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祭
1989年6月4日那個夜晚，和隨後的黎明，從未遠去
一、“難民”二字背後的道德勒索
在過去幾十年間，“難民”一詞在國際政治語境中被高度神聖化：戰爭、迫害、饑荒、苦難……這些字眼一旦和“難民”聯係在一起，往往立即激起同情、救援與道德責任。批評他們？你是冷血；拒絕他們？你是種族主義者；設置條件？你在違反國際人道主義。
這種“道德綁架”式的語言霸權，使許多國家在移民政策上失去了自主判斷空間。更嚴重的是，它壓製了公眾就安全、文化、經濟等問題展開辯論的權利，把移民議題變成了非理性的輿論地雷區。
二、難民的光環下，隱藏多少風險？
並非所有的“難民”都像聯合國文件描述的那樣單純、無助、渴望和平。現實世界中，我們早已見到太多令人警惕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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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科隆跨年夜，數百名中東難民參與了針對女性的大規模性騷擾與盜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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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法國、比利時等地，難民區治安惡化，極端化傾向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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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接納極少數難民，但也已有媒體曝光部分人濫用製度、性騷擾女性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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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香港等地，也不斷有打著“身份認同”“文化交流”幌子的統戰分子潛入。
這些都表明：“難民”是個法律身份，不是道德豁免令；不是每個舉著“難民”牌子的人，都該無條件接納。
三、語言即權力：“難民”成為政治操控的工具
語言從來不是中性的。在西方自由派或聯合國主導的話語體係中，“難民”成為一種道德權威的象征，不容質疑。這種敘事話術的背後，潛藏著一種全球主義者的政治意圖——弱化民族國家的主權意識，強化全球主義治理架構。
當我們討論移民控製、社會穩定、文化同質性時，總有聲音站出來說：“他們是難民，我們要有同情心。”
但真正的問題是：國家有沒有權利說“不”？有沒有權利挑選誰能進來、誰不能？
四、恢複“移民選擇權”，從去神聖化開始
我們不該敵視真正需要幫助的人，但也不能再容忍“濫用同情心”的操作。
必須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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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去神聖化：“難民”也應接受篩查、審查、歸類，不能一視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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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國家主權：每個國家都有權利依據自身文化、安全、經濟狀況決定移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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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定甄別機製：引入移民素質評估機製，優先接納勤奮、守法、文化兼容性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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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討論空間：打破“批評移民＝仇恨言論”的政治正確，恢複言論自由與政策辯論。
五、結語：同情不等於投降，責任不等於犧牲
人道主義精神固然重要，但它不能成為削弱國家免疫係統的“病毒接口”。在這場文化與製度的衝突中，誰主張無條件開放，誰就在悄悄拆解自己的國家。
願我們有勇氣拒絕虛偽的聖人敘事，重拾現實主義的判斷力。在這個充滿“道德營銷”的時代，說一句簡單卻正確的話：“不是每個‘難民’，都值得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