為運動初期被整的群眾平反，這就難怪群眾不原諒他，要將他打倒了。對此，或許我們也隻能說一句階級鬥爭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這樣的流行套話了！
至此，我們造反派在與張宜的鬥爭中似乎獲得了大勝。但是，轉移黑材料之事其實仍然沒有解決。因此，從上海回來後我們繼續追問張宜轉移黑材料的事。令人憤怒的是雖然張宜被罷免了站長職務，但他的態度依然故我，甚至還倒退了。那天我們要他做檢查，他在上海承認過的執行資反路線的錯誤此時竟又不承認了。氣憤之下，大家要拉他去遊街。於是有人迅速地將辦公室裏柳條編的字紙簍，外麵用白紙糊了做成高帽，白紙上用墨水寫了打倒走資派張宜的字樣，這張宜兩字還用紅筆打了叉叉，然後強行戴在他頭上。又有人在他手裏塞了一麵鐋鑼和一片小木片，要他一邊走一邊嘡、嘡、嘡地敲，同時自己喊打倒張宜的口號。這是文革中紅衛兵和造反派批鬥牛鬼蛇神和走資派 的流行做法。我不喜歡這種侮辱人的做法，但又不便公然反對，於是我就偷偷溜走沒有參加遊街。等遊街隊伍走遠了，就獨自去逛街。不料，在新華書店門前我還是看到了張宜被遊街的一幕。我默默地站在人群後麵觀察張宜的反應，出人意料的是張宜對遊街沒有反抗，他對造反派的指令一一服從，喊打倒自己的口號也喊得很響；他也沒有沮喪神情，反而有點嬉皮笑臉，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樣子。這個一向給人印象嚴肅的張宜，這下倒弄得大家哭笑不得，不知怎樣對付了。因此遊了一次街，以後就再也沒有遊過。
後來我回想這件事，懷疑市委領導答應罷他的官，是否給了他精神上的刺激，因而引起這樣反常的反應。因為後來我了解到，堅持不承認轉移黑材料也是上級黨組織下的命令，他是因服從上級組織的命令而與群眾硬頂的。這一點作為張宜上級領導的王宗明和市委農村政治部領導心中應該是清楚的，但他們卻同意了罷免張宜的站長職務，這實際是出賣了張宜。好比在戰場上，當官的叫士兵頂著炮火衝鋒、廝殺，自己卻偷偷開溜了，反過頭來還要處罰當兵的戰鬥不力，這叫當兵的如何服氣？
總之，在張宜的處理上我感到別扭，因而我感到落寞和惆悵。但我感到落寞、惆悵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補充規定》。還在《緊急通知》和《補充規定》剛頒發時，我就覺得這兩個文件有一種讓人奇怪的感覺，隻是當時到底怪在什麽地方我一時也裏不出個頭緒。但這時我卻突然看出了這兩個文件奇怪的地方。
怪處之一：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發文給軍事院校被打成反革命的學生平反；而數量遠比軍校學生多得多的全國大中學校被整學生，中央卻沒有一個專門的文件去為他們平反。這個平反的意思是放在附屬於這個《緊急指示》的中央批示中帶出來的。批示說中央認為，這個文件很重要。對於全國縣以上的大中學校都適用。 讓全國數量至少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普通大學、中學的平反工作，去適用不到占比百分之五的軍事院校，這就不能不給人一種不鄭重的感覺和主次顛倒的感覺！
還有，中共中央在處理數量更為龐大的被整群眾時，也是主次顛倒。中共中央為全國各地被整群眾平反，是以對軍委《緊急指示》作補充規定的名義頒發文件的。這就奇了怪了，為什麽平反普通大學、中學學生，平反數以百萬計群眾這樣的大事，中共中央就不能名正言順、堂堂正正地發個文件呢？之發生這樣的怪事，我認為不是因為中央在處理方式上不夠妥當，根本原因是中共中央對平反運動初期被整的學生和群眾的態度不對。在我看來，中共中央為被整群眾平反的態度是十分勉強的，是屬於不得已而為之。
怪處之二：中共中央《補充規定》對平反群眾的條件，與中央軍委《緊急通知》平反學生的要求是不同的。《緊急通知》規定：凡是運動初期被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所謂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同誌，應宣布一律無效，予以平反並當眾恢複名譽。 文件沒有區別這些學生被整的原因。這個規定普通大學、中學也適用。但是《補充規定》不同。它對群眾的平反是有區別的。根據文件：所有這些單位，對於在文化革命運動中，因為給領導上或工作組提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革命群眾，都應宣布一律無效，予以平反，當眾恢複名譽，並按以上規定處理材料問題。但眾所周知，運動初期絕大部分的工廠、機關、企事業單位都沒有派工作組。那些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人，也極少是因為向領導提了意見才被整的。這些人之所以被整，是當權派根據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發動群眾整的。因此，按照《補充規定》所說，那些不是因為向領導或工作組提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的群眾能否平反，就成了疑問。如果嚴格按照《補充規定》條文解釋，是不屬於平反範圍的。
為了確定這一點，我仔細地反複看了這個文件，發現對於這些不是因向工作組或領導提了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和右派的群眾，文件始終沒有提平反兩字。中共中央的處理方法是隻允許將單位編寫的整他們材料焚毀。有人以為焚毀了材料也就是平反了，但是我要指出焚毀材料和平反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兩者是有差別的。有一個不完全恰當的比喻，就好比摘帽右派，名義上是摘帽了，好像屬於普通群眾了，但實際上他們仍然是右派，與革命群眾還是有性質差別的。
而我認為更加荒謬的是焚毀全部整群眾材料的理由，文件說：這樣做，是為了更好地、集中地進行兩條路線的鬥爭，抓住大是大非，從思想上政治上徹底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促進廣大群眾的革命團結，防止在枝節問題上糾纏不休，互相對立。在這裏，嚴肅的階級鬥爭、對敵鬥爭竟然成了不是大是大非的枝節問題，也算讓人開了眼界。
令人不解的是按照《補充規定》的做法，將運動初期被整群眾的材料一律焚毀後，將來還要不要給那些不是因向領導提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人，以及十六條中說的真正的右派定罪呢？如要定，所有材料都已燒毀了又以什麽來作證據定呢？如果統統不定罪了，則還要給平反對象加上那麽一個限製，豈非純屬多餘？
要知道，中央文件每一句每一字造成的歧義都將影響到數以萬計人的政治生命。曆朝曆代對文件的起草都是專門由一批在文字和政策研究上造詣很深的人來負責的。中共也不例外。所以我不認為這是文件起草草率造成的，而一定是另有緣故或深意的。就我個人的看法，中央文件寫的這樣含義不清，其實是在故意糊弄群眾。
怪處之三：早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下旬，毛澤東就批評在學生中抓反革命是鎮壓學生運動，是方向路線錯誤。當時清華大學蒯大富等一批被工作組關押的學生因此迅速得到釋放。但是，中央沒有任何正式的文件宣布平反他們。正式平反這批學生的文件《緊急通知》是到了差不多二個月後的十月初才頒發的。如果說，從八月初到十月初整整兩個月中，中共中央沒有想到要下一個正式文件為運動中被整的學生平反是因為一時疏忽，或者是時機還不成熟，那麽在下達《緊急指示》時，他們是否也想起過數量更為龐大的被整群眾呢？當然， 到後來中共終於下達了《補充規定》，這裏且不說對群眾與對學生平反條件的不同，單從時間來說比《緊急指示》又晚了四十天。對於所有被整的群眾來說，這是多麽難熬的四十天啊！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見到過有任何人或任何資料解釋：為什麽中共中央在平反學生和群眾問題上要區別對待；為什麽從頒布《緊急通知》到《補充規定》要拖延那麽久的時間。拖這麽久，可以解釋為中央也要認識和處理的時間；但同時也反映了中央的誠意究竟有多真。
而這使我又聯想到一個問題：即毛澤東平反運動初期被整的學生和群眾，究竟是出於政治正義，還是出於權力鬥爭的需要？弄清楚這一點，不僅可以使我們了解毛澤東對於運動初期被整群眾的真實態度，還可使我們更真切地把握到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實質。
雖然，在一九六五年一月製定的二十三條中，毛澤東就已明確提出了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個概念。但是這不等於群眾中的牛鬼蛇神他就不整了。文革大規模整群眾是從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開始的。這篇社論是他派陳伯達接管《人民日報》後由陳伯達親自撰寫的。如果說毛澤東不主張整群眾中的牛鬼蛇神，那這篇社論首先要遭到毛澤東的反對和批判。但事實上一直到文革結束這篇社論都沒有被批判過，甚至在陳伯達卷入林彪集團被批鬥時，這篇社論也沒有被批判。這說明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或者這就是毛澤東的主張。再看他親自主持製定的十六條，裏邊也提到了真正的右派要放到運動後期處理而不是不處理。所以，文革初期整出了不少群眾中的反革命、右派，不僅在劉少奇看來認為正常的，就是毛澤東其實也認為是正常的。他對劉少奇不滿的是劉少奇用整群眾來轉移整黨內走資派這個重點。對群眾中的牛鬼蛇神是整早了，而不是不整。而這恐怕也是毛澤東開始不肯為被整群眾平反的原因。
從各種現象分析，毛澤東之平反運動初期被整的學生和群眾，完全是出於鬥爭形勢的需要。最主要是自文革發展到開始衝擊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要挖出其中的走資派後，當權派們基本上都對文革采取了抵製的態度。他們操縱了一大批群眾保護他們，壓製造反派的出現，企圖使毛澤東的文革無疾而終或讓文革按他們的意圖進行。如果屈服於黨內大多數的意誌，不僅毛澤東防修反修實驗要失敗，他的成為繼馬克思、列寧之後第三個國際共運導師的企望也要落空，同時也說明了他沒有掌握絕對的權力，這是他不能容忍的。為了扭轉這種局麵，擊破這種抵抗，毛澤東先是不得不將運動初期被整的學生正式解放出來，想激勵學生們去充當批判資反路線的主力。然而經過一個多月的較量，毛澤東發現光靠學生力量還遠遠不能衝破當權派的阻力。在此同時，廣大群眾、尤其是運動初期被整的群眾卻開始表達出了也要求平反的強烈願望。而不平反被整群眾，一般群眾也很難發動起來。我想是因為這樣的原因，中共中央這才感到不解決運動初期被整群眾的問題不行了。但是，給所有運動初期被整群眾像學生一樣平反，可能與運動後期整群眾中 牛鬼蛇神 的部署矛盾。於是在反複考量下，這才勉強地頒發了隻燒黑材料不平反的《補充規定》。由此，為什麽《補充規定》要比《緊急通知》晚下達四十天這件事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釋。總之，我以為若非各級當權派頑強抵製毛澤東的文革，迫使毛澤東將被整群眾也作為運動借用的動力，我想中共中央是不會下達《補充規定》的。
然而在落實《補充規定》問題上我還有一個疑問始終不得其解：當時各級當權派幾乎都陽奉陰違、不肯真正為文革初期被整的群眾平反，燒毀所有的黑材料，真正的原因是什麽？《補充規定》不肯幹脆利落平反被整群眾，文件內容自相矛盾，使當權派在執行上有漏洞可鑽，這些都可能是原因。但不管怎樣，這總是中央的文件，他們作為下級沒有理由不執行；即使這個文件是錯誤的，他們執行了，最多同運動初期執行了資反路線一樣，主要責任也是中央的，他們怕什麽呢？難道真是因為他們階級覺悟高，因而不肯為牛鬼蛇神、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平反？還是怕平反後這些群眾反過頭來會追究他們的責任？或許這兩種因素都有一點，但我認為都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因為僅是這兩個原因還不足以讓他們去抵製中央文件。但思來想去，我至今想不出個合理的解釋。不知有何人能解答這個疑問。
在這裏我還想指出一點：關於運動初期整群眾這件事，毛澤東把責任統統推到了劉少奇、鄧小平頭上，說他們推行了一條資反路線，這是不公平的。因為歸根結底文革是他發動的。如果他不發動文革，劉少奇也不會搞什麽資反路線。況且，整群眾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號召，是他通過陳伯達發出的；提倡階級鬥爭，認為凡是反對黨、反對黨的領導人的就是反黨分子，這樣的政治標準也是在他領導下早就定下來的，尤其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這個先例開得極為惡劣。劉少奇不過是利用過去的慣例、過去早已形成的全黨共識，才在這次文革初期、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時成功轉移鬥爭大方向的。比較毛、劉兩人的不同，在毛澤東是先整黨內走資派，後整群眾中的牛鬼蛇神；而劉少奇是隻整群眾，不整或少整當權派。在整群眾這一點上兩者並無本質差別。因此，若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實質定位為整群眾，那麽毛澤東才是這條反動路線的始作俑者，首先該批的就是他自己。可歎的是當時很多造反派群眾卻都將毛澤東視為解放他們的大恩人，這真是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天大誤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