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40）
廣東的情形與廣西大同小異。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在上海一月革命影響下，廣州最著名的 紅旗工人、中大紅旗、廣州醫學院紅旗大隊、省直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等九個群眾組織和北京清華井岡山、北航紅旗、哈軍工、武漢二司、三司 等五個外地駐穗的造反團體代表一起開會策劃奪權。二十二日早晨，中大紅旗學生把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等四位書記用車載到中山大學，向他們宣布奪權的決定。四位書記商量以後決定同意交出省委、省委辦公廳、省委文革辦公室等印章。二十三日，他們又以省委名義發表了《告全省黨員、幹部、人民書》，說一月二十二日，在廣州地區的本地和外來的革命造反派宣布奪了省委的權，把省委置於革命造反派的監督之下，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命運，社會主義經濟的命運緊緊掌握在革命造反派手中。這是一個偉大的革命風暴，是一件大好事，是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一個偉大創舉。省委堅決支持這個革命行動，並且莊嚴地宣布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監督。二十四日，廣州市也被造反派奪了權。照此形勢，如果廣州軍區也承認造反派奪權，那麽接下來成立省革命委員會將是沒有多大困難的事。
但是，以黃永勝為首的廣州軍區對於參與成立三結合的革委會似乎不感興趣。因為早在一九六六年九月，根據周恩來和中央軍委命令，他們就開始陸續派部隊對廣東省的電台、報社、公、檢、法、海港、鐵路、重要礦山等機構、單位實行軍管。如果支持省革會，那無疑要將軍區已經掌握的地方政權交出去。這對於已經嚐到掌握地方大權甜頭的軍區領導們是不太願意的。而且，他們從骨子裏是不相信造反派的。因此，他們采取了與成立革委會相反的一些措施。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廣州警備區主持召開了廣州市三級幹部大會，成立由警備區負責人為主的廣州市生產臨時指揮部，統一領導全市的工農業生產。三月十五日，中央決定對廣東省實行軍管，任命廣州軍區司令黃永勝擔任軍管會主任，對全省實行統一領導。同日，廣州市也成立了軍事管製委員會，軍管會主任、副主任四人全部為軍隊幹部。對於中央的這個軍管決定，我不知道是毛澤東做出的還是周恩來和中央軍委做出的。但這決定強烈地表現出了要以軍管來取代成立革委會的傾向是顯而易見的。而且，這個決定與毛澤東提出的建立革委會來取代原來的黨政領導機構是相悖的。所以這裏麵是不是涉及中央最高層的權力鬥爭，還有待史學工作者的挖掘。在當時，以黃永勝為首的廣州軍區與林彪的關係我們一般老百信還不清楚，但楊、餘、傅事件後就清楚了。所以，在廣東問題上，周恩來與林彪的立場應是一致的。總之，在當時這種情況下，廣州軍區對成立廣東省革委會興趣不大；即使成立革委會也必須是以軍區領導為主乃是很明顯的事。所以趙紫陽等廣東省委領導承認造反派奪權並主動予以配合，無法得到軍區認同也是必然的。
那麽中央為什麽要對廣東實行軍管呢？從文革後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等史書透露的消息，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央作出軍隊支左決定後，二十七日周恩來就因廣東省委書記們自動向造反派交權致信毛澤東，建議對廣東和雲南等邊疆省份實行軍管。三月十三日，周恩來在軍隊軍以上幹部會議上宣布：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的單位，被壞人篡奪了領導權的單位，邊防、沿海、交通要道（碼頭、鐵路局、海港）、專政機構、機密要害部門、國防企業事業單位，都應實行軍事管製。周恩來還說：不論是要通過軍事管製或者推動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實行三結合奪權鬥爭，都需要有一個籌備階段。我考慮，要成立奪權籌備小組。按主席思想，毫無疑問，也要以解放軍為主。總要有一個推動力量，光靠革命群眾組織不行，革命幹部沒有出來亮相，站不出來。由此看來，且不論周恩來說的按主席思想是不是真的主席思想，至少周恩來自己的觀點是清楚暴露出來了：他對造反派奪權實際是反對的。這與他在公開場合讚成造反派奪權完全相反。他對主動向造反派交權的當權派也強烈不滿。也許在他看來，這些主動向造反派交權的當權派無異是共產黨的投降派。相反，因戀權而對成立省革會表現冷淡的廣州軍區，在周恩來眼中反倒成了可以信賴的、控製廣東的力量。我很懷疑，周恩來的這個態度得到了林彪的讚同。而毛澤東思想深處對造反派也是不信任的。這樣，周林意見一致，而毛也不強烈反對，於是對廣東軍管決定就這樣定了下來。周恩來以穩定沿海邊疆地區為由，先是對廣東，接著又對雲南、福建、浙江、江蘇等省都實施了軍管。說白了，實施軍管的目的就是要排斥造反派掌權的可能。周恩來的這個態度，聯係到他在外交部策劃由自己人奪權，玩弄一套假奪權把戲，兩者的出發點是相同的。
由於軍管實際上否定了造反派奪權，因而遭到最早奪權的紅旗造反派反對。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還發生過一次紅旗造反派衝擊軍區的事件。而以黃永勝為首的廣州軍區對紅旗造反派也就開始懷恨在心。三月廣東實行軍管後，省軍區取締了屬於紅旗派的珠影東方紅、八一戰鬥團等組織。與此同時軍區則支持、扶植與造反派對立的地總、紅總、主義兵等東風派，處處打擊紅旗派。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山醫學院兩派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參與武鬥最多時人數達一萬以上。中央派周恩來到廣州處理兩派分歧。他到廣州後曾表態說東風派是偏於保守的群眾組織，但第二天回到北京後又改口說東風派也是革命群眾組織。這種出爾反爾的做法，根本無法化解兩派的矛盾，對促使廣州軍區端平一碗水，公平對待兩派也毫無助益，反而更激化了兩派矛盾。此後，黃永勝放開手腳鎮壓造反派。其手法與廣西韋國清大致相同，如也普遍成立貧下中農法庭，大殺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大力追查所謂的反共救國團，說反共救國團廣西的是分團，總團在廣東，其實是借這些名目打擊殺害反對他的紅旗派。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旬，有人造謠說有一批勞改犯越獄逃到廣州，當局縱容廣州市民隨意捉拿陌生人，將他們毆打致死或吊死在街邊樹上，製造紅色恐怖。據有人統計，全市發現的被吊死者有一百八十多人。
一九六八年三月下旬楊、餘、傅事件發生後，黃永勝升任中央軍委總參謀長。而他留在廣州的班底，在當年五月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再次大肆鎮壓紅旗派和有海外關係的人。據統計，當時被殺、自殺的人數達三萬三千多。很多無辜受害者的屍體沿珠江一直飄到香港。文革後我去了香港後曾聽工廠的工友談起過此事，唯他們不清楚這些海上浮屍究竟來自廣州還是其他地方。文革後中央曾派一個調查組來廣東調查，結果認為文革時期廣東省非正常死亡者至少十萬人以上。所以回顧廣東省文革曆程，廣東的許多武鬥和殺戮，究其原因都與軍區想獨占全省權力這一點分不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