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動亂時期，戶籍與命運的再度交錯
1966年，一場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運動席卷全國。當時我正在讀小學四年級，學校首當其衝，陷入無序的“革命”之中。我們這一代學生，隻接受了不到四年的正規小學教育，便懵懂地迎來了1971年的初中畢業。由於國民經濟近乎停滯，就業機會寥寥無幾，我們先是去工廠“學工”半年，又去農村“學農”半年，直到1972年才算“畢業”。因此，上海沒有了1971屆初中畢業生，我們這一屆被史稱為四年製的“72屆初中畢業生”。
這背後，是全國上百萬城市青年失學失業的嚴峻現實。為緩解這一問題，1968年12月22日，毛澤東發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由此，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上海乃至全國的1968屆和1969屆初、高中畢業生，響應最高指示，幾乎全部奔赴農村或國營農場從事農業勞動。許多城市青年或無奈隨波逐流，或被強製離開家庭，奔赴農村或農場。他們因此失去了城市戶口，成為了“農業戶口”或“農場戶口”的一員。
與當時大多數農村人口相比，這批受過教育的城市青年到了農村或農場失去了繼續深造和改善生活的可能。農村生活極為艱苦，知青們的到來也加劇了原本貧困農村的負擔，與當地農民的關係也常常緊張。這場運動遺留下了嚴重的社會問題。
到了1970年，上海中學生的分配政策開始鬆動，由過去的“全部下鄉”改為“四個麵向”：麵向農村、麵向邊疆、麵向工礦、麵向基層。分配去向則依據家庭中兄姐的務工務農情況進行“檔次”劃分。若兄姐都在務農，無論是插隊落戶還是軍墾農場，稱為“全農”，屬於“第一檔”，可以分配到上海市區的國營工廠做工人。若兄姐全部在上海工作，稱為“有工無農”，即“第三檔”，是最低檔次，必須到外地農村插隊落戶。“第一檔”與“第三檔”之間還有“第二檔”，需根據工農比例、所在地區（市區或外地）及農場性質綜合判定。屬“第二檔”者可免於到外地農村插隊，而改去郊區農場或外地“三線”工礦企業“拿工資”。
1972年，我迎來了人生的第一次“國家統一分配”。根據家庭情況，我被劃入“第二檔”，免於到外地插隊，但去向依然不確定。當年分配多了一個新選項：技術或衛生類學校的培訓。由於毛澤東提出的“六二六指示”——“把醫療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許多同學不願去衛生學校。結果，老師直接將上海中醫學院的藥劑培訓班名額“按”在了我頭上。我第一次感受到被人擺布、失去選擇的無奈，但也正是這個決定，讓我從此踏上了生物醫藥行業之路。
與大多數下鄉的同學不同，我暫時保住了上海市區戶口。
我們二年製藥劑培訓班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在上海第二醫學院附屬衛生學校，住校一年，學習藥劑學基礎課程（涵蓋初等數學、有機/無機化學、解剖學、病理學、藥理學、藥劑學、中草藥等）。文革期間，第二醫學院衛校與嘉定縣衛校合並，校址設在嘉定馬陸公社。市區的同學每逢周末搭乘北嘉線回家，該線路還專設“馬陸衛校站”。
第二階段為實習期，一年中分別在西藥、中藥科室實習半年。我先後在上海公用事業職工醫院藥劑科（石門路南京西路口）和中醫學院推拿門診部中藥房（陝西南路新樂路口）實習。由於表現優異，上海公用事業職工醫院藥劑科留美歸國的肖主任還特地向上級單位打報告，希望我能留院工作。
實習結束後，我們集中到上海中醫學院等待分配。就這樣，我們迎來了第二次國家統一分配。與第一次的“相對透明”不同，這次的分配完全是“暗箱操作”。分配的依據，學生和家長一無所知。我們的命運，完全掌握在指導員楊老師這位“老革命”的手中。
分配方案獲批後，楊老師一個個找學生談話。輪到我時，他隻說了一句：“你老家在崇明，就回崇明工作吧。” 這句“老家在崇明”，竟成了我被調去崇明的唯一理由。19歲的我，隻能朦朧而無奈地接受了。
多年後我才知道，班上多數同學都分到了市區的醫院，說明肖主任的推薦其實毫無用處。最令我不解的是，有一位同學，她父母都在崇明工作，卻被分配到了上海華山醫院，還改行去了針灸科。聽說她的父母是黨的中高級幹部，個中緣由，不言自明。
1974年12月，我收拾行李，租了輛“小烏龜車”前往吳淞碼頭，坐船去崇明報到。我留了個“小心眼”，沒有按規定將戶口遷走。到了縣中心醫院，我才發現，與我一同被分配到崇明縣中心醫院的十幾個同學，竟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戶口暫不遷出”。
然而，縣教育衛生局政工處的工作人員一眼就識破了我們的“小聰明”。他堅決表示，不遷戶口，就無法辦理報到手續，也無法建立糧油關係。在那個憑票證生活的年代，沒有糧油關係，意味著寸步難行。最終，我們這十幾位“聰明人”隻得灰溜溜地返回上海，老老實實地將戶口遷到了崇明縣中心醫院。
就這樣在我19歲那年，我的上海戶口又遷回到老家—崇明。
從1974年12月起，我在崇明島開始了漫長而單調的歲月，日複一日的重複工作，看不到未來的希望。崇明島，因長江而生，也為長江所困。我們平時周末都要上班，累積休假後每月回家探親一次。來往市區都要靠雙體客輪，但它們也是“看天吃飯”的交通工具。台風季節停航、迷霧天停航、暴風雨天等停航，遇上節假日大量農場知青回滬高峰期，徹夜排隊隻為買一張船票也是常事。工資有地區差別，崇明縣屬於六類地區，上海市區屬於八類。我們六類起步工資就是33元，比上海市區少3元。文革那個時候是不加工資的，我在那4年多都沒有加過工資。我們被上海市區的居民歧視為崇明蟹，鄉下人，又被崇明的居民稱之上海人，成了兩不沾邊的邊緣人。
所有來自上海市區的知青和工作人員都夢想著有一天能調回上海。而當時上海市采取了更為嚴格的措施限製城市戶口，嚴控外地和上海郊縣遷入上海戶口審批。即使想通過婚姻、親屬關係遷移，也難以通過嚴格的審查。最嚴格的時候，即使是北京市對等調到上海市的婚姻、親屬關係遷移，也需要人事局的指標才能獲準。回上海既是我們的奢望，也成了我們的白日之夢。
直到1977年，一個改變命運的機會悄然而至。10月下旬，廣播裏傳出恢複高考製度的振奮人心的消息，我心頭一震，這不就是我一直期盼的轉機嗎？
雖然我們是初中畢業，但“文革”的十年浩劫讓我們幾乎荒廢了學業。除了衛校裏學了一點皮毛化學之外，我對數學物理幾乎一竅不通，一切都得從零開始。我隻能利用工作之餘的每一分每一秒，有時通宵達旦，瘋狂地補習初高中的知識。
1978年，我報名參加了那年夏季的高考。作為一名在職藥劑人員，招生辦限定我隻能報考醫學院或藥學院，這些都是理工醫農類專業，考試科目包含了對我來說如同天書般的數理化。
這是共和國曆史上第一次全國統一高考，統一試卷，統一時間。我至今記得，考試是在7月21、22、23三天，考場就在崇明中學。考試時，我的心情忐忑不安，尤其是麵對薄弱的數學和物理，更是手心冒汗。我唯一的策略就是：能答多少就答多少，把會做的題都做到最好。
一個月後，成績公布時，我的心懸到了嗓子眼。總分361分，其中數學59分，物理61分，都隻算是勉強及格。幸好我的政治、語文和化學底子較好，都考了80分左右，拉高了總分。當得知上海市重點大學錄取線是360分時，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竟然以一分之差，跨過了那道命運之門！
恢複高考是我人生中第二個重要轉折點，艱辛的複習過程及高考細節將會在“恢複高考，我人生的第二個轉折點”章中詳述，這裏暫且略過。
很快，體檢通過，我收到了上海華東化工學院的錄取通知書。那一刻，我所有的辛苦和等待都化作了巨大的喜悅和激動。這不僅僅是一張通知書，更是一張通往新生活的入場券。我是崇明縣中心醫院，乃至整個崇明衛生係統裏，第一個通過高考離開崇明的人，這份榮譽讓我無比自豪。
1978年8月底，在同事們和同學們羨慕的目光中，我帶著滿心的喜悅，回到了闊別已久的上海。嶄新的大學生活，正向我緩緩展開。
我的戶口再次從崇明遷回了上海市區，落在了華東化工學院的集體戶口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