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三年困難時期，上海戶籍帶來的救贖
1959年起，“大躍進”帶來的政策失誤和全國性的糧食短缺，讓上海這座繁華的城市也陷入巨大的生存壓力。為了緩解城市的人口和糧食危機，政府開始了一場名為“勸退”的返鄉運動。
起初，這項政策主要針對來自農村的臨時工、合同工和實習工，鼓勵他們回鄉“參加農業生產”。但很快，動員範圍擴大，即使擁有上海戶口的正式職工，隻要家屬仍在農村，也必須回鄉。這項政策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自願”隻是一個名義。許多人是在巨大的行政壓力和生活困境下，被迫接受了命運的安排。
我的大舅和父親的幾位好友就是這樣被迫返鄉，成了農民，也因此失去了寶貴的上海戶口。
沒想到，不久之後，這場風暴也差點席卷我們家。
當時，父親在上海靜安區一家中小型企業擔任車間主任兼工會主席。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指標，廠裏的黨總支書記開始動員父親，要求他起模範帶頭作用，“自願”回鄉參加農業生產。除了在單位給父親施壓，這位書記甚至直接到我家，試圖說服母親同意。
可憐的母親，在1959年困難時期又生下了小弟。原本就體弱多病的她，因長期營養不良而臥床不起。每次書記家訪，看到的都是麵黃肌瘦、病怏怏的母親。或許是這位“堅強”的共產黨員心中僅存的一點憐憫，又或許是考慮到我們全家都已遷到上海，父親本來就不在動員回鄉政策的範圍內，最終他放棄了動員父親回鄉的企圖。
我們家因此躲過一劫，全家保住了上海戶口。
然而，大舅的返鄉之路卻異常艱難。那筆一次性的安家費很快就用完了。他不會幹農活，掙不到多少工分，辛辛苦苦幹一年下來甚至還倒欠大隊的錢。後來，大舅被安排到公社辦的社辦企業工作，雖然收入有所增加，但生活依然困苦。我第一次去他工廠探望時，看到一個髒兮兮的農村老頭來傳達室接我，一時間竟沒能認出他來。那種衝擊，至今難忘。
正是母親在1960年頂住壓力、堅守上海的決定，我們才得以保住上海戶口。這不僅僅是一紙身份，它決定了我們全家在教育、醫療、工作、婚姻等方麵的所有可能，也深刻地影響了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
在那個年代，上海戶籍並非隻是身份象征，更是一張穿越時代風暴的船票，而我的母親，便是那張船票的守護者。感恩母親，她是我人生第一個轉折點的守護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