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與左翼道德觀：壓製良善，縱容邪惡的現代偽聖殿

在當代國際政治中，“聯合國秩序”與“普世道德”被包裝為人類文明的高地，象征著和平、共識與人權的象征。但在現實中，這兩個本應維護正義的製度與理念，正悄然墮落為壓製良善、放縱惡行的工具。

它們以“和平”的名義壓製正義之劍，以“中立”的姿態遮蔽人類良知，以“多元與寬容”窒息捍衛文明的戰鬥意誌。這不是曆史的進步，而是文明自我閹割的加速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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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聯合國：以“和平”之名，行“中立”之實，實則庇護暴政

1. 否決權：惡人自設庇護所

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一切決議的特權。中共、俄羅斯等極權國家依靠這一結構，將自己從任何國際製裁與軍事懲罰中豁免出來。

• 當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聯合國無力出手；

• 當中共在新疆進行係統性種族洗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反而由中共主導表決；

• 當台海危機爆發，聯合國甚至連“台灣”二字都不敢公開提及。

這是一個讓施暴者握有審判席位的荒謬體係，一個文明社會以為能夠維持正義秩序的金字塔，卻在根部早已被掏空。

2. 附屬機構全麵失守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新冠初期的表現說明了一切——明知病毒擴散源於中共隱瞞，仍一味為其背書，壓製台灣發聲，延誤全球防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亦多次通過與文明史實相違的議案，以遷就伊斯蘭國家與反猶立場。

此類機構早已淪為極權滲透和話語洗白的渠道，從未真正成為人類共同福祉的守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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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左翼道德觀：用“進步”的外衣束縛正義之手

1. “絕對反戰”是對侵略的變相縱容

現代西方左翼普遍信奉一種抽象、空洞的“和平主義”，它拒絕區分侵略與反抗，將所有衝突統一譴責為“戰爭不好”。在這種觀念主導下：

• 烏克蘭抵抗俄軍被指“延長衝突”；

• 以色列反擊哈馬斯被批“種族滅絕”；

• 美國對中共進行科技遏製被斥為“新冷戰”。

這不是愛和平，而是怕承擔戰爭的代價、怕承擔判斷善惡的責任，是一種懦弱披著高尚外衣的假道德。

2. 相對主義與“弱者崇拜”

左翼敘事常常以“文化相對主義”自居，宣稱“每種文化都有其正當性”，拒絕做出道德評判。但這導致文明社會無法譴責野蠻行為：

• 對女性壓迫、宗教極端主義、國家暴力被合理化；

• 反共言論被指“種族歧視”，反恐措施被指“伊斯蘭恐懼症”；

• 台港人民的抗爭被等同於極端分子的暴動。

在這種邏輯下，唯有作惡者享有解釋權，善良者反而被噤聲、被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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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義不是“保持中立”，而是敢於畫下紅線

如果一個國際體製在麵對大規模罪惡時隻能“呼籲克製”；
如果一個道德話語體係在麵對屠殺時隻會“追求和平”；
那它就不是文明的守護神，而是文明滅亡前的哀歌。

曆史告訴我們：

• 正義不是沒有衝突，而是衝突中不忘道義；

• 文明不是消滅戰爭，而是在必要時敢於戰爭；

• 和平不是唯一價值，自由、尊嚴、生存權優先於一切偽善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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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普與核潛艇：對虛偽秩序的一次真實撞擊

就在西方主流政治精英還在沉迷於“外交辭令”與“道德高地”的同時，川普以一種極其罕見的現實主義姿態，再度震撼了國際局勢——

他命令部署兩艘戰略核潛艇，向俄羅斯發出最後通牒：“我已經準備好了。”

1. 不再遮掩威懾，重拾國家責任

核潛艇是人類戰略武器的終極象征，不用於威脅，卻用於終結模糊。川普的命令不是鼓吹戰爭，而是以“攤牌”的方式向侵略者劃出紅線。

• 他打破了傳統西方政客避談戰爭的禁忌；

• 他不再用空洞言語勸說惡人，而是用武力部署恢複秩序；

• 他把“國家生存”重新置於外交話語的核心。

2. 他是製度外的突變因子，也是文明求生的罕見試煉

川普並非完人，他粗俗、直白、招致巨大爭議。但他確實擊穿了聯合國體係的虛偽麵具，撕裂了西方道德虛高的濾鏡，成為一個迫使自由世界重新思考“自衛”的曆史變數。

他拒絕再裝“道德優等生”，他承認世界上確有不可調和的敵人，他不再信奉“全球治理”，而是直麵生死利益。

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缺乏也最需要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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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世界不需要更多中立者，而需要更多有底線的戰士

當聯合國成為惡的庇護所，
當左翼話語成為良善之手的束縛繩，
我們必須有勇氣說出這句禁忌之言：

正義，有時必須帶著利劍；和平，有時必須建立在痛苦與抗爭之上；而文明，絕不能靠妥協邪惡而存活。

川普不是答案，但他是提問者；
他不是完美的道路，但他是岔出偽善正軌的分岔點。
在一個空洞道德觀壓倒一切、製度共謀壓抑真相的時代，他的出現，提醒我們：

文明不是軟弱的溫室，而是用代價築成的堡壘。

 

六、左翼敘事背後的操盤者：脫國籍資本與和平迷信的聯盟

今日西方社會所彌漫的“絕對和平主義”“文化多元主義”“道德相對主義”，表麵上來自左翼知識界與媒體機構，實則背後有一股更隱秘、更強大的力量在操盤：

資本——特別是早已脫離國家責任與民族歸屬感的超級資本集團。

1. 資本為什麽要推動“無衝突秩序”？

跨國資本最本質的追求是：穩定、開放、低風險、高收益。對它們來說：

• 民族主義會導致關稅壁壘；

• 戰爭會摧毀供應鏈；

• 國家對外強硬可能引發製裁；

• 主權意識會限製對自然資源與關鍵產業的控製。

於是，一個長期的戰略出現了：

通過資助左翼文化、學界、NGO和媒體，打造一種“人人都反戰”、“人人都認同多元文化”的思維氛圍。

值得諷刺的是，左翼資助的NGO裏不乏極權政權的支持者，哈佛大學蔣雨融的出身就是一個例子。

這個氛圍表麵道德高尚，實則壓抑了民族自我防衛的本能，讓自由國家無法正當地維護自己的邊界、產業與軍事主權。

他們忘卻了權力政治的殘酷現實。

這場幻夢的破產，是在幾根撬棍的重擊下逐漸發生的。最早敲裂這一幻夢的，不是別的，正是俄羅斯——一個被自由派長期視為“過時專製”的國度。2014年克裏米亞、2022年全麵入侵烏克蘭，普丁不但撕裂了後冷戰的政治幻覺，更令歐洲人第一次直麵：原來現代社會不僅未能超越戰爭，而且正重新陷入權力主導、鐵血博弈的叢林狀態。

這一現實衝擊波，不僅震撼了歐洲政界，也在美國引發回響。而最激烈、最“非典型”的回應者，正是川普。他的崛起，絕非偶然，而是這一幻夢體係遭遇現實反撲後的曆史反作用。

2. 資本不再有祖國，不再信仰生存意誌

過去的企業家，或多或少還與民族命運綁定，比如：

• 福特曾製造軍用車輛；
  -洛克希德-馬丁的存在依附於美國國防預算；

• 日本企業曾被動員服務於國家總體戰略。

但今天，蘋果、穀歌、微軟、黑石、貝萊德、雀巢、聯合利華……這些超級資本體已無國家歸屬。它們不願意為國家承擔戰爭代價，卻願意資助全球NGO塑造“無國家、無邊界”的共識。

它們甚至未雨綢繆，在瑞士、冰島、科羅拉多等地建起私人核庇護所，自知若衝突失控，憑借資源可以逃避災難，而不是抵抗它。

他們不是怕戰爭，是怕戰爭傷到他們的利益。

3. 民族意誌與資本邏輯的根本對立

一個真正有民族精神的政權或人民，會在麵臨存亡時選擇抵抗，即便代價慘烈。

但資本精英會選擇退讓、切割、撤離，然後在其他市場重建利潤結構。他們從來不準備為“國家”流血，隻準備為“風險”避險。

因此，他們必須解構民族主義、汙名主權意誌、壓製軍事自信、打擊民間的戰略警覺性。

換句話說：

他們在構建一個對他們有利、對國家與文明有害的“低烈度軟戰型秩序”。

真正的敵人，不總是坦克與導彈，而是那些在高樓會議室裏，以“和平”“多元”“共識”之名，慢慢抽空民族抵抗力的金融精英。他們沒有國家，隻有資產；沒有榮譽，隻有避險；沒有對文明的責任，隻有對危機的恐懼。他們是這個時代“最成功的逃兵”。

[Sandcity2000]

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