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樣的聲音，不一般的深刻。
我注意到，有些朋友常說自己基本隻讀繁體字的書，或者隻讀外國人的書，意思是自己沒有中簡體字的毒，見解因而也就高明。每當看到這樣的言論，我常不懷好意地偷笑：外國書就沒有毒嗎？你中毒都知道？為了避免空談，我今天以具體案例來證明外國書的確有毒。同時，為了“愛國”，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雖遠必誅，雖死必誅，就選擇了日本的日本曆史學名教授宮崎市定作為批判的靶子。
說起宮崎市定，曆史學圈內的人應該說不會太陌生，他師從內藤湖南、桑原騭藏、羽田亨、狩野直喜等名家，是公認的日本曆史學家、漢學家，被譽為京都學派東洋史的集大成者、京都學派的史學泰鬥、京都學派第二代掌門人，在日本、中國以及法國、美國、德國學術界享有很高的聲望。
不瞞各位，此前我聽到京都學派，基本上是肅然起敬，從來沒想過還要商榷一下。可是，這次不同，因為出於對學術的無限熱愛和負責，順便也對我尊敬的葛兆光教授表示一下小小的不滿，因為他專門為推薦宮崎市定的《中國史》寫推薦語說：“作為傑出的亞洲史學者，宮崎市定的視野常常超越中國，而涵蓋了整個‘東洋’即亞洲”，“《中國史》也寫得有特色”。另一個不滿送給北京大學劉俊文教授，因為他寫的推薦語是：“宮崎市定先生是國外學界中為數不多的對於中國曆史文化具有通識的學者，而且其通識是以實證為根基，以亞洲和西洋為參照的，《中國史》一書即是範例。”順便說，這兩位一個是北大畢業的，一個是工作在北大。我猜想北大可能跟我有仇，不然怎麽老被我商榷呢。這是玩笑話，但確實因為他們的推薦，也因為是對“鐵葫蘆”品牌的信任，我就買了《中國史》這本書。可是等看完一共14頁的民國史部分，想退貨已經來不及了，因為書上被我情不自禁地寫滿了憤怒的批語，而且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從辛亥革命到國共內戰，除了台版的最後兩頁外。我不得不說，真的，我真傻，我單知道中國的教授寫民國史胡說的多，不知道日本教授也胡說。
可是，講座畢竟有時間限製，所以我就隨手挑前麵幾頁的三個問題來說一說。
一、抹黑袁世凱
宮崎市定先生在書中先說，偶然爆發的辛亥革命，“從結果來看，卻被繼承李鴻章衣缽的北洋軍閥首領袁世凱利用”（P305-306）。接著說：南北和談後，臨時大總統孫文“無奈退位”，袁世凱“就任正式大總統”。然後他發了一句議論：“如此令人震驚的協議竟然達成了。”接下去又寫道：“革命軍是以袁世凱來南京接受孫文讓位為條件的，但袁並不照辦，在唆使部下軍隊脅迫宣統皇帝退位之後，據守北京，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這與古來的篡位（台版使用的篡奪）毫無區別。”再來看一段：“袁世凱一味信奉權力效用，對共和政治的意義和民主主義的性質全無理解。新政府設立了一院製的國會參議院，但袁世凱以種種借口壓迫孫文等國民黨議員，又趁鎮壓二次革命的反袁軍事運動之機，剝奪國民黨議員的資格，國會陷入自然消滅。”（P306）
僅就這段300字的內容，可以說是硬傷累累。但為了不引起更多的爭議，我這裏不跟宮崎教授爭論觀點，包括使用“北洋軍閥”這樣是否妥當的問題，僅僅就事實層麵來談。那根據我不完全的歸納，除了孫文無奈退位一句外，問題至少有以下九點。具體如下：
第一，南北和談後，袁世凱就任的是臨時大總統，不是正式大總統。從曆史實際發生的順序來說，也不是孫文無奈辭職，然後袁世凱上任，而是袁世凱上任後，孫文還在臨時大總統的任上，簽發了大量文件、法令，甚至包括參議院法這樣重要的法令，造成1912年3月10日-4月1日這20天裏，中華民國存在南北兩個臨時總統的怪相。這一點我在《共和危機和複辟帝製》的講座中講過。
第二，袁世凱沒有南下參加就職臨時總統的儀式，不是他唆使部隊嘩變，這一點我在《曹錕頭上的兩座大山》的講座中已經給出過證據。這裏不重複了。
第三，即使是袁世凱唆使軍隊嘩變，也不是為了“脅迫宣統皇帝退位”，退位是1912年2月12的事情，這時已經是3月份，太陰差陽錯了。
第四，袁世凱對共和政治的意義和民主主義的性質雖然沒有太深的理解，但如果說“全無理解”，也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比如在善後大借款、宋案等曆史事件以及與國會打交道上，袁世凱的表現不說是中規中矩，起碼沒有太嚴重的過錯和程序違規。
第五，袁世凱上任臨時大總統時，不是一院製，而是參議院、眾議院皆在的兩院製。一院製是孫文等1913年發起兵變後，也就是教科書上寫的“二次革命”後的事情。
第六，孫文，做過臨時大總統、全國鐵路總督辦、總理、非常大總統、非常大元帥，從來沒有做過民國議員，就是袁世凱想壓迫議員也壓迫不到他。
第七，議會成立之初一直到1913年孫文兵變，在臨時約法的掣肘下，議會一家獨大，袁世凱的行政當局處於劣勢，所以基本可以說是國民黨黨員占多數的議會壓迫袁世凱及其內閣，而不是相反。
第八，袁世凱任職時期，國會雖然由兩院製變成一院製，但從來沒有“自然消滅”過。就是袁世凱更改國體，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複辟帝製時，議會也存在。
第九，說袁世凱上任臨時大總統，“與古來的篡位毫無區別”。這讓我這個中文專業的博士不知該說什麽好了。我的理解，一個正式在任的皇帝或被委任的皇太子被非法或陰謀取代，叫篡位。孫文本身隻是個臨時代理總統，就算是袁世凱使用計謀上位，也不能使用“篡位”這樣的詞。更何況，孫文下袁世凱上，完全是南北和談的結果，也是寫在協議上的合法行為。
我想，上述9個事實如果都成立，或者能成立一半，那麽宮崎市定教授顯然就是沒有做好基本的曆史研究。而如果大量史實錯誤，那他的那些觀點，自然也就站不住腳，或者可以直接說錯謬百出。我實在不清楚劉俊文教授何以從“曆史實證”這個角度來讚美宮崎教授。
我這時忽然想到這樣一個問題：簡體字中，袁世凱基本是被黑的狀態，起碼主流學術界一直在潑髒水；繁體字圈呢，最起碼原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郭廷以院士、張玉法院士、吳相湘教授，基本都是黑袁世凱的；海外的中國曆史圈呢，我經常批評的徐中約教授的《中國近代史》，費正清領銜的《劍橋中華民國史》也好不到哪去。再加上這位著名的日本教授，因為封皮上寫著“在日本，人們都通過這部書了解中國”。這中外聯手，袁世凱想翻身得解放，怕是沒什麽指望了。
二、以孫文的是非為是非
宮崎市定教授在書中多處給予了孫文近乎教科書式的讚美，這裏我不能都舉出來，就選了這樣一段話：“當他（孫文）為討伐北京所謂的偽政府而發動北伐軍，並進入湖南、江西時，陳炯明因對自己的地位感到不安而發動政變，消滅了民國政府。孫文又逃往上海。（1922年）”“接著，陳炯明失去人心，無法維持地位，孫文一派的雲南、廣西軍隊開進陷入混亂的廣東，趕走陳炯明後第三次迎回孫文。（1923）他被推選為大元帥，組織軍政府。”（P312）
首先，我想請問宮崎教授：1922年的北京政府，是包括美國、英國、日本等國際社會都承認的合法的民選政府，怎麽就成了偽政府了呢？就是支持孫文一方，也不能這麽明顯地顛倒黑白搞立場敘事吧。而且我有點替宮崎教授擔心，這樣跟你的祖國政府唱對台戲，不會被說成是妄議中央嗎？再說，你一個日本教授別老鼓動中國人打仗好不好，如果你真認為孫文代表正義，真是民心所向，那就讓他靠施政魅力贏得選票當總統不行麽？那時我們是有選票的。都20世紀了，爭奪一把舊椅子，打打殺殺的，多野蠻啊。如果你真喜歡打仗，那我告訴你，1922年4月27日-6月16日，孫文和蘇俄的特別代表達林每周至少兩次會談，其中不但請求蘇俄“像在蒙古一樣，在滿洲發動政變”，還明確說：“我們有共同的敵人——日本。”（《達林中國回憶錄（1921-1927）》）作為日本人，是不是也必須得愛國啊，不然會不會被罵“日奸”呢？
其次，關於孫文與陳炯明的政治紛爭，我想簡單陳述一下那段曆史。各位集中精力，一會來評判一下我與宮崎教授的是非。
1921年4月10日，廣州非常國會選舉孫文為非常大總統。湖南省長兼湘軍司令趙恒惕致電孫文，勸阻不要就任。4月27日，曹錕、張作霖、陸榮廷等二十多軍政首領通電反對孫文。此前陳炯明也不主張廣東的部分國會議員選舉總統，但沒有堅持。5月5日，孫文就任非常大總統，陳炯明被任命為內政部長、陸軍部長。5月9日，陸榮廷等西南軍政人員開始增兵，準備攻打廣東。5月28日，孫文命陳炯明攻打廣西的梧州，許崇智、李烈鈞等攻打西南。8月8日，陳炯明攻占南寧。8月10日，孫文在廣州通過北伐請願案，要求陳炯明籌備軍餉400萬元。陳炯明明確予以拒絕，說軍隊需要休整，錢也隻能籌集到200萬。這種主張的背後是因為他一直持有聯省自治的思想主張，他要在廣東、廣西試驗模範省，再進而通過和平製憲，“仿照美國聯邦製度，成立中華合眾國”。看到陳炯明不想打仗，孫文派胡漢民、汪精衛去南寧遊說。陳炯明繼續拒絕。10月15日，孫文親自帶領大本營去廣西勸說陳炯明支持他北伐。陳炯明繼續不支持。各位注意，這時北伐軍還沒出發，更沒到湖南呢，而宮崎教授在書中的意思卻是等北伐軍到了湖南，陳炯明就發動兵變，給人感覺他是半路撤梯子。10月29日孫文離開南寧，到了梧州。11月5日，孫文的北伐軍先遣隊向桂林進軍。11月9日，陳炯明回到廣州。12月4日，孫文進駐桂林，繼續北伐。1922年1月24日，主張聯省自治的趙恒惕致函譚延闓，請求製止兩廣北伐，同時致電陳炯明要求一致行動。2月3日，孫文在桂林下達北伐動員令。3月16日，趙恒惕堅決拒絕北伐軍過湖南。此舉與陳炯明的聯絡有關。3月21日粵軍參謀長、第一師師長鄧鏗被暗殺。[①]
1922年3月26日，因為陳炯明不配合北伐，也因為湖南不讓通過，孫文決定帶兵回廣州。4月20日，孫文準陳炯明辭職廣東省長、粵軍總司令和內政部長，但留任陸軍部長，新任北伐軍總司令。4月21日，陳炯明離開廣州，率部去惠州。4月22日，孫文、胡漢民等進駐廣州。5月13日，孫文下令李烈鈞、許崇智等攻打江西，繼續北伐。5月18日，陳炯明舊部葉舉等萬餘人進入廣州，要求孫文恢複陳炯明的職務。6月1日，孫文回廣州安撫葉舉。6月2日，北京的徐世昌總統辭職下野，黎元洪繼任臨時總統，恢複舊國會、舊約法。按理說，孫文標舉的護法運動以及非常大總統，這時不再具有合法性，因為他所要護的法已經恢複了。看到這個大好時機，蔡元培、胡適、高一涵等兩百多位各界名流致函孫文，要求他兌現下台的諾言。廣東這邊，葉舉等在6月15日通電孫文下野，得不到回應後於6月16日發動軍事政變，派兵包圍了總統府，嚇跑孫文。7月1日，陳炯明致電西南各省，請求施行聯省自治。7月2日，孫文召集各艦長主張討伐陳炯明。7月5日，孫文拒絕陳炯明的求和。8月9日孫文敗退香港後去上海，然後開始跟蘇俄代表接洽。同時，孫文部屬許崇智、朱德培分別在福建和廣西再次起兵，攻打陳炯明。1923年1月15日，陳炯明宣布戰敗下野，率部離開廣州。孫文等重回廣州。雙方一直處於交戰狀態。
因為打仗，孫文的政府就需要征集錢財。一個材料顯示，孫文的政府曾在4小時的航路上，設卡35處，幾近瘋狂地收割韭菜。結果呢，廣州人不識大體、不以大局為重地連續掀起罷工，還打出“驅逐孫文”“反對國民黨”等標語，並紛紛邀請陳炯明回廣州。而且，原本就有利益衝突的、具有武器裝備的商團，也加入進來。結果在黃埔軍校和蘇聯水兵的聯合夾攻下，血腥的西關“雙十慘案”也就發生了。
對於廣州的行徑，孫文自己也承認：“革命政府為存在計，不得不以強力取資於人民，政府與人民遂生隔膜。”我很欣賞孫文的坦誠和反省，但這個坦誠和反省等於給了宮崎教授一個響亮的耳光，因為失去人心的是孫文，而不是陳炯明。
至於孫文和陳炯明之間的紛爭，我想再引用一下胡適博士當年的觀點:“孫文與陳炯明的衝突是一種主張上的衝突。陳氏主張廣東自治，造成一個模範的新廣東；孫氏主張用廣東作根據，做到統一的中華民國。這兩個主張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孫氏使他的主張，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達他的目的。於是有八年聯安福部的政策，於是有十一年聯張作霖的政策。遠處失了全國的人心，近處失了廣東的人心，孫氏還要依賴海軍，用炮擊廣州城的話來威嚇廣州的人民……”（《這一周》之十）。
我不想在這裏講我的道理，因為我不會像宮崎教授那樣對自己喜歡的人不吝讚美的言辭，甚至罔顧基本曆史事實，但我要告訴各位曆史的結果：就在陳炯明受邀準備重回廣州時，已經開始聯俄容共的孫文，獲得大量蘇聯武器和金錢，還有鮑羅廷、加侖那樣的太上皇和指揮官。如果各位一直是孫文的支持者，那我要提醒各位，不要忘記沃羅夫斯基號軍艦。因為這艘1924年10月抵達廣州的神秘軍艦，滿載著8000支步槍、15挺機槍、4門大炮、兩輛裝甲車和其他軍事物資，以及250萬盧布的資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80、81號記錄》）此後3年裏，像這樣慷慨的援助，源源不斷地經過蘇共中央常委批準後運到廣東。這裏我還想提醒各位銘記孫文先生當年的歡迎詞，其中寫道：“蘇維埃聯邦共和國與中華民國關係最為密切，且蘇維埃聯邦共和國以推翻強暴帝國主義、解除弱小民族壓迫為使命。本大元帥夙持三民主義，亦為中國革命、世界革命而奮鬥。”有了這樣“平等待我之民族”（孫文語）的國際友誼，有了這樣的革命領袖的雄心壯誌，接下來的黃埔軍校和兩次所謂東征，直接宣告了陳炯明的末日。再接下來，就是蘇聯的加侖將軍指揮的國共兩黨的北伐軍，一路過關斬將，最終用青天白日滿地紅取代五色旗，開啟了獨具特色的黨國體製。
三、民國戰爭觀
第三個商榷的問題是關於民國初年的戰爭觀。宮崎教授在書中寫道：（北洋派係的）“軍隊隻是雇傭兵，因此即便被迫參戰，也全無鬥誌。據說一下雨就自然停戰。但因軍隊素質低劣，每有戰爭，則反複掠奪殺人，一般民眾蒙受的災害無法形容。”（P307頁）
這番話不能說不成立，但也不是說就一定能成立，因為民國初期的曆史上，我雖然不知道宮崎教授所說的“一下雨就自然停戰”是指哪一出，但我的確知道他所說的“全無鬥誌”的情況。比如說張勳複辟時，段祺瑞在天津組織“討逆軍”，前後一共六天。其中7月4日的黃村之戰，張勳的軍隊未抵抗就直接撤退了。7月5日的廊坊萬莊和盧溝橋之戰，幾乎是剛交火就結束了。豐台之戰算是比較重要，可是複辟軍還沒到達戰場就倒戈了，討逆軍的飛機也隻是象征性地投了幾顆炸彈，複辟軍就一路潰散撤回北京。討逆軍進入北京，天壇、紫禁城和南河沿張宅三個地方成為主戰場，機槍密布，局勢很緊張。可是進攻的部隊，剛進攻朝陽門，北京市警察總監吳炳湘就宣告，北京的各城門已經由中立的步軍統領接管，不能打仗。討逆軍的總指揮段祺瑞呢，不但不急於進攻，而且還去遊說各國領事，給張勳施壓。到了兩軍不得不交火時，“所有的槍幾乎全是朝天發射的”，這是外國名記者莫理循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中寫到的。外國記者所見應該是真實的，因為各國領館與討逆軍達成協議，不但規定了進攻時間，而且還約定大炮隻發一顆實彈，其餘的都是放空炮。複辟軍也很配合，很大一部分剛交火就掛起五色旗投降了。剩下那些殘兵，再一發炮彈集中張勳的宅院後，都鳥獸散去。罪魁禍首張勳隨即被荷蘭使館的汽車接走。這一場曆史上有名的共和保衛戰，最後以實際打仗兩天、傷亡不過100人的結局收場了。
如果這樣的敘述令人乏味，來看一下溥儀老兄在回憶錄裏的記錄：“宮中掉下討逆軍飛機的炸彈，局麵就完全變了。磕頭的不來了，上諭沒有了，大多數的議政大臣沒有了影子，紛紛東逃西散，最後隻剩下了王士珍和陳寶琛。飛機空襲那天，我正在書房裏和老師們說話，聽見飛機和從來沒有聽見過的爆炸聲，嚇得我渾身發抖，師傅們也麵無人色，太妃們的情形更加狼狽，有的躲進臥室的角落裏，有的鑽到桌子底下。這三個炸彈一個落在隆宗門外，炸傷了‘二人肩輿’的轎夫一名，一個落在禦花園的水池裏，炸壞水池子的一角，第三個落在西長街隆福門的瓦簷上，沒有炸，把聚在那裏賭錢的太監們嚇了半死。”
這樣的情況並非孤證。再舉一個例子。馮玉祥獲得蘇俄大量援助後，與奉軍在天津附近開戰。據蘇聯的普裏馬科夫將軍回憶說：一次戰役，46門大炮集中轟擊4公裏的地段後，守軍完全不見蹤影，可是馮軍就不進攻。普裏馬科夫問前線的指揮官張之江，為什麽不進攻？進攻的條件都準備好了。張很淡定地回答說：我在等他們逃跑呢。
盡管這個材料中，普裏馬科夫是在批評馮玉祥軍隊的指揮官太笨，不懂戰術，但從另一個側麵也證明一些中國軍人那時的確缺乏鬥誌，不知道殺敵立功，跟後來的將領真沒法比。
普裏馬科夫在回憶錄也提到宮崎教授說的中國“軍隊素質低劣”問題，比如他很驚訝中國軍人竟然不會騎馬，結果在閱兵時有4個人掉下馬來；炮兵不認識阿拉伯數字、不知道隱蔽陣地、獲得一等獎的炮手比賽成績距離目標18公尺。這些都證明中國“軍隊素質低劣”。
不過，因此就說“每有戰爭，則反複掠奪殺人，一般民眾蒙受”巨大損失，確實不很嚴謹。因為這樣的案例誰也不敢說沒有，畢竟每支部隊、不同時期的軍紀不一樣，民初二年曹錕的部隊發生嘩變時發生過大規模的搶劫、縱火行為，這些都得承認。不過，這絕不是全部，或者說是局部更確切。因為就我掌握的材料來說，起碼民國初期的曆次內戰，基本沒發生“反複掠奪殺人”的情況。也就是說前期民國時期盡管內戰不少，但是並不怎麽擾民，包括軍紀比較差的馮玉祥的西北軍，也沒壞到那種程度。在起事的將帥層麵，基本上是失敗的一方通電下野，事情也就算過去了，基本上沒有查抄家產、秋後算賬或斬草除根的。比如討逆軍勝利後，段祺瑞念及北洋友誼，對張勳的家室財產予以保護，對皇帝溥儀也沒有削減和停止民國承諾的年供歲費和其他權利。複辟的罪臣——郵傳部副大臣陳毅，被抓到後，寫了個保證書，就逍遙大吉了。就是被稱為土匪起家的張作霖，麵對叛軍郭鬆齡的部下，最後也是念及東北桑梓之情，全部免予追究。
當然，宮崎教授支持的北伐軍倒是一路進攻，一路分田分地，可以說得上是“反複掠奪殺人”，湖南、江西的“民眾蒙受的災害”那真是罄竹難書，“無法形容”。從此更是江河日下，徹底敗壞到無底線。
講座結束之際，我有個問題要說，我查看過宮崎市定的教育經曆，確認他的確沒有在中國大陸或台灣接受過教育。那這教科書般的毒是怎麽中的呢？原因不外兩個，他的學問做得太廣了，圈地太多，可能中國古代史部分還不錯，我沒有研究過，是瞎猜的，我想名教授不可能一本書都錯得一塌糊塗，但民國這段曆史我確認他沒有下過功夫，因為基本史實搞錯的太多；其次，他所參考的書目都是有毒的，所以他也就跟著中毒了。這一點我還有另外一個案例，就是2015年在上海交大開“五四”百年學術會時，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的中文係主任寇誌明（美國人）教授，曾當麵質疑和批評我的“五四”不反帝的觀點。會後我問他，你參考的資料是中文的還是英文的，他說當然是中文的。他的意思是他中文很厲害。我就笑了，然後花了兩三分鍾給他講“五四”反帝反封建是毒，而且告訴他這個毒從何而來，從哪一年開始中文裏才有這樣的修辭。他當場承認錯誤。這是我遇到的第一個當麵指謬而認錯的教授，其他教授，全跟我吵成一團。又想起還有一個畫家基本不理我了，而我曾經花了很大力氣幫他寫過文章，也曾把我最不能公開說的研究成果告訴了他，結果他不但跟我吵，而且還要糾正我，讓我回到主流曆史敘事中。類似這樣絕交的經曆，還有好多，今天就不多舉例了。這樣的事情經曆多了，我就想：曆史真相不是每個人都想要的，因為每個人想要的隻是他預期的真相，超過了他們的預期，他們真的不願意接受。所以我又進一步想，人，真的是有理性的嗎？
2022年1月11日
[①] 鄧鏗到底是誰殺的？孫文、胡漢民指責是陳炯明所為，國民黨和大陸主流說法也是陳炯明，包括台灣的張玉法院士也這麽認為。也有說法是被鴉片商人暗殺，因為鄧鏗那時在廣州禁煙很嚴厲。台灣的汪榮祖教授認為這是孫文所為。我能得出結論的是，此事與陳炯明無關。理由：鄧鏗中槍後命人帶他去陳炯明處安排後事；有材料說鄧鏗中槍後說知道是誰殺他的；陳、鄧二人關係一直很好；鄧死後兩人家人關係也都很好；陳炯明從廣州撤退時，鄧鏗的夫人去車站送行，深談良久；美國和英國當年的情報也不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