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樣的聲音，不一般的深刻。
今天講曹錕，是因為前幾次講座中多多少少都涉及到了他，比如在講共和危機時，留給朋友們一個疑問：北京兵變，到底是不是袁世凱主謀並授意曹錕幹的；在針對群友“如果我能做夢組閣”的提問時，我回答說：理想中的總統人選第一位是曹錕時，群友表示被驚訝到。還有就是我出的100道檢測題中也涉及了曹錕，結果沒有幾個人答對。所以今天我必須做個交代了。不過，2019年時，我在一個付費平台講過一次曹錕，是從小商販如何逆襲當上總統這個角度講的，也就是市麵上很爛俗的成功學，雖然內容上不算沒節操吧，但也確實是為稻粱謀的迎合之舉，實屬無奈，但我保證今天所講，跟那次隻有極少的重複內容。
在那次講課的末尾，我寫下這樣一句話：“曹錕是嚴重被誤讀、被醜化的民國總統，可與李鴻章、袁世凱試比高。”這句話是否客觀？具有多少學術含量？各位可以在今天做個宣判。這個宣判是給我的，當然也是給曹錕同誌的，因為如果他確實策劃了兵變、又搞了賄選，那麽首先我就不是一個合格的學者，因為我為這樣的壞人辯護，肯定是良心大大地壞了；但如果他確實很無辜，或者指控的證據不足，那說明曆史書和其他曆史學家都錯了。
先來看壓在曹錕頭上的第一座大山，也就是1912年2月底到3月初，當蔡元培等專使團去北京迎接袁世凱南下就職時，北京發生兵變，不但市民遭殃被搶，連公使團、外國租界區都受了牽連。結果是袁世凱無法南下，留在北京舉行了臨時大總統就職儀式。
這等於說，因為兵變，改變了曆史。當然，也因此留下了口舌，那就是各位熟知的教科書敘事。先來看《中國近代史綱要》（藍皮的那本全國大學本科通用教材）：“袁世凱不肯離開北京老巢，指使部下在北京發動‘兵變’，西方列強也調兵進京配合，以迫使革命派讓步。革命派再次妥協。”這一句話中，西方列強調兵的事，我在講共和危機時解釋過，人家是擔心再來一次義和團，所以不得不準備派兵保護僑民，這事我今天就不再多解釋了。另一句“指使部下在北京發動‘兵變’”，隱含的信息就是兵變是袁世凱的把戲，而且是通過部下來演了這個把戲。這個部下是誰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我還想引用另外一部很多人都很看重的曆史書，就是徐中約教授的《中國近代史1600-2000中國的奮鬥》（第6版），其中寫道：“袁無意離開他勢力強大的北方，前去革命黨勢力強大的南方。他指使手下士兵發動騷亂，以證明他必須繼續留在北京。革命黨領袖別無選擇。”徐中約是1923年出生在上海的人，1946年燕京大學畢業，1954年在哈佛取得哲學博士學位後一直留在美國教書。我說這些信息的意思是，徐中約並未受過1949年後的“新中國”的教育熏陶，但他卻能夠在這一曆史問題上與大陸曆史教科書殊途同歸，這其中也是有學問的。
那麽這個被袁世凱指使的部下是誰呢？主流學者李新主編的《中華民國史》寫道：“29日晚七許，曹錕第三鎮陸軍兩營即在北京發動兵變。”這樣袁世凱成為兵變主謀、曹錕是直接的元凶的曆史結論就被決定了。
袁世凱是否是主謀？無論當年還是現在，這種說法都得不到支持，比如參看當年《時報》的報道，以及袁世凱的侍衛陶樹德、袁世凱的兒子袁克文、曹錕的部署陳文運、在袁世凱身邊的交通部的葉恭綽和幕僚唐在禮、南京國民政府軍令部長徐永昌等諸多人的回憶文章，尤其是2010年中華書局出版的當年總統府秘書許寶蘅的日記，更進一步證實此事跟袁世凱無關。這裏我就不提供具體證據了。在這方麵，北京大學的尚小明教授，以及金滿樓、馮學榮等非主流學者都有令人信服的研究文章，各位感興趣可以參看。
那兵變跟袁世凱無關，是不是跟曹錕有關呢？畢竟嘩變的軍隊就是他統領的。而且有眾多的材料都說曹錕就是指揮人。比如1912年出版的胡鄂公所著的《辛亥革命北方實錄》，以及1916年的《袁世凱全傳》與《袁世凱軼事》，鄒魯的《中國國民黨史稿》、居正的《梅川日記》以及《胡漢民自傳》。1930年代白蕉編著的《袁世凱與中華民國》還認為兵變為袁世凱“用楊度計，嗾令第三鎮曹錕所部於二月二十九日晚在北京嘩變”。此外還有主流學術界比較認可、並經常征引的湖北籍南京臨時參議員劉成禺在1946年寫就的《世載堂雜憶》，其中寫道：“唐少川告予曰：‘當時兵變發生，南代表束手無策，促予黎明訪袁。予坐門側，袁則當門而坐，曹錕戎裝革履，推門而入，見袁請一安，曰：“報告大總統，昨夜奉大總統密令，兵變之事，已辦到矣。”側身見予，亦請一安。袁曰：‘胡說，滾出去!’予始知大總統下令之謠不誣。”
以上這些同盟會陣營的說法，尚小明教授已經詳細考辯過，尤其是針對劉成禺胡編的《世載堂雜憶》的駁辯，都很令人信服。簡單一句總結以上材料就是：胡編亂造、漏洞百出、以訛傳訛。我這裏同樣不浪費時間再去一一羅列、辨析。
讓我感興趣的是，具有相當曆史學功力的尚小明教授，在為袁世凱辯汙的同時，卻認定兵變的事就是曹錕所為，他在文章中說：“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就已經在同袁的一些心腹幕僚和第三鎮統製曹錕等密謀發動兵變，以恐嚇歡迎使團，阻止袁世凱南下。”在明確這個事實後，尚小明教授接著分析說：“袁南下就職將直接威脅他和袁周圍其他一些人的前途和既得利益，因此，他才利用其在北洋將領中的影響，私自策劃了這樣一場兵變。這當中，不能排除袁克定策劃兵變，是擔心袁世凱南下就職後，其‘皇太子’的美夢將會破滅，因此他以袁若南下北洋軍將會遭到裁減這樣一種可以說得出口的煽風點火之詞，挑唆曹錕等製造兵變，從而達到阻止袁南下就職的目的。袁的幕僚張一麐曾暗示袁克定發動兵變的目的是為了‘奪清帝位，效黃袍加身故事’。（張一麐：《五十年來國事叢談》）這應該不是空穴來風。隻不過清帝雖已遜位，當時尚有禁衛軍護衛，袁克定的目的未能達到。”
尚小明教授為何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呢？從他文章中看，直接依據是袁世凱的女兒袁靜雪和第三鎮參謀楊雨辰的回憶文章，間接依據是張一麐的《五十年來國事叢談》。
先來看直接依據。袁靜雪在回憶文章中說：“兵變的借口是反對我父親離開北京。事後聽說這次兵變的把戲，是我大哥串通第三鎮統製曹錕搞起來的，我父親事先並不知道。”袁靜雪的回憶文章，撇清了袁世凱，但把矛頭指向了哥哥袁克定和曹錕。
與這一材料相印證的是楊雨辰在回憶文章《壬子北京兵變真相》中的一段話。為了顯示這個材料的細節，我多引用一些。他說：“到了二月二十三日（舊曆正月初六日），袁克定又找曹錕到他家去，這天我也去了。……袁克定又把那天所說的話重複了一遍，最後加重語氣強調說：‘難道大清皇上遜位，北洋軍官也要遜位嗎？’袁克定‘啟發’了半天，大家還是沒有人吭聲，於是曹錕就說：‘我想這件事他媽的好辦，隻要去幾個人把專使的住處一圍，一放槍，大夥兒嘴裏再嚷嚷：“宮保要走了，我們沒人管了。”隻要咱們一嚇唬，他們就得跑。’袁克定聽了，不住點頭說：‘隻要你們一鬧，把他們嚇跑了，那就好辦了。到那時候，外交團也能出來說話，不放總統南下。這樣建都北京就不成問題了。’在兵變發生以後，袁世凱曾把曹錕叫去厲聲申斥了一頓。據曹錕事後在閑談中說：‘那一天可把我嚇壞了。宮保把我叫去，大聲喝道：“跪下。”我立刻跪下了。接著他就把兩個大眼珠子狠狠地瞪住我說道：“你摸摸你的脖子，腦袋還在脖子上長著沒有？”接著把我大罵了一頓，才叫我“滾蛋”。這麽冷的天，嚇得我混身是汗。我跟宮保多少年，從來沒有見他發過這麽大的脾氣！’”
與尚小明教授對著這兩則材料深信不疑不同，我表示嚴重懷疑，理由如下：
首先，二人的回憶文章，都是1949年後的產物，而且都是當年政協組織人手撰寫回憶錄，然後在政協的刊物上發表。基於此前我的閱讀經驗和研究心得，可以說所有這類回憶材料，不僅這兩人，均要保持高度質疑態度，因為真真假假，假作真時真亦假。包括上次講座時提到袁靜雪說袁克定編造假的《順天時報》騙袁世凱那事，就已經證明她並沒有說真話，而且十足地說了假話。
其次，袁靜雪回憶文章中提到她不過是說“事後聽說”，又沒有交代從哪裏、何人聽說的。這樣的材料，本身就需要警惕，我不清楚看重材料的尚小明教授為何這麽看重這個材料？
我更加不理解的是，能夠詳細考證並駁斥劉成禺的《世載堂雜憶》，為何尚教授竟然還相信楊雨辰的回憶？在我看來，那個回憶材料看上去跟劉成禺的敘述沒什麽大區別，雖然形象又生動，甚至細節都惟妙惟肖，但是難掩其中的胡編濫造。比如，他說2月23日袁克定找曹錕就商議如何阻止專使團不讓袁世凱南下，可是2月19日袁世凱已經給南京打了電報說準備南下。袁克定跟著袁世凱曆練官場多年，應該懂得政治家在大曆史關鍵時刻，會言出必行，遵守承諾，不會隨便降低信用。就是不懂這個道理，袁克定和曹錕怎麽會在動議兵變前就會知道兵變一定能嚇壞專使團並阻止袁世凱南下呢？還有，袁世凱南下本來不過就是去履行一下就職臨時總統的儀式，也沒有決定就將南京定為首都，從此不回北京辦公了，何來“北洋軍官也要遜位”、（袁世凱走了）“我們沒人管了”“建都北京不成問題”這類的說法呢？甚至還說“外交使團也能出來說話”！看來這位楊參謀還真是高瞻遠矚、運籌帷幄，做個參謀實在是太大材小用了。
再有，袁世凱即使對曹錕多有提攜之恩，但是在1912年的那個時候會不會說出“跪下”“滾蛋”這類黑社會大哥說的話？袁世凱雖然沒有功名，但也可以說是知書達理之人，何況已經身居高位，會這麽沒有教養地訓斥一個下級高級官員？那時當官的難道也以粗鄙標榜自己嗎？所以，對此我表示嚴重懷疑。
最後，如果袁世凱真是粗魯地訓斥了曹錕，曹錕會這麽風光榮耀地跟自己的一個手下參謀繪聲繪色地講述這類走麥城的經曆嗎？那曹錕得多麽缺心眼才能做出這類蠢事來呢？而且即便是曹錕的文化素養低一些，畢竟出身不夠好，但是不是張口就跟下屬說“他媽的”這樣的粗話，我還是表示懷疑，起碼看看曹錕那秀氣、厚實的書法，我覺得他差得可能就是一紙文憑或者書協主席之類的幌子而已。
基於以上分析，我雖然沒有更確鑿的材料直接反駁和證明袁靜雪和楊雨辰的回憶文章是虛假材料，但是起碼不會盲目相信。我希望同樣重視史料分辨的尚小明教授對此保持懷疑態度。
再來看間接依據，也就是尚小明教授引證的張一麐的《五十年來國事叢談》中的那句話。因為張一麐作為袁世凱的最親近的幕僚之一，他的材料當然需要引起重視。為了更加清晰、全麵地辨析這個材料，我在這裏多引用幾句，各位來跟我一起做個判斷。他說：“丙辰之事（指1916年袁世凱更改國體）不自丙辰而始，發其所由來久矣。諸君不記民元正月之北京兵變乎？當南京政府之決議，請袁項城南遷踐位也。時則專使蔡元培宋教仁入京就館，某公子者，素選事召各鎮中下級軍官開會密議，議決以兵入東華門，奪清帝位，效黃袍加身故事。是時禁衛軍為馮國璋所統，不與謀，故火焚東華門，禁衛軍抵禦不能入，兵無所洩，遂大掠東西二城，以及於天津（此事有某君告餘，暫隱其名）。此一事也。葵醜之役（1913年所謂二次革命）......”
餘下的內容與北京兵變無關，我就不再多引用了。尚小明教授說：“袁的幕僚張一麐就曾暗示袁克定發動兵變的目的是為了‘奪清帝位，效黃袍加身故事’。這應該不是空穴來風。隻不過清帝雖已遜位，當時尚有禁衛軍護衛，袁克定的目的未能達到。”
我很奇怪，即便就是袁克定幕後指使發動了兵變，但材料本身和尚小明教授所引用和闡述的都是“奪清帝位”，不是“以恐嚇歡迎使團，阻止袁世凱南下”，更和“挑唆曹錕等製造兵變”扯不上任何關係，我實在不知道這位曆史學教授怎麽鬼斧神工地將二者嫁接起來。
另外就張一麐的這番話來說，也值得懷疑。因為兵變發生在2月29日，而清帝遜位的詔書已經在2月12日頒布了，29日，南北和談已經結束了，袁世凱被舉薦為臨時總統，開始討論南下就職的事項了。袁克定這時發動兵變“奪清帝位”，這是要鬧哪樣呢？難不成要奪那個“遜位”？可見這個材料本身就有問題。如此令人質疑的材料，尚小明教授卻推論說什麽袁克定的太子美夢，在我看來，實在是太有點未卜先知了。
那麽前一個袁靜雪和楊雨辰的回憶材料需要質疑，這一個材料又不能坐實，這樣的兩個材料加在一起，能夠讓尚小明教授就此得出袁克定幕後指使、曹錕前台唱戲發動兵變的結論？我再次不得不表示友邦驚詫。
以上是關於曹錕和1912年北京兵變之間的關係的辨析。這座大山雖然也很沉重，但是相比“賄選總統”，那真可謂是小巫見大巫，接下來再來看1923年曹錕當總統這事。
與北京兵變的故事一樣，賄選總統這一說法，也是當年曆史進行時就有人這麽說，而且說的人更多，包括美國的《時代》雜誌都跟著這麽說，後來的曆史學家們也都這麽說，包括台灣那邊的教授以及費正清等在《劍橋中華民國史》中都這麽說。下麵我就給各位簡單梳理一下當年人的說法：
先來看最直接或者可能也是最早公開表達的一位，就是當時浙江省籍眾議員邵瑞彭，在大選剛開始，拿到5000元的支票兌現後，直接將支票正、反麵拍照，向京師地方檢察廳告發，並通電各省。
本來大選前就有賄選傳言，經這一舉報和通電，就成了人盡皆知的“事實”了。再加上1年後馮玉祥同誌發動北京政變，段祺瑞執政，司法總長章士釗簽署逮捕受賄議員令，檢察官奉命至相關銀行檢查賬簿，共搜得支票收據660多張，涉案金額110萬元。這等於“事實”被證實是事實了，一年前本來就沸沸揚揚的賄選案，在一年後成為名滿全世界的鐵案。
那時雖然不流行網絡寫手，但是諸如《新國民雜誌》《順天時報》《時代雜誌》（美國），議員劉楚湘的《癸亥政變紀略》、趙晉源的《賄選記》，以及顧敦鍒的《中國議會史》（1931）、李劍農的《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等當年的媒體、著作迎風而上，曹錕和1923年的民國總統大選，就被釘到了曆史的恥辱柱上，直到今天。
這中間，據我有限的讀書來看，不承認曹錕賄選的鳳毛麟角。印象中好像劉仲敬兄提過幾句，不過那縱橫四海的評論風格，不允許他做詳細的考證，給出足夠的證據。專業學者中，四川大學的楊天宏教授發表過長文《曹錕“賄選”控告的法律證據研究》，應該是最為有代表性的。雖然楊教授以法律視角來審視那一曆史事件，我認為已經基本還原和澄清了這個100年的曆史傳說，盡管其中的一些論述我並不是完全滿意。
不過也好，各位既然已經做陪審員一年多了，今天就和我一起做一個曆史審判：如果裁定曹錕賄選，咱也跟著主流學界一起繼續罵曹錕，罵那個幾乎爛掉的五色旗民國；如果裁定曹錕沒有賄選，或者至少不做有罪推定，那咱就好好讀史料（而不是簡單讀書），或者通過我那100道題，檢測一下頭腦中毒的程度到底有多深，然後碰到罵曹錕賄選的人，就擺事實講道理地懟他們。
我想，600多張5000元的支票已經是事實，用主流說法就是鐵證如山了，但是如何來看待5000元的支票標的問題？我以為是這一曆史事件的核心問題。我的意思是，發5000元支票的這個事實中，為何要發，目的是什麽，必須搞清楚。
為了把這一問題搞清楚，我想先帶各位回到曆史現場，看看當年引起曆史反應的要素是什麽。我的風格，廢話少說，直接上材料：
第一個材料來看《魯迅日記》，從他1912年進教育部，直到1926年南下廈門，有很多地方寫到薪水的問題，他用的語言是“奉泉”。來看1923年的三則日記：6月19日：“下午收奉泉五十一元，正月分之一成七（17%）也。”9月26日：“收三月份奉泉五十六元（似有誤，應為51元），一月之一成七。”10月18日：“下午收教育部補足正月分奉泉十（元）。”什麽意思？就是教育部欠魯迅薪水，10月份了，才發了1、2月份的工資，而且每次發工資，隻能發17%，還有10元一次的。（4元的次數也有）當年教育部的陳詒讓寫過《在北京教育部時代的魯迅》，文中說：“那時北洋政府已在鬧窮，部薪不能按月發放，教育部次長代部傅獄棻弄得焦頭爛額，部中有一次組織索薪團，職員二百餘人全體參加，到財政部包圍李思浩，從下午起至翌日天明，我們輪流換班，帶麵包及水，每班約二三十人，盤踞在財政部總長室外，直至李思浩簽發支票始散（然而我們仍然受騙因為支票不能兌現），我與魯迅也分派在索薪團內。”
第二個材料來看1923年2月14日，議員湯漪致函吳景濂稱：“憲法委員會辦事經費，前承憲法會議轉谘政府另籌撥發，定案以後，僅領到九、十兩個月。九月係現洋，十月則係定期兌換券，十一月至今共欠發四個月。年關放款，僅由財政部發放二月份一個月，且又搭放半數流通券，實屬無法對付。委員會經費甚少，在事人員薪津極薄，年關已近，求領數十元而不可得，何以對人？故已函請敬輿總理（張紹曾）設法飭部籌發兩月經費，以緩眉急，尚懇代為設法協催，俾過年關。”這真是舊社會，議會竟然窮得沒錢過年。再來看《眾議院同人就旅京生活艱難事致吳景濂函》，其中寫道：“同人等聚處京門，生活甚難，端陽節關僅發現洋百四十元，迄今又經月餘，杳無消息。同人等現狀，苦難維持，急迫萬分。請問閣下究竟有維持本會之能力否？如自揣才不足以濟時，智不足以應變，即請明白宣示，同人各回本籍，別謀生業，以免流離京市，形同餓莩，貽羞國會，而騰笑友邦也。否則辭職讓賢，勿屍首席，亦無不可，惟執事圖之。”我很奇怪，政府窮成這樣了，就沒有一個人想方設法割韭菜？不會加大征稅嗎？稅種、稅率都大幅提高，不可以解決問題嗎？或者幹脆抓起來幾個富商吃大戶不很簡單嗎？民國的人真是笨得夠可以的了。
如果各位還有記憶，我在講《共和危機》那次講座中提及民國成立之初，就麵臨巨大的財政危機。這個危機，雖然在袁世凱、黎元洪、徐世昌等總統任期時表現不一，但沒有最壞隻有更壞。也就是錢的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益世報》1923年10月19日《各機關人員當色喜矣》：欠薪總額，財政部曾匯集1923年全年數據呈交當局，計各機關欠薪9，874，300餘元，各軍欠餉17，503，200餘元。
如今黎元洪總統被逼下台，總統府無法履行職責，下一任總統大選就被推上議事日程。根據那時的法律，選舉總統是由議員代選。於是議員們成為全國人民關注的焦點，因為他們肩負著全國人民的重托。
可是，需要選舉時，議長吳景廉還沒解決那些議員生活困難的問題呢，不解決問題，有一些議員已離京罷工回老家去，已經嚴重影響議會的工作了。議會為了製止這種現象，1923年3月9日眾議院第三期常會議程之一為討論修正歲費案。江西籍議員黃序鵷等提出：（一）將議院法第八十條修正為：議員無故缺席連續三次者應酌定五日以內停止其發言，連續至六次者酌定十日以內停止其出席，經停止出席期滿後仍無故缺席連續至三次者除名。（二）將議院法第九十二條第一項甲款修正為：歲費每年3600元（原為5000元），（餘下的1400元）大會出席費每次20元，委員會出席費每次10元。也就是說，議員們不上班會被扣錢，正常上班除了工資外，還有會議補貼。
可是光說給補貼，財政沒錢怎麽給呢？所以即使留在北京的也表示，不給發工資就不去上班，不去投票。國民重托重要，但是一家老小的溫飽首先重要。尤其是，因為政治和軍事博弈，還有200多的議員被奉係、皖係等反對力量動員去了上海。這其中涉及曹錕等逼迫黎元洪逃難等曆史，這裏我就不展開了，也不對他們的政治鬥爭做是非評價。反正根據當時的選舉法，如果投票人數未達到議員總數的三分之二，選舉無效。
議長吳景廉和掌控北京局勢的總統候選人曹錕，當然首先得解決議員出席的問題，否則總統選舉沒有辦法進行。於是曹錕和吳景廉等民國棟梁開始四處籌錢，具體過程和手段我這裏就不多講了。總之就是絞盡腦筋，各種方法，終於把錢湊齊了，並約定如果能到北京參加投票（法律規定必須現場投票），5000元支票就可以兌現。
於是在外地的議員們，開始紛紛回京，最後出席選舉會議的是593人，曹錕得480票，當選民國第三任正式總統。
這個過程中，有這樣兩個問題比較關鍵。一個是欠薪是不是5000元左右，如果多給了那就涉嫌賄賂；照實發放，或者給得還不足，那就不能認定是賄賂。第二個是發放支票是否有附帶條件。也就是如果領取支票的同時，必須答應選舉曹錕為總統，那這錢就可以說是賄賂；如果沒有附加條件，那這錢就不能直接認定為賄賂。
關於第一個問題，有幾個材料分享給各位。
《順天時報》刊登的《積欠國會歲費之總計》稱：據國會方麵消息，政府積欠兩院民二、民六及民十一歲旅等費每人合計4600餘元，按報到議員人數計算，非有3，200，000元現款不能應付。反對曹錕的眾議員駱繼漢在各政團商議是否領取支票時明確表示：我們任期三年，應得歲費與旅費共15600元，扣除護法時期已領的錢，單是北京開會期間的旅費和歲費，“也有五千元以上”。
這裏我還要補充一點：當時規定年薪，還有交通費、活動交際費，要根據地理位置距離北京遠近不同，補貼也會有差距，所以實際上政府欠議員的錢數並不是確定一致的。比如1923年8月28日《蔣雁行致曹錕密電》中透露：為聯絡南下議員回京，政府曾許以：“回京費二百、三百、四百及多數五百元者不等……此間之出席薪費，仍舊照發，以全麵子；並各給以五百元之川資，即可北上，決無問題……據佩紳在滬所得信息，奉省籌60萬，浙省20萬，以40萬給參議院，以40萬補發在滬人員正費。”
這幾個材料可以證明，政府欠議員的錢數不低於5000元，所以我們不能認定這錢是賄款。
關於第二個問題，曾領取了5000元支票的議員汪建剛證實，“雖然接受了眾議院會議科所送補發的歲費五千元，但並未附帶什麽條件，也沒有在選票上寫過曹錕的名字，自認為比較幹淨，常常向人撇清”。
另外，從到場593人的議員中，隻有480人投票給了曹錕，也就等於還有113個議員拿了支票，但並未投票給曹錕，其中33票投給了孫文，20票投給了唐繼堯，還有12張廢票。這等於說即使曹錕有附加協議，也還有100多人就是不吃這一套。
再說，600多張支票，全員都領取了，說明他們都認為這是自己贏得的工資，而不是選票的賄賂款。否則以我對民國議員們的了解，如果附帶選舉條件的賄賂款，一定有人當場拒絕領取支票，因為我知道民國那時期的有些中國人，還是要臉的。如果各位覺得我這樣說隻能是推斷的話，那我告訴各位當馮玉祥同誌發動北京政變囚禁曹錕後，章士釗出任司法總長，開始嚴肅介入這個案件，包括我講座剛開始時提到的600多張支票的銀行存根，都是這時候查出來。要知道，新上任的政府與前任政府可不是和平交接，而是武力政變，也就是視前任政府為敵對麵，所以當時很多人提議直接將那些議員抓起來，但是調查後章士釗並沒有下達這個命令，因為證據不足，因為欠薪在先，這一點可以看出章士釗還是懂法和守法的。這一點也還要間接地感謝段祺瑞，否則要是受雇於蘇俄的馮玉祥直接主宰政府，那結果是不好說的。簡單說，作為政變上台的後任政府都沒有給所謂的賄賂選舉定案，那誰還敢那麽自信地說曹錕賄選並繼續以訛傳訛呢？
至於坊間流傳的辜鴻銘拿了5000元後沒參與投票，不但悠哉悠哉，還笑罵曹錕賄賂，我實在不以為然。我的意思是，如果這個史料是真的，那麽我並不認為辜鴻銘多麽瀟灑倜儻，反而認為這不過就是舊式文人、儒家書生的習氣而已，說好聽點叫“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說不好聽點，叫對不起共和國公民和議員這一身份。再深一步說，如果作為議員的辜鴻銘認定曹錕賄選，為什麽不站出來說出真相，為什麽得了便宜還賣乖？你的責任感和使命哪裏去了？你也太中國智慧了吧？
順便再說，胡適曾經說過：曹錕要做大總統，用一連兵也就可以包圍國會了，何必要花5000元一票去賄選呢？他借用馬君武的話回答說，曹錕肯花5000元一票去賄選，正可使人們對民主憲政懷抱樂觀，因為國會選票在曹錕眼裏至少還值40萬元。我那100道題中，就是利用了這個流行的觀點，結果答對的沒有幾個人。
回過頭來看那位領取又兌現支票然後舉報的邵議員，到底是大義凜然還是另有所圖呢？劉楚湘在《癸亥政變紀略》中披露：據直係人士雲，邵瑞彭領取支票出麵控告曹錕賄選後，郵局檢查員曾檢出姚震、李思浩致邵一函，囑令竊取大選議員名冊，許以四萬元酬勞。當局聞此，擬據以加緊通緝姚、李。
另外一個材料是東三省議員給眾議院議長吳景廉寫信：“近有景佐綱者，伊係奉張（遺）派來都，專查在京三省議員已出席者，伊書夜到寓勸以萬不可再出席，又以種種方法恐嚇，而新由奉返京者，伊亦特特監視行動，因而孟昭漢高家驥及蒙古議員被伊阻住十六七人之多，實為大選障礙物。......請兄設法取締為是，不然大選前途及人數均有危險。”
這兩個材料已經可以說明一些問題，也就是大選期間，政敵同時還在進行破壞大選的活動。而那位舉報的邵議員是不是太套路、太不擇手段了。我看如果真有曆史的恥辱柱，他應該榜上有名才是。
兩個問題之外，我想提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即使是欠薪，即使是補發薪水，該由什麽部門來做這個事呢？顯然政府欠薪，當然得由政府的財政部門出麵解決這個事。可是因為政府財政根本沒錢可支出，這筆錢如果進了財政部的賬戶，那麽除了議會外，還有其它部門也都欠薪，最起碼就包括魯迅服務的教育部，這錢該怎麽支出？當然不能僅可著議會，否則其他部的人又得輪班上財政部抗議了。但是這錢，不經由財政部出而經由眾議院會議科來發，那麽至少在形式和程序上來說，難免別人，尤其是反對派詬病。也就是說，這個問題可以理解，但並不是沒有可挑剔之處。
講座到這裏，我想曹錕賄選的問題，各位應該有一些初步認識了。我今天在這裏不敢說完全給曹錕翻案，因為證據還不那麽充分，但必須說，指控別人起碼要證據充分，尤其是涉及大曆史事件，涉及道德品質時，如果證據不夠充分，不能因為政治立場不同隨意誣陷別人，不能搞有罪推論。這一點，學者和教授們更應該引起注意，否則難免不被人說腦子壞了。
在講座結尾之際，我不想做簡單回顧，也不想再多為曹錕說幾句話。我想直接回應上次講座中提及為何在組閣中第一位總統候選人就是曹錕。我的回答基於兩點，而這兩點，都不是我本人的研究，而是借鑒別人的觀點。一個人是議員陳九韶，基本屬於無名狀態，他曾說：曹氏既無袁、段之凶，亦無袁、段之才，推為總統，或有利於國會對政府的監督，並借此完成製憲，將國家帶入憲政軌道，故投票支持曹，其投票與接受支票並不發生直接聯係；另一個人是民國外交官顧維鈞，他曾在回憶錄中說：“在我的政治經曆中，我曾親身接觸過中國的幾乎每一個重要的政治和軍事領袖，我認為曹錕總統確實是個有意思的人。我覺得他一定具有某些不尋常的品質，使他能從一個普通士兵登上中國政權的頂峰。為此我對他很感興趣，注意對他進行觀察和研究。我發現他有幾件事給了我的探索以答案，表明他雖然幾乎從未受過學校教育，卻是個天生的領袖。”我就是基於這兩位的觀點，說出了曹錕是我理想中的第一總統人選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