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樣的聲音，不一般的深刻。
在《阿Q正傳》發表100周年之際，知名改革家、經濟學家朱嘉明教授進行了一場別開生麵的跨專業領讀活動，標題是“典型時代的非典型形象：關於阿Q命運的若幹假設”。朱教授雖然並非文學專業，但是從小說的解讀視角來說雖非獨具慧眼卻也讓人耳目一新，當然也留下很多疑問和可商榷之處。
一、《阿Q正傳》經典與否
朱教授在領讀的開篇談到：“在100年前有兩本文學作品，對中國和對西方影響之深，一個是《阿Q正傳》，一個是愛爾蘭作家喬伊斯寫的《尤利西斯》。”
作為一個文學專業的人來說，麵對這個斷語是有些五味雜陳的，因為朱教授注意到了兩部作品的共時性特點，這可以說是一個視野廣闊的明證，但說這兩部作品“對中國和對西方影響之深”，則實在是有些一廂情願。或者說，當中國人已經普遍將《阿Q正傳》也當成《尤利西斯》一樣的經典文學時，以下的幾個問題必須要引起注意。
從專業領域的重視度來說。小說當年發表時，除了魯迅的弟弟周作人寫了一篇不足2000字的評論文章外，沒再有人專門評論。其他像胡適，在文章中雖然給了好評價，但就一句話，簡直可以說是敷衍了事。後來也成為作家的王敬熙幹脆發表了一篇文章《為什麽中國今日沒有好小說出現？》。特別願意為作家說好話的茅盾也不過是在1923年，也就是小說發表一年多，收入小說集《呐喊》出版後，才在綜合性的評論文章中，對《阿Q正傳》有所表揚，但全部文字加起來，也不過500字。楊邨人評論了整個《呐喊》的15篇小說，《狂人日記》大概近2000字，《阿Q正傳》才六行。另一位年輕評論家成仿吾雖然承認《阿Q正傳》“描寫雖佳”，但接著來了一句“而結構極壞”。而且他還說，整本小說集15篇作品，“惟《風波》與《故鄉》實不可多得的作品”，“《不周山》又是全集中極可注意的一篇作品”。言外之意，其它12篇“都是勞而無功的作品，與一般庸俗之徒無異”。如果做一下統計：在魯迅生前的全部評論文章中，直接以《阿Q正傳》為題的文學評論文章不過5篇，加上借阿Q之名罵魯迅的隨筆，也就10來篇。這種慘淡的情景，跟今天一位名不見經傳省級作家協會的作家所獲得的評論文字相比，魯迅都不知要被甩出多少條街去。
從小說本身來說，《阿Q正傳》結構上存在大問題，這一點成仿吾、鄭振鐸等人已經注意到了。司馬長風在名作《中國新文學史》中說：“其實就小說論小說，《阿Q正傳》有很多重大缺陷……”夏誌清教授也評價小說“結構很機械”。那麽，這個結構問題到底怎麽回事呢？簡單說就是最後一章《大團圓》，與前麵的部分有些突兀。用文學批評的專業術語說，是小說在敘事結構與故事內容推進、人物形象塑造之間存在硬傷。這一點，魯迅後來也在《阿Q正傳的成因》中承認說：“其實‘大團圓’倒不是‘隨意’給他的；至於初寫時可曾料到，那倒確乎也是一個疑問。我仿佛記得：沒有料到。”因為這個“沒有料到”，周作人評論說：（作者）“本意似乎想把阿Q好好的罵一頓，做到臨了卻使人覺得在未莊裏阿Q還是唯一可愛的人物，比別人還要正直些，所以終於被‘正法’了。正如托爾斯泰批評契訶夫的小說《可愛的人》時所說，他想撞倒阿Q，將注意力集中於他，卻反將他扶起來了，這或者可以說是著者失敗的地方。”
魯迅本人作為白話文學公認的大家，他本人對這小說怎麽看呢？這樣說的意思是，文學評論家有沒有走眼的時候？有沒有有眼不識泰山或指鹿為馬的時候？曆史和現實都不乏這樣的證據，比如葉嘉瑩女士不管在唐詩和宋詞上多麽聲名在外，但高度讚美浩然寫於文革時期的《豔陽天》，等於自己就否決了她自己的審美水平和能力；比如卡夫卡、勞倫斯等實力作家竟然沒有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比如梵高活著的時候如果能得到死後的一半殊榮，也不必那麽窮困潦倒到靠弟弟接濟生活了。魯迅自己雖然沒有直接談《阿Q正傳》的得失，但是在與孫伏園的談話中說道：《呐喊》中自己最喜歡的小說是《孔乙己》。魯迅在《新文學大係》小說二集中選了《狂人日記》《藥》《肥皂》和《離婚》等四部作品，又在《小說二集序》中說：“從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陸續的出現了，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這裏沒有選也沒有例舉《阿Q正傳》，後麵又接著說：“此後雖然脫離了外國作家的影響，技巧稍為圓熟，刻畫也稍加深切，如《肥皂》《離婚》等。”至少這兩個材料可以表明，魯迅不認為《阿Q正傳》在自己的幾十篇小說中如何了得。或者說如果《阿Q正傳》是經典的話，那麽魯迅的經典小說就太多了。至於當下中國人多將《阿Q正傳》認定為文學經典，那是毛澤東和延安努力打造魯迅之後的曆史結果，並非是始終如一的結果。
二、在常人與精神分裂症之間的阿Q
朱教授在領讀中首先將小說中阿Q的偏執、幻想、妄想等與精神分裂症的感知性障礙、思維性障礙、情感性障礙和認知障礙進行聯係，認為阿Q“符合所有精神分裂症的臨床表現”。從而他得出結論：“阿Q絕對不是一個在心理層麵上的‘正常的人’”，而是“一個典型的精神分裂症的人物”，並進一步確認阿Q是非典型性的人物形象。
這種視角的解讀，無疑擴大了對魯迅小說的解讀空間，同時也可以引發很多思考。比如阿Q的各種表現，在臨床醫學上是否能夠認定是精神分裂症？這恐怕是需要進行臨床醫學和心理學研究才能得出結論，而僅僅靠小說中列舉的幾個表現，是不好確診下結論的。因為一個簡單又複雜的現象是，偏執、幻想和妄想等在所謂正常人那裏，是否也會不同時間、不同程度地存在呢？或者即便阿Q可以被準確地確診為精神分裂症，是否在這一精神性疾病狀態中，也需要區分輕度、中度和重度症狀呢？就身邊個案和自身的觀察和體驗看，至少作為輕度的精神分裂症現象，比較具有社會普遍性。或者說，作為正常人，誰都難免有時會有一些不那麽正常的表現和舉動，這應該是個常識。而如果這個現象的確存在，那麽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社會上就是一個數量龐大的人群或患者群，而阿Q作為其中的一員，就具備了典型性。
這裏同時存在一個問題，即何謂正常人？標準是什麽？是需要醫學長時期觀察和認定，還是自我進行客觀評估？或者說，精神分裂症僅僅從醫學、心理學層麵去判定，是否能夠做到全麵、準確和客觀？是否還需要進行社會學、文化學、傳播學等學科和認知領域的綜合診治，才更符合作為被觀察對象的阿Q的真實狀況呢？比如，朱教授此前解讀過的《狂人日記》中，就塑造了一個具有迫害狂性質的人物形象——狂人。而在小說中，包括中醫、狂人的哥哥、狂人的同學和村子裏的婦女和孩子們，都認定狂人得病了，甚至狂人自己也認為自己得病了。但是作者魯迅卻認為所謂生病時的狂人，是沒有得病的正常人，而且是個清醒的正常人，而所謂病好後去某地候補做官的狂人，才是真正生病了。
不僅是狂人，另外更具有挑戰性的案例，是塞萬提斯筆下的唐吉坷德、狄德羅筆下的“拉摩的侄子”。當然如果再結合福柯在研究瘋癲案例的基礎上形成的《精神疾病與心理學》，甚至很可能需要懷疑包括精神分裂症在內的所謂疾病，以及現有的診治標準和醫學名詞命名是否真正具有科學的確定性或終極性。這個意思是說，當我們今天自以為是以最科學、最準確的標準去衡量考察對象時，是需要參考過往的曆史經驗和教訓，因為正如中世紀普遍相信地心說一樣，隨著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頓等近代科學家的發現，日心說開始成為新的話語權力。相同的道理，今天的醫學和心理學對於精神分裂症的診斷和確認，是否在百年後也會遭遇挑戰，今天不能太自信，所謂的常人也不能自認為正常的標準就是固定不變的，因為科學在發展中，人類對人類的認知也在不斷探求和提高中。
綜上可以說，以精神分裂症作為視角，能夠拓寬小說的解讀視角，但是簡單判斷阿Q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並不能精確地深度地揭示和解決問題，同時還帶來一係列不好解答的疑問。
三、阿Q是非典型還是典型性國民代表
因為將阿Q認定為精神分裂症患者，所以朱教授接下來說：把言行符合精神分裂病人的一種臨床表現的阿Q，作為中國國民的典型，把他的性格特征當成國民性，就是所謂的“精神勝利法”，這是相當荒唐的。他還反問道：“怎麽會把一個病人經典的狀態，當作國民狀態？”
這個進一步解讀，無疑對此前文學界的主流觀點予以了否定。簡單的學術梳理可以知道，自從1922年《阿Q正傳》連載完畢，周作人便稱阿Q是“中國一切的‘譜’的結晶”“一個民族中的類型”“一幅中國人壞品性的‘混合照相’”；茅盾先是說阿Q是“中國人品性的結晶”，後又說“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國民族所特有，似乎這也是人類的普通弱點的一種”；胡風說阿Q是“落後的帶浮浪人性的中國貧農的典型”；馮雪峰說他是“一種精神的性格化和典型化”；何其芳說他是“某種消極性格的人的共名”；周立波說阿Q“是中國精神文明的化身”；魯迅自己說：他的創作在於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
朱教授挑戰包括作者在內的主流觀點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這個挑戰是否能夠構成真正的挑戰，是需要進行評估的，而其中首要一條就是確診阿Q是否是真正的什麽程度或意義上的精神分裂症者。當然這個問題，恐怕真要交給臨床醫生，也未必能夠給出一個令專家同行都滿意的確診結果。或者不如假定阿Q真是一個中度精神分裂症患者，這裏來探討可不可能存在中國人中的一部分人也患上了同等性質和程度的病症呢？如果這一假設成立，那麽阿Q的典型形象也成立，因為他不過就是眾多精神分裂症患者——而非正常國民——的一個典型而已。
全麵衡量和評估阿Q的人物形象特點是需要耗費大量筆墨的，這裏權且截取幾點來管中窺豹。比如小說中寫阿Q和別人鬥口角時常說：“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你算是什麽東西！”這種數說祖上榮光的習慣，即便是精神分裂症的一個表現，但在現實生活中，應該也不乏常見，魯迅此前就在《隨感錄 三十八》中嘲笑了甲乙丙丁戊等五種“自大”，然後議論道：“譬如衰敗人家的子弟，看見別家興旺，多說大話，擺出大家架子；或尋求人家一點破綻，聊給自己解嘲。這雖然極是可笑，但比那一種掉了鼻子，還說是祖傳老病，誇示於眾的人，總要算略高一步了。”比如阿Q欺負小尼姑時的表現，即使是精神分裂症的表現之一，也與世上眾多的互害案例異曲同工。比如豐縣的那位施虐者，他本身並非是這社會的強者，但是在“鐵鏈女”麵前那種種淩弱的表現，儼然如阿Q遇到了小尼姑，極盡人性之惡的能事。包括後麵阿Q夢想革命成功時，趙司晨的妹妹、鄒七嫂的女兒、吳媽、小D和王胡，都成了他的革命對象。
這種以底層為被侮辱被損害的對象，施暴者不是來自強者反而來自同一底層的現象，無論曆史上還是現實生活中，都可以說是比較普遍而常見的。僅此幾例，就可以看出阿Q即便是作為精神分裂症患者，而如他一樣的眾多人也是同樣存在的。或者不妨借用劉再複的一段評論：“病態的人反映著病態的社會，病態的阿Q，反映著病態的舊中國。換句話說，在病態的舊中國社會中，產生著大量的阿Q式的病態，這樣阿Q式的病態便帶有普遍性，因此，阿Q的病態在病態的舊中國又是常態。”朱教授自己也曾在解讀《狂人日記》時總結了“吃人”製度、原則和方法，其中第五項就談到：吃人被賦予合法性，吃人的人永遠要給被吃的人以“惡人”“病人”“罪人”“犯人”這樣的名義，使民間、官府、醫學、道德、報複的吃人行為有所依據。這句總結很經典，而且不僅適用於狂人，同樣也適用於阿Q。
綜合以上來看，朱教授對《阿Q正傳》的經典地位的過高評價、對阿Q的精神分裂症的定位以及阿Q能否代表典型國民性等問題，尚需要進一步論證。或者說結論給出太早，可商榷之處也就不可避免。
——原文刊於《文學自由談》202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