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豈能是自由主義者——再與賀衛方教授商榷

因為不合時宜的《再論陳寅恪的不走——與賀衛方教授商榷》被404，所以改頭換麵為《有學無問的陳寅恪——與賀衛方教授商榷》再次發出，結果依舊是不變的404。不過，有好心網友以筆記形式整理出來，然後發到幾個微信群裏，賀衛方教授看到後，作文予以回應。文章不長，照錄如下：

 

關於陳寅恪先生是否當得起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典範，我仔細拜讀大作，其中列舉1949之前的那些學界人物很早就對於共產主義發出明確警示，的確與之相比，陳較少參與這類議論。我覺得主要原因在於他興趣不在此，那些年他完全沉浸在對於隋唐曆史的研究中，哪怕是一些在錢鍾書看來過於瑣屑的事情他也充滿樂趣。在清華的課堂上，《長恨歌》的第一句就講了七八個學時，可見他是多麽一個興趣支配型的學者。

我覺得，衡量一個學者是否是一個具有獨立精神的自由主義者，首要標準倒不在於他是否係統地研究或發表了有關自由主義的作品（那是政治學家的工作），或是否熱衷發表政治言論，而是他是否真正特立獨行，去政治化，超越商業功利，不黨不售，就是知識人自由與獨立的典範。

關於他的不走，我相信並非因為他對於新體製的樂觀，而是源於他的某種特別的樂觀或自信——諒你拿我也不能怎麽樣。當然，後來的曆史證明他過於自信了。不過，我堅信，他在嶺南一隅的存在，對於當局而言，就是隱然敵國，他絕無一字頌揚當軸，卻“反詩”迭出，他的“法高郵何如法韶山”的譏諷，他在雙目完全失明之後憑口述寫就的《柳如是別傳》，其中表彰的浩然氣節，更不必說他那致郭沫若的信，那是對於威權的悍然挑戰。

凡此種種，設身處地，這是需要怎樣的精神力量才能達到的境界。橫向比較，七十年代末之前留在大陸上的哪一個知名學者可以如此？

最近我想，他詩中表現出對於鼎革之際沒走的悔意也許更多地是出於他連累夫人與女兒的歉疚，而不是後悔個人選擇留下。如果他出走，則哪裏有這樣的煉獄讓他以身示範，經曆這樣的磨難而不墜其節？綜合看他的立德立功立言，把他視為自由和獨立的知識分子的典範，我還是認為是十分妥當的。（以下簡稱《答文》）

 

其實，不論此前的《陳寅恪不師宣尼浮海事》，還是前段時間就“胡適1949年前是否可以看作（古典）自由主義者”的爭議，都可以體現出賀衛方教授一向寬厚的曆史之同情心態，這一點作為後學十分理解，但也的確右不同意見。

必須要明確，不才對賀教授《答文》中的“一個興趣支配型的學者”，“視為自由和獨立的知識分子的典範”等評語是完全讚同的，也對陳氏敢於寫“反詩”，“對於威權的悍然挑戰”持欣賞和佩服的態度。不過，是否就此給陳氏戴上自由主義的帽子或光環？如同《答文》中所說的“是一個具有獨立精神的自由主義者”，這一點無論如何都不敢苟同。

關於自由主義者以及自由主義（這裏僅適用於漢語語境，若置換到英語語境就需要明確區分和界定古典自由主義以及新自由主義等）的概念和內涵，不才不想在這裏查閱政治哲學類的教科書或係列經典著作——盡管那樣似乎更專業一些，隻想就其中說的“衡量一個學者是否是一個具有獨立精神的自由主義者，首要標準倒不在於他是否係統地研究或發表了有關自由主義的作品（那是政治學家的工作），或是否熱衷發表政治言論，而是他是否真正特立獨行，去政治化，超越商業功利，不黨不售，就是知識人自由與獨立的典範”等描述，給予有針對性的回應。

首先，賀衛方教授大概混淆了向往和追求自由、獨立與自由主義之間的關係，因為前者是一種個人意誌、思想、情感願望和人格塑造的體現，簡單概括說就是屬於形而上的精神和思想層麵的念頭——與奧古斯丁的自由意誌還不在一個層麵上，如果不由內化轉變成外化的方式存在和體現，那麽就不能直接與自由主義進行構想和聯係，因為自由主義，作為政治哲學概念，是應用於國家和社會等公共領域的一種思想主張、政治理念以及貫徹到實踐中的社會治理方式，其核心要旨最簡約的概括就是：憲政分權（而非獨裁和全權主義）+市場經濟（而非計劃經濟或管製經濟）+法治社會（而非人治社會）+個人主義（而非集體主義）。

賀衛方教授淆亂了二者之間的關係，當然可以理解，因為向往和追求自由、獨立的內在與外化、個人與公眾之間，至少在精神和理念上是相通的，或者說作為階段性的描述，外化離不開內在的驅動力，公眾也離不開個體的努力匯聚。尤其是在無神論的觀念中，人畢竟是思想或觀念的動物，是一個通行的認知。但要注意的是，當個人向往和追求自由、獨立僅僅作為內在精神時，尤其是僅僅作為一種個人心性時，懷有這種想法的人，也包括學者，就不能稱之為自由主義者；隻有當內在意誌外化後，也就是要將內心向往和追求自由、獨立，作為現實社會共同遵循的規則和價值付諸實踐時，懷有這樣想法的人也包括學者，在很大程度上就會成為自由主義者。

換句話來說，不是每一個向往和追求自由、獨立的人也包括學者，都可以成為或被稱為自由主義者。比如前些年知識界關於魯迅是否是自由主義者就曾爭論過，雖然雙方互不認同，但如果以自由主義的幾個核心要旨作為考量指標，魯迅並不屬於嚴格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但即便如此，誰也不能否認魯迅真正向往自由、獨立，或者說民國時期還沒有幾個人比魯迅更向往自由、獨立。

那接下來的問題是，如果一個人、學者成為自由主義者，是否需要係統性地研讀自由主義的理論書籍、撰寫文章或經常發表政治言論呢？

這個問題，需要區別對待，如果作為一般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是不需要做太多功課的，隻要認同自由主義那幾個核心要旨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作為或被樹立為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標杆人物、思想導師或精神領袖時，那就需要考核一下此人的思想背景、理論水準了。否則眉毛胡子一把抓，很容易名不副實，甚至有掛羊頭賣狗肉之嫌。

比如前段時間跟賀衛方教授和林建剛博士討論過胡適1949年前是否可以被視為自由主義者的話題。不才當時旗幟鮮明地宣稱不是，因為胡適那時還對蘇俄的計劃經濟認知模糊，還不能嚴格區分拉斯基的費邊社會主義與蘇俄社會主義之間的鴻溝，說白了也就是對自由市場經濟不那麽信服。如此認知水平，如何配得起自由主義的精神領袖呢？

一個必須要麵對的問題是，當中國人抬出自由主義精神領袖時，不僅僅是一個關起門來自我認可的問題，還需要接受學界和世界的檢驗。在此情形下，相比於洛克、斯密、休謨，相比於伯克、亞當斯、柯克，相比於米塞斯、哈耶克、諾奇克，甚至相比於拉斯基、凱恩斯，胡適即使在寬泛自由主義的理論和學理建樹方麵，也實在是囊中羞澀，不然其弟子輩的殷海光也不會發表幾近蔑視的言論了。

當然，如果從聊勝於無的角度出發，那民國時期的著名的自由主義者當然首選胡適。或者說1949年鼎革前，胡適是一般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而非精神領袖，那不才也就不會再發表反對意見。

結合上述兩個方麵來看陳寅恪，他是否可以被視為自由主義者呢？尤其是當很多人在談陳寅恪是自由主義者時，還要賦予堪稱或比擬胡適一樣的光環，這個問題就必須認真討論了。

參照自由主義那幾個核心要旨來看，相比於魯迅，顯然陳寅恪的自由主義者色彩要更淡一些。即便是魯迅死得很及時，沒來及接受極權主義的考驗，但就陳寅恪來說，起碼在鼎革那個大曆史選擇當口，在現實認知方麵就不夠，這也是不才撰寫《有學術無思想的陳寅恪》的出發點。至於鼎革後他的所作所為、所言所想，就是坊間流傳的那幾段耳熟能詳的事例，這也恰是賀衛方教授等學人服膺和讚歎所在，然而在不才看來，與其說陳寅恪的那些表現屬於自由主義，不如說是儒家士子的操守和所謂的浩然正氣更貼切一些。正像夏中義教授在《自由觀念的中國麵孔——論陳寅恪、吳昌碩對陶淵明思想的認祖》中質疑王元化時說的那樣：在陳寅恪的自由意誌因子裏麵，中國麵孔顯得麵子要大於西學那張臉。

說句私底下的話，不才在攻讀博士期間就選擇了知識群體之作家部落在鼎革之際人人都需要洗心革麵的課題，幾百萬字的檢討書和批判書讀下來後，真真失望於作家群體塌方式的墮落。為了尋求心理安慰，不才還曾經努力從一些名家的日記、書信裏，試圖能夠找到關於全權主義的反思和反省的私密文字，包括人們普遍稱頌的巴金的《隨想錄》，然而依舊是無盡的失望。

失望之餘，不才就想，怎麽說“五四”也有三十多年的曆史了，算上晚清的徐繼畬、郭嵩燾、嚴複、梁啟超等睜眼看世界者、現代文明的盜火者，也有百餘年了。怎麽知識界的判斷力、認知水平和思辨能力，如此之低，甚至幾近不堪了。問題的症結在哪裏呢？正是帶著這樣的疑問，原本作為自由主義精神領袖的胡適、被樹立為知識分子抗爭典範的陳寅恪，逐漸地被降低了維度。

一旦懷有這樣挑剔的想法，再來重看陳寅恪時，就會有一些不小的發現，比如坊間流傳1953年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覆》：“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誌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獨立精神和自由意誌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賢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這段長引文，經常被學人朋友們引用，而且作為最直接、最有力的自由主義者的證據，但是整段話有個前提，那就是句首和句末的“學術研究”。在這一關鍵詞下，包括評價王國維在內，意思就是學術研究要秉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非擴展意義上的人的思想、精神的獨立與自由。

如果說這個材料的說服力還不夠，再來看陳寅恪1954年的《論再生緣》。他這樣說道：“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駢儷之文遂亦無敵於數千年之間矣。若就六朝長篇駢儷之文言之，當以庾子山《哀江南賦》為第一。若就趙宋四六之文言之，當以汪彥章代皇太後告天下手書為第一。……庾汪兩文之詞藻固甚優美，其不可及之處，實在家國興亡哀痛之情感，於一篇之中，能融化貫徹，而其所以能運用此情感，融化貫通無所阻滯者，又係乎思想之自由靈活。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靈活之人始得為之。非通常工於駢四儷六，而思想不離於方罫之間者，便能操筆成篇也。……《再生緣》一書，在彈詞體中，所以獨勝者，實由於端生之自由活潑思想，能運用其對偶韻律之詞語，有以致之也。故無自由之思想，則無優美之文學，舉此一例，可概其餘。此易見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謂愚不可及矣。”當這番話說過後，再來回看此前的一句話：“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獨立之思想，在當日及其後百餘年間，俱足驚世駭俗，自為一般人所非議。”應該就不會那麽令人振奮了。因為但凡要義，需要注意語境，特定情境中的話，如果隨意剪裁或任意摘引，就會造成斷章取義。

學術研究要講究和遵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是學者從事學術研究的普世要求，陳寅恪評價王國維也好，自我期許和要求學生也罷，並沒有將此意泛化和擴大之意。當然，作為讀者，尤其是有所期待的讀者，例如1990年代初的王元化，接下來的陸健東，以及後來各路懷有自由主義樸素理想的學人，紛紛跟上，包括影響巨大的暢銷書作家嶽南、北京某中學的石國鵬老師以及袁騰飛兄等，不經考證，隨意演繹一些“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軼事，添磚加瓦，錦上添花。這些出發點和願望是好的，用心也可謂夠良苦，但是乾坤大挪移式的泛化和誇大到近似造神的地步，也是需要反省和反思的。

或者更直接的回應可以這樣：如果說陳寅恪是自由主義者，那麽自沉太平湖的老舍算不算？同樣選擇昆明湖的王國維算不算？如果老舍、王國維也算，那麽倡導維新的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算不算？譚嗣同、康梁和再此前的鄭板橋、陶淵明、商山四皓、伯夷和叔齊算不算？呼喊過民貴君輕和浩然之氣的孟子算不算？這樣的追問當然比較苛責，但如果沒有邊界地泛化，也不是沒有追問的道理。

最後說一句，如今的國度，處處充滿戾氣，包括這學術界，認真的商榷隻能通行於同道之間，作為後學，在文章匆匆而成之際，真心感謝賀衛方教授的不吝指教，因為他是不才經常“尋釁滋事”中比較寬心的少數幾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