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恢複高考，我人生的第二個轉折點
七七、七八級的大學生，是從那個青春被耽誤的時代中奮力突圍的一代。與今天的大學生相比，我們每個人的命運和經曆都帶有幾分傳奇的色彩。
2018年，北京大學校長林建華在校慶致辭中將“鴻鵠之誌”讀作“鴻浩之誌”，又把“莘莘學子”說成“菁菁學子”，一時引發軒然大波。麵對輿論的嘲諷，這位“一夜爆紅”的“白字校長”將失誤歸因於文革時期“教育幾乎停滯，基礎教育不完整、不係統”，卻因此引起更大爭議。
作為與林校長同年（1955年）出生、同樣經曆文革與恢複高考的親曆者，我對此深有共鳴。如今年已七十，我依舊是那個偶爾因讀錯字而鬧笑話的“白字先生”。我太太常笑稱我是“隻有小學文化水準的留美博士”。因此，這一章，就從我那被打斷的小學生活說起。
（一）文化啟蒙：我的小學
在中國，小學入學年齡通常是七歲，城市與農村略有差異，而9月1日正是劃分界限的日子。1962年，我到了入學的年紀。根據當時上海市教育局的規定，我們巨鹿路第五居委會的孩子們都被分配到了盧灣區巨鹿路第三小學。
我的小學，正位於如今“巨富長”網紅打卡地段。巨鹿路上的菜場曾遠近聞名，從成都路東起，西端延至茂名路。文革期間，美國總統訪華時還曾參觀過這裏。巨鹿路上有三所小學，靠成都路的是名聲顯赫、盛產乒乓球世界冠軍的第一小學，第四小學在茂名路另一頭，而我們第三小學，夾在瑞金路與茂名路之間，緊鄰那個臭氣熏天的菜場。每逢夏季，腐爛菜葉、臭魚以及煎肉皮的氣味隨著風飄進教室，令人作嘔。
1962年9月1日，我穿上了隻有過年才舍得穿的新衣服，背上嶄新的書包，帶著鐵鉛筆盒中僅有的兩支鉛筆和一塊橡皮，高高興興地牽著母親的手參加入學考試。考試主要測試智力。一位年輕漂亮、神似演員王曉棠的女老師態度溫和地問我姓名、簡單算術題，以及積木的顏色和形狀。我順利通過了，開啟了我人生中最快樂、最無憂無慮的四年小學生活。
這位女老師名叫沈勤芳，後來成為我們的班主任兼語文老師。那時我濃眉大眼，臉蛋紅撲撲，鄰居都說我像電影《閃閃的紅星》裏的小冬子。我性格文靜，有點靦腆，說話容易臉紅，但特別聽話，成績也一直名列前茅。母親說我幾乎每次都考一百分，極少有九十八、九十九分。我應該是班裏最優秀的學生之一。
母親那時沒有工作，全職照顧我們兄弟姐妹五人。沈老師在我家組織了一個課後學習小組，專門幫助那些成績落後的孩子。加入少先隊後，我長期擔任中隊長，多次被評為“三好學生”。
沈老師對我格外關愛。無論是區少年宮還是市少年宮的票，她總優先留給我，還多次買票給我去上海兒童藝術劇場看木偶劇、兒童話劇。有一次，我們去南京路的新城遊泳池遊泳，那天天氣偏冷，我上岸後凍得嘴唇發紫，瑟瑟發抖。沈老師毫不猶豫地脫下自己的深青色大衣披在我身上。那一刻，我淚如泉湧，第一次感受到一種超越血緣的母愛。
班上很多同學因此嫉妒，背後叫我“沈老師的兒子”。我甚至偷偷尾隨她放學，想知道她住哪兒。從巨鹿路到瑞金一路，穿過高福裏到長樂路，再到重慶南路，最終因怕被發現而放棄。直到今天，我也無法確切說清，那份情感，是孩童對母親的依戀、學生對老師的敬愛，還是小男孩對美麗女性的朦朧情愫。
然而，好景不長，快樂的小學時光在1966年戛然而止。隨著毛澤東的“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和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發表，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如風暴般襲來。我們的小學也未能幸免。
校園不再是象牙塔，變成了政治運動的舞台。正常的教學秩序被徹底打亂，政治批判取代了朗朗書聲。學校的設施遭到破壞，圖書資料被毀，校園環境也日益惡化。學生們被鼓勵“造反”，甚至對老師進行批判。許多老師因此遭受了身心上的重創。
高年級的學生，尤其是六年級的那些留級生，成了小學“造反派”的急先鋒。他們開始肆意打砸搶，把學校弄得一團糟。我清楚地記得，我們學校教導處那位一向嚴厲的戴主任，曾因在決定留級生時毫不手軟，成了首當其衝的批鬥對象。在批鬥會上，高年級的學生將她揪到講台上，強行按住她的頭，逼迫她承認自己奉行了“資產階級教育路線”。戴主任不肯屈服，一次次被按下的頭又倔強地抬起來。幾個大孩子便硬生生地再次將她的頭摁了下去，甚至將一整瓶墨汁倒在她頭上。烏黑液體順著她臉流下，那畫麵令人心碎，至今曆曆在目，終生難忘。
而我的沈老師，那位平時和藹可親、對學生極好的老師，雖然未遭嚴重毆打，但也不得不站上講台接受批鬥。在那種集體狂熱與恐懼下，我也被大孩子們推搡著，在批鬥會上言不由衷地說了幾句她的“壞話”。雖並非我的本意，卻成了我心中長久的陰影。
多年以後，這份負罪感始終如影隨形。1978年恢複高考後，我回到上海，聽說巨鹿路第三小學已被撤並。我四處打聽沈老師的消息，隻為親口說一句“對不起”。終於，有人告訴我她在長樂路小學任教。十餘年未見，她一眼便認出了我。我鼓起勇氣，說出那句憋了多年的話：“對不起，沈老師。”她眼眶泛紅，輕輕地說：“當時真沒想到，你也會說那種話。”得知我已考上重點大學，她由衷為我感到高興。
在那個瘋狂的年代，紅衛兵組織的“革命串聯”成了我們這群小孩子的向往。但紅衛兵不招收我們這些小學生，我們便拿著一本《毛主席語錄》，登上公交車進行所謂的“市內串聯”。我們大聲朗讀語錄，唱著語錄歌，美其名曰“革命宣傳”，其實不過是借此機會不買車票，換著車在市內遊玩。我記得最遠曾坐到吳涇化工廠。
學校失去了教育的功能，我們這些孩子也無需再上學。整日流連街頭，打牌、下棋、玩紙片、玩橄欖核，成了不折不扣的“野孩子”。“讀書無用論”甚囂塵上，知識與文化遭受嚴重貶低與摧殘。就這樣，教育的中斷，造成了我們這一代人成為隻有四年級水平的“半文盲”。
直到1968年，我們才接到通知，要去讀初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