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87）
因為一月革命，上海造反派得到了全國其他造反派都難以得到的殊榮。那麽毛澤東和黨中央為什麽要特別表彰上海市的造反派，尤其對發表《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緊急通告》和《文匯報》造反派接管報社業務大權等革命行動給予高度讚揚呢？這就不能不從當時全國的文革形勢和上海的文革形勢，以及上海政治經濟地位的重要性入手來分析。
對於全國的文革形勢，我坦言所知不多。但是，當文化大革命從初期揭批主要是群眾中的牛鬼蛇神，以及紅衛兵發動破四舊和抄家運動，轉到揭發批判黨內走資派階段時，也就是一九六六年九月下旬到年底那段時間，我感覺到文革遇到了一個瓶頸，被卡住了進退不得。那段時間我見到的紅衛兵和群眾造反派的傳單，上麵的消息無論是上海的還是外省市的，大多反映的都是當地黨委抵製文革，打壓造反派的情況。那時候毛澤東固然仍可以似模似樣地在中央最高層發號司令，中央兩報一刊可以鼓吹文化大革命，號召革命群眾起來揭發批判走資派和資反路線；然而，本應承上啟下、將中央精神貫徹到群眾中去的各級黨委、黨支部，此時卻幾乎無例外地反對文化大革命。他們陽奉陰違，欺上瞞下，威逼利誘，汙蔑造謠，利用他們手中的權力竭力壓製敢於起來造反的群眾。至於底層群眾，他們雖有揭發批判 走資派 和資反路線的意願，但在中共這架強大、嚇人的無產階級專政機器威懾下，很多人嚇得不敢有所表示，鬥爭十分艱難。這樣，上、中、下三層本應貫通一氣的，現在被中間一層卡住了，全局也就無法動彈。如果不改變這種狀態，文革失敗是遲早的事。
對於這種狀況，我認為毛澤東和黨中央是了解的。進入十月以來，毛澤東中央提出了批判資反路線問題，同時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並先後頒發了中央軍委的《緊急通知》和中共中央關於檔案材料的《補充規定》，這些軟硬兼施的措施，目的都是為了打破這個瓶頸。但毛澤東低估了當權派們反抗文革的決心。如當時上海市委的態度就是這樣：當他們阻止不了群眾起來造反時，就組織保守派群眾來與他們對抗；當對抗也失敗後，他們就不惜用破壞生產，大刮經濟主義妖風等手段來向中央施壓。對此，從毛澤東稍後說的一句氣話死了張屠夫，不吃混毛豬來推測，當時他內心應是十分惱火的，卻也沒有辦法。因為中共的統治就是靠這批張屠夫、靠這批數以百萬計的各級當權派來進行的。我不知道當時毛澤東有沒有起過拋棄、撤換這批當權派的念頭；但即使有過，他知道也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批幹部是他幾十年帶出來的，是他統治這個國家的工具和支柱，若拋棄了他們，一下子到哪裏去找這麽多新幹部來代替？毛曾想說服他們，但偏偏又說服不了。當時曾傳出一個小道消息，說江青要保陳丕顯不被打倒，但陳丕顯不要她保。二月逆流時聽說江青又要保譚震林，可譚震林也不要她保。這些傳說的真偽我一時查不到證據，但當時傳達中央關於大鬧懷仁堂會議的文件，說譚震林在會上當眾說：我過去跟了毛主席四十年，現在不跟了（大意）。這話我至今還記得。這種狀況說明當時這批幹部反對文革有多激烈，已到了與毛澤東公開決裂的地步。所以毛澤東想說服他們支持文革，那真叫門也沒有。而就在毛澤東覺得無路可走、無法可想之時，上海造反派卻闖出了一條新路，給了他新的啟發：那就是由造反派暫時地代替當權派把生產管起來。而隻要社會生產正常，就如人呼吸不停，血液可以流動，可以吃東西，拉大小便，那就一時死不了。盡管讓造反派管生產或許不是長久之計，但隻要度過了目前的難關，其他事情可以慢慢商量。所以，當毛澤東發現他也無法解決的難題竟然被上海造反派群眾解決了，難怪他要激動地說這是一個大革命！要給上海造反派特殊的褒獎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他在對中央文革小組講話時說保守派不抓生產，這是一場階級鬥爭。你們不要相信死了張屠夫，就吃混毛豬。以為沒有他們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我當時聽到這話就感覺到，保守派不抓生產，擊中了他的要害。他罵這批當權派是張屠夫，其實是在發泄他內心積壓已久的憤怒。但他對中央文革小組的人說的以為沒有他們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好像他高瞻遠矚，從不信邪，什麽都在他的估計中，其實也是自吹自擂，往自己臉上貼金。不過，毛澤東能迅速地看出上海造反派這些行動中所包含的政治意義，從中找到鬥爭的新思路，則不能不佩服他眼光的敏銳。這是中共其他領導人無法比擬的。
毛澤東特別褒獎上海造反派的另一個原因是上海經濟地位的重要和上海工人階級的數量眾多。文革前一直有一個說法，說上海每年貢獻給中央的經濟收入占整個國家財政的六分之一。文革後我讀到熊月之主編的《上海通史》，說從1950年4月起，根據政務院的有關決定，上海市征收的公糧，關稅，鹽稅，貨物稅，工商業稅，國營企業收入，公債收入等，一律上解中央金庫。其他隻有地方稅附加，房捐，公用事業費附加，規費，市營企業收入，公產等劃歸地方，用於文教衛生，社會福利經濟和城市建設等各項財政支出。 1968年，實行統收統支辦法，上海市的全部收入上繳中央財政，支出由財政部另行核撥。是年，地方財政收入89.05億元，上繳中央收入為673.07億元，分別占總收入的11.7%和88.3%。換句話說，上海市的財政收入差不多百分之九十都上交給了中央。由此可見上海的經濟穩定，對中央有多麽重要！上海又是全國的工商業重鎮，尤其輕工業產品對全國人民的國計民生都有重大影響。所以，上海不能長期大亂，在中央看來是必需的，也是中央定下的決策。
但要上海不亂，需要有一支穩定上海的民間力量，而不能光靠軍隊、警察。在文化大革命這個特定的政治環境下，這支民間力量還必須是擁護文革的造反派的力量，而不是保守派的力量。因此當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成立以後，我敢斷定毛澤東就已經注意到它了。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下午張春橋和姚文元接見工總司代表時，張春橋說：上海的兩百萬產業工人，是我們的基礎，上海的工人階級要能夠左右上海的形勢，工人運動不要受紅衛兵特別是外地學生的操縱。這就是我和文元到上海以後首先要接見你們的原因。（見徐景賢《十年一夢》）這番話我以為也就是毛澤東對上海的期望，以及他派張春橋、姚文元坐鎮上海的原因。所以明乎此，就不難明白為什麽工總司成立後上海市委不承認，張春橋敢承認，而且毛澤東也迅速予以承認的緣故。明乎此，也就不難明白當初工總司北上控告，攔車阻斷鐵路交通，遭到周恩來、陶鑄、陳伯達的反對，卻獲得毛澤東的支持，而後來赤衛隊也上京控告卻落得失敗下場的原因了。其中除了他們代表的路線不同，時與勢的不同也大有關係。工總司上京控告時，正是毛澤東希望工人造反派出現之時，尤其是像上海那樣的大工業城市出現工人造反派。所以即使他們阻斷交通犯了大錯，毛澤東也容忍了。但赤衛隊上京控告，那是在破壞上海文革的大好勢頭，是在被走資派利用來向中央施壓、示威，當然就得不到毛澤東的支持了。所以，盡管赤衛隊中黨團員多，老工人多，階級成分更純，但他們無法獲得毛澤東的青睞而終於失敗了。
在 安亭事件發生時，毛澤東支持張春橋的處理，但我以為不等於他那時就認定並從此就看好工總司了。我認為他還要觀察。尤其當上海工人隊伍形成工總司和赤衛隊兩大派對立後，他還要看工總司如何打垮對方、團結對方等手段。結果毛澤東沒有失望，工總司該出手時果斷出手，僅經解放日報事件和康平路事件兩役便擊垮了赤衛隊。然後在赤衛隊垮台後，工總司又迅速聯合其他造反組織，共同呼籲歡迎赤衛隊員回廠參加生產，通令各造反組織不得對赤衛隊員進行政治迫害，不得克扣他們的工資等等，展現了一種化敵為友的胸懷和鬥爭藝術。有不少赤衛隊員因此轉而加入了造反派。而當陳、曹市委策劃三停、大刮經濟主義妖風時，工總司也能以大局為重，主動站出來承擔抓革命，促生產的重任，與其他造反派組織聯合發表《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等堅持文化大革命的措施。總之，上海工總司的一連串行動，看在毛澤東眼中都認為是合格的、是一個比較成熟的造反派群眾組織。也是在這個時候，毛澤東親自派張春橋、姚文元到上海就近指導上海文革；而張、姚一到上海，首先接見的就是工總司的代表。由此可見毛澤東對工總司的重視。總之，我認為毛澤東是經過了這多方麵的考察後，然後才決定借表揚《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的機會，公開表達對工總司的支持的。
不過行筆至此我覺得還需要說一下我個人對所謂經濟主義妖風的看法。當時，以陳、曹為首的上海市委麵對造反派群眾取得節節勝利的形勢突然刮起經濟主義妖風，當然是一個陰謀。目的是想分化造反派，把造反派引上經濟主義的邪路。在這種鬥爭形勢下，凡有群眾提出經濟方麵的訴求一概被 工總司等造反派冠以經濟主義的罪名強壓下去，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隻要我們真正站在社會底層群眾的立場上作分析，我認為這些要求大部分都是合理的，不能因為走資派的陰謀就一概否定。比如當時有部分群眾要當權派增加工資補發福利，不是這些群眾在趁亂打劫，而是原本中共的政策就不合理，把部分群眾的工資壓得太低。聽說當時上海市區的一些街道工廠、裏弄生產組，工資低的隻有十幾元，多的也就二三十元，與正規國營工廠工人工資差一倍以上。再以我們單位為例，一九六四年我們單位同時招了好幾十名臨時工，六五年轉正了一部分，一部分沒轉正。沒有轉正的主要原因是他們的家庭出身成分而非工作能力。無論是轉正的還是沒有轉正的，他們的工作性質、勞動強度並無差別。但那些轉正後的人，比仍是臨時工的每月工資要多三元半，相等於他們月工資的十分之一多。這是典型的同工不同酬。雖然當社會上正在刮這股經濟主義妖風時，我們單位的臨時工都沒有提出經濟訴求，但這不等於我們認同單位這種做法是合理的。
再如搶房問題。我認為之所以會發生搶房風，根本原因是中共執政後長期忽視市民住房建設問題造成的。他們關心的是以國防工業為核心的重工業建設，關心的是備戰和大三線、小三線建設。許多建築材料都無謂地浪費在建設防空洞上。（按：中共提倡備戰不是從一九六九年珍寶島事件以後才開始的，至少是從一九六四年就開始了。）這與一個處處標榜為人民服務的政權是名實不符的。前麵所引數字，上海市區在搶房風中被搶的全部新建公房麵積也隻有區區二萬二千多平方米。若以每戶新房居住麵積二十五平方計算（按：在當年住房條件下，上海市區一戶居民能有二十五平方米麵積是很不錯的了），也隻能提供八百多戶人家，這對於一個有六百多萬居民的大城市，少得簡直是笑話。問題還不僅僅是房源少，分配也不公平。好多人因為無權無勢又沒有門路，長期分房無望。到文革時，市區普通居民居住麵積人均隻有二、三個平方。注意，這是人均，實際上有些人家人均不過一個多平方。我認識的一個青浦人民醫院的護士，據說她家因姐妹有七八個之多，家中沒有那麽多地方供她們睡覺，晚上就並排橫睡在一張大床上，幾個大的孩子雙腳懸空床外不舒服，就用一條長凳來擱腳。我還知道一家人家，是我同事的一個親戚，住在南京西路附近。一次好像是集體去市區聽什麽批判會，那個同事到了市區後順便去看他親戚，我也一起去了。在他親戚家我親眼見到，地方小得同時放一張床和一個桌子也不能，隻能白天將床靠牆吊起來放桌子，晚上睡覺時再將床放下，將桌子吊起來。文革初期，紅衛兵抄了不少牛鬼蛇神、資本家的家，原主人被掃地出門，留下的空房或被政府占用，如辦了紅衛兵串聯的接待站，有的就空關著。在這種情況下，有人被逼用搶房的非法手段來爭取自己的權益，難道不也是情有可原嗎？
可遺憾的是當時的工總司和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等造反派，視這些人為落後分子，並懷疑內中有壞人操縱而打壓他們。其中最典型的一件事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有七、八萬曆年被中共下放到農村支農的原上海市民在人民廣場集會，要求返滬回原單位或重新安排工作。工總司和機聯站依照張春橋的指示，派人去威脅、誘騙他們回去就地鬧革命，堅持認為當初將他們下放務農大方向是完全正確的。其實當初這些人被下放，中共除了有政治上清潔城市的意圖，還有轉嫁經濟困難的原因。說到底這些人都是中共政策的受害者。這種情形和後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幾乎是一模一樣的。所以錯的不是這些人有返城的要求，而是中共的政策。工總司等造反派這樣做，完全忘記了當初他們起來造反時也被當權派和赤衛隊等視為搗亂分子和壞人的經曆。這種現象是不是就是魯迅說的一闊臉就變呢，還是因為覺得自己當上了皇上的奴才，就瞧不起連奴才也當不上的人呢？我看至少有幾分是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