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畸形的年代：讀“白字”的文學青年
1978年高考，我的總分是361分，僅以一分之差超過了上海市重點大學的錄取線360分。那段複習的日子裏，我幾乎把全部時間投入到自學數學和物理，結果也隻是勉強及格——數學59分，物理61分。反倒是幾乎沒怎麽複習的政治、語文和化學都考了80分左右，其中語文記得是81分。這種“文理倒掛”的成績，在當年理工醫農類的考生中非常罕見。
但我心裏很清楚，語文考得不錯，並不是實力，而是運氣。在那個畸形的年代，我隻接受了四年的正規小學語文教育，連很多字的發音都讀不準，堪稱“白字先生”。所以，這一節我用“畸形的年代：讀白字的文學青少年”作為主題。
有人說：“藝人講究童子功，寫文章的人也講究童子功。”意思是，一個人的文學功底多半奠基於童年和少年時期的大量閱讀。我的啟蒙來自小學的班主任沈老師，她同時也是我們的語文老師，對我格外關照。她常常安排我參加各類年級的語文和朗誦比賽，還多次自掏腰包買票，讓我去上海兒童藝術劇場看木偶劇、兒童話劇。不管是區少年宮還是市少年宮的演出，她總會優先把票留給我。在她的言傳身教下，從小學二年級開始，我便酷愛讀書，貪婪地閱讀各種課外讀物。
文革前，在瑞金一路高福裏旁邊，有一個十來平方米的小街道圖書館，館內藏書不過幾百本。如果當天借書、第二天歸還，隻需付一分錢；若延期歸還，則每天加收一分錢。由於三年自然災害影響，我長期營養不良。父親為了讓我補充營養，每天給我五分錢，讓我去樓下居民合作食堂喝一碗鹹豆漿。而我常常偷偷省下這五分錢，拿去借書。我的真正讀書生涯，就是從那家小圖書館開始的。
除了青少年讀物，小學四年級時我已讀完當時流行的革命小說，如《野火春風鬥古城》《烈火金剛》《敵後武工隊》《紅岩》《林海雪原》《紅日》《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苦菜花》等。
1966年，文革爆發。文革前出版的大多數書籍要麽被定為“大毒草”，要麽是“黃色書刊”，剩下的也多屬“封資修”，統統被禁。普通人家的藏書，要麽主動上交，要麽被抄走燒毀，或送去造紙廠銷毀；所有圖書館也都關閉了，包括那家小街道圖書館。幸運的是，在這場浩劫來臨前，我已完成了閱讀的第一階段，打下了一定的文學基礎。
文革期間，讀“毒草書”是觸犯禁忌的。一旦被發現，不僅要被公開批判，甚至還可能惹來政治麻煩。1968年上初中後，除了“紅寶書”“毛主席詩詞”等，課堂上基本沒有任何教科書，更別提課外讀物。我仿佛得了“讀書饑渴症”，手上隻要能拿到一本書，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有一次去同班的蔣同學家玩，驚訝地發現他家居然有滿滿一大櫃子的藏書。後來才知道，他父親原是銀行家，酷愛藏書。文革初期最瘋狂的抄家階段，他們家用三輪車將整車連環畫送去廢品站銷毀，令人扼腕。自此，我極盡“勢利”之能事，全力和蔣同學打好關係，隻為能多借幾本書看看。
那個年代，私下傳閱“毒草書”是極大的政治風險。他父親非常謹慎，從不敢輕易外借，尤其不敢借給未成年的學生。蔣同學隻能在私下偷偷借我幾本，並千叮嚀萬囑咐不可外借他人。
就這樣，在初中階段，我讀完了大量古典小說，如《封神演義》《東周列國誌》《三國演義》《隋唐演義》《楊家將》《水滸傳》《水滸後傳》《武鬆》《說嶽全傳》《英烈傳》《聊齋誌異》《西遊記》，以及武俠小說如《七俠五義》《三俠五義》《小五義》《七殺碑》等。唯獨對《紅樓夢》始終提不起興趣，至今尚未通讀全書。回頭想想，在初中前幾年，我在無意間完成了閱讀的第二階段，積累了大量古典文學經驗，也打下了文言文的基礎。
文革時期，地下書籍的傳閱為我打開了通向世界文學的大門。但要加入這種“交換網絡”，必須得有書才能交換。我們家沒有書，起初沒人願意借給我。我便偷偷用蔣同學借來的《武鬆》剩餘閱讀時間，換到一本《海底兩萬裏》。之後每借一本書，我都以最快速度——往往一天之內看完，然後拿去換另一本。
為了能在一天內讀完，有時甚至上廁所時也不放過。有一次我父親在家休息，叫我幾聲沒回應，發現我又躲在廁所看書，一怒之下衝進來，把我正在讀的書一把奪過，當場攔腰撕成兩半。我嚇壞了，淚流滿麵地說：“你打我一頓也好，幹嘛撕書啊？我怎麽跟人家交代？”那時我心底裏對父親充滿了怨恨。
他可能也有些後悔，後來給了我幾毛塊錢讓我去文具店買透明膠帶，把書一頁頁粘了回去。雖然我滿懷愧疚把書還給鄰居，她也隻是默默收下，什麽也沒說。從那一刻起，我在那條地下傳閱線上的“信譽”徹底斷裂。
即便條件極端艱難，我仍能回憶起當時讀過的外國文學名著：《海底兩萬裏》《神秘島》《魯賓遜漂流記》《湯姆·索亞曆險記》《牛虻》《威尼斯商人》《簡·愛》《少年維特的煩惱》《約翰·克利斯朵夫》《月亮寶石》《福爾摩斯探案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靜靜的頓河》《戰爭與和平》《複活》《安娜·卡列尼娜》《母親》《童年》《在人間》《茶花女》《紅與黑》《三個火槍手》《基督山伯爵》（讀了1/3）等。
為何《基督山伯爵》隻讀了三分之一？那時它與《金瓶梅》並列為一級禁書，據說隻有軍級以上幹部才有權閱讀。複旦大學圖書館也僅有兩套，僅供語言類學生在館內閱覽，不能外借。我聽朋友講述書中情節，極想一睹真容。恰好我三姐在複旦大學英語係，她的一位同學得知後，專門提前排隊，替我借到一本。我在閱覽室如饑似渴地讀，因當天還要趕去吳淞口碼頭乘船回崇明上夜班，最終隻讀了三分之一，遺憾離開。改革開放後，我終於完整讀完這本書，也看了所有改編的影視作品，甚至聽了有聲小說。
那時民間的“文學”就是手抄本，多為小說，如《第二次握手》《一隻繡花鞋》等。我看完後，常能原原本本講給朋友和同事聽，深受歡迎。
說回1978年的高考語文題：基礎知識如標點、病句修改、成語運用占了55%；文言文翻譯占15%；作文占30%。對現在的高中生來說，或許輕而易舉考滿分。但對我們這批“半文盲”而言，沒有文學基礎，是很難拿高分的。文革時期，我們學寫的多是聲勢浩大的批判文章，從未接觸過記敘文或散文寫作。
我運氣不錯，作文題是讓我們閱讀“速度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並將其縮寫成500-600字短文。我幾乎沒做任何改寫，隻是刪去一些修飾語，把字數控製在600字內，便交了卷。
一位老三屆朋友，當時是崇明縣革委會寫作班成員，他自作聰明地將整篇文章完全改寫，結果語文成績不如我。崇明中學的語文閱卷老師後來說，我的語文成績可以報考複旦中文係。
我少年時的夢想是成為作家；青年時期，當作家成了泡影，又夢想做圖書館管理員。可惜陰差陽錯，我最終進入了生物醫藥行業。但我始終感恩：感謝我的語文老師為我打下的童子功，感謝蔣同學，感謝那些冒著風險借我書的朋友。沒有他們，1978年恢複高考時，我根本考不上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