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升起的兩個問題——與高華教授商榷

各位晚上好！今天給大家匯報的話題是延安整風。談這個話題有幾個原因。

一個是2013-2014的時候，我因為要研究文學史上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以不得不對整個延安整風做了功課。

第二個原因是大概三年前，我在“共識沙龍”裏做過一次報告，題目叫《延安整風與野百荷花的凋零》。其中因為不得不涉及到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來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以下簡稱《紅太陽》），並且商榷了其中幾個觀點，結果幾個曆史圈的高手對此大不以為然。其實，我講座時就說過，研究延安整風單單高華教授的一本書是不夠的，至少還得加上何方的《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我主觀上以為，大家應該都讀過這本書，所以講座時並沒有給出特別多的證據和論證，結果反倒造成了一些誤會，這也是今天我想把這個事情再仔細說說的第二個緣由。

第三個原因是，黨史學家龔育之，就是天津大學的校長龔克的父親，在一個場合說高華的《紅太陽》雖然影響很大，寫得也蠻好，但材料不足，很多時候是在猜測。我雖然很反感這些黨史學家占有檔案材料不公開（當然也可能是他們不能公開），造成很多學術研究無法展開，浪費學者的生命和時間，但也不得不承認近水樓台者的確具有先天優勢，所指出的問題的確是個問題。

接下來我們進入正題。

關於毛澤東如何成為紅太陽的問題，高華教授在他的《紅太陽》書裏開篇就說：1938年王稼祥從莫斯科返回延安，帶來了共產國際的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口信，也就是高華教授在這本書中引用的第一份材料，他說這個口信的內容就是中共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問題，領導機關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這個材料的出處是在1986年那個《文獻與研究的匯編》本裏首次正式披露的。之後他又引用了王稼祥在1979年《人民日報》上刊發的《回憶毛澤東同誌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文章是1979年正式發表的。內容是：季米特洛夫跟他說，應該支持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實際鬥爭鍛煉出來的領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爭當領導人了。

這兩個材料是高華教授認為毛澤東成為紅太陽的最主要的依據，盡管他在引用完這兩個材料之後也說口信一事確實存在不少疑點。其中第一個疑點是共產國際6月11號通過《關於中共代表團報告的決議案》中，並沒有涉及對中共領導人個別評價的內容。但到了7月份，季米特洛夫竟會在如此敏感的重大問題上向王稼祥個人做出了明確的表態呢？第二是共產國際沒有這次會見的正式文字記錄。或者季米特洛夫可能向王稼祥講述了這番話，但很大程度上是他個人的看法，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似乎得到了斯大林的默認。他的意思是，如果不經斯大林，季米特洛夫是沒有這麽大的膽量自作主張的。第三，高華教授在書中也引用了前蘇聯研究中國問題的專業學者季托夫的文章。其中寫道：共產國際根本沒有決定毛澤東為中共領袖的意思，王稼祥是在1937年初作為毛澤東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為了完成毛澤東的委托，王稼祥本人同共產國際個別工作人員，也就是季米特洛夫進行了交談，曾談到似乎中共中央認為必須選毛澤東當黨的總書記。但是共產國際執委會並沒有提出什麽建議，認為這個問題應該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決定。

既然三個疑點存在，高華教授本應加以重視，結果在整本書中還是認定王稼祥的口信是真實的，並將這些疑點懸置高閣。

對此，何方在《黨史筆記》中不但提出大量反駁觀點，而且還對毛澤東怎麽成為紅太陽的進行了分析：

第一，他認為曆史選擇了毛澤東，意思就是毛澤東那一段時期的所謂領導革命的思想方針路線都是對的，而陳獨秀、瞿秋白、張聞天這些人呢，都對這個問題認識不深。

這個觀點大家都很熟，但我對此不完全讚同，因為這是根據曆史的結果為起點去找原因。這種學術理路有一個最大的挑戰就是，如果沒有1949年，那又該怎麽說呢？或者說，當你置身在1930年代末的延安現場，會得出那種曆史結論嗎？我想是未必的。

第二，他認為毛澤東具備了當黨的領袖的主觀條件，意思就是說毛對中國的傳統曆史了解比較深，國情掌握得比較準，他在黨內鬥爭中又擁有足夠多的手腕。

第三點，他認為因為毛澤東是中國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革命資格比較老，又有這樣的革命實踐，所以後來毛成為最高領導人是可以的也是應該的。

第四點，他認為毛澤東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支持。關於這一點，毛澤東本人也認為六屆六中全會決定了中國的命運，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指示，六中全會是很難解決問題的。這裏說的問題，主要是領導人問題。同時，何方也認同王稼祥那個口信兒是真實。

第五點，他認為中國的社會傳統與蘇聯模式的結合，對當時中共的建設和領袖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意思就是延安整風的這種個人崇拜跟斯大林的那種個人崇拜是如出一轍的。所以，經過了這樣的一番運動，毛最終就成為了紅太陽。

所有這些分析我不會否定，但也認為說服力並不夠，完全認可的是何方在五個觀點後說了一句話：張聞天應屬個人崇拜受害者之列，但在毛澤東成為領袖的過程中，他也起了扶上馬又送一程的重要作用。的確，毛澤東在延安成為中共的最高領導人，或者說成為紅太陽，與張聞天的不積極進行權力鬥爭是有很大關係的，所以日後被毛整夠嗆的話，也是他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另外，這兩人都讚同王稼祥口信為真，可是那些疑點怎麽辦呢？關於這個問題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證據有：

第一，季米特洛夫日記很可能並沒有記載。我為什麽說“很可能”呢？因為我並沒有看季米特洛夫的日記原文，隻看了翻譯版本的節選本，就是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雜誌2001年發表的。我前後看過季米特洛夫的日記不下三次，試圖從這個節選中找到一些蛛絲馬跡，能夠用來佐證或證偽王稼祥的這個口信。我的出發點，跟那個學者季托夫一樣，盡管延安有時不聽蘇聯的指示，也會做出一些小動作，但延安和共產國際包括和斯大林的關係當年是上下級隸屬關係，整體上來說還是服從的，重大決定或人事升降，雖然未必件件都記錄在案，但是相關會議、談話或日記應該有所體現，但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所以不管口信為真還是為假，都不應該得出結論。

第二，我從季米特洛夫的日記中看到，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之後林彪去了蘇聯。季米特洛夫在日記中說：中國同誌林彪帶來了六屆六中全會的材料，中共七大預定5月召開。也就是說，延安當時擬定於1939年5月份要召開七大。日記中還顯示，延安中央委員會那個文件的下邊是名單，順序是毛澤東、王明、張聞天、康生、陳雲、任弼時，然後是周恩來、博古。依據這個材料感覺，一方麵可以看出王明的地位很高，排在張聞天前麵；另一方麵，季米特洛夫好像並沒有跟王稼祥說過那樣的話，不然的話會在他的日記中有所表現。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下達過這麽一個口令或命令，延安如實照辦的話，日記裏會有所反映的，然而卻好像什麽事都沒有。當然這隻是一個證據，不是很充分的。

第三，關於王稼祥的說法的問題，有兩個版本，內容上大意沒有太大區別，但說法並不一致。比如王稼祥在《人民日報》上那篇文章中提到一個信息：臨動身時季米特洛夫向他和任弼時同誌說了一番語重心長的話，後麵的內容就是高華教授引用過的那些。如果季米特洛夫想要傳達口令，為何隻在王稼祥臨動身前才說呢？按理，他應該找一個正式的時間和場合傳達口令才是。

第四，王稼祥之外，再看另一當事人任弼時是怎麽說的。潘佐夫在《毛澤東傳》中寫道：就在這個關頭，毛決定派他的一個心腹去莫斯科解釋形勢並尋求指示。顯然毛是根據失敗使人明智的箴言，他選擇了任弼時。書中接下來寫了任弼時如何在共產國際進行遊說的問題。再接下來，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共產黨的斯大林化”這一章節中，他對任弼時在共產國際所做的一係列的行為進行了重點描述，比如1938年4月去莫斯科後不久，就向共產國際主席團遞交了一份關於中國形勢的長篇報告，其中說目前毛澤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5月份時，他又提交了第二份報告，稱讚了王明，同時也說共產國際的意思就是毛澤東對莫斯科的忠誠是不用說的，由毛澤東繼續領導中國革命會有希望的。為此，潘佐夫寫道：共產國際通過了毛所需要的決議，在季米特洛夫請示過斯大林後，6月中旬的執委會的領導人宣布了對中國共產黨路線的完全支持。決議甚至繼續支持毛澤東對日遊擊戰，中共在抗戰中保持政治和組織上獨立性的要求等。就是說，潘佐夫認為王稼祥的口信未嚐不是真實的，這是因為任弼時一番遊說之後，共產國際就通過了這個決議。然後他接著寫道：不僅如此，這個決議還同意毛澤東取代洛甫（張聞天）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1938年7月初，季米特洛夫把決議文本給了預備要回中國的王稼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

也就是說，潘佐夫認為季米特洛夫給王稼祥的是一個決議的文本而不是口信，可是這份文件到目前為止並沒有發現和披露，中共黨史學家們在他們的著作和研究中，也沒有對這個問題予以特別令人信服的澄清。這是有些令人困惑的，因為1949年之後，或者說延安整風之後，中共都是以毛澤東為敘事主線的，如果真存在這個文本，或者參與文本傳達的人的記述，應該早就披露出來了，而且還會大力宣傳。等我看過潘佐夫參考的材料，完全都來自於中方，而且就是任弼時本人的一些材料，這一點更加讓我懷疑了。

第五，來看李維漢的材料，李維漢在《傳記與回憶》中說：六中全會前沒有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王稼祥傳達的主要是曼努伊爾斯基的意見。這個曼努伊爾斯基，就是季米特洛夫的副手，相當於副書記。為何選在六屆六中全會宣布而不是中央政治局會議呢？因為王明、恩來、博古等要去重慶參加國民參政會第二次會議，而事實上他們的確在六屆六中全會開幕後不久就離開了延安。這個材料中還提到：季米特洛夫的夫人羅莎尤裏耶夫娜說，建議中央政治局推舉毛澤東出任總書記的意見，不是季米特洛夫而是來自曼努伊爾斯基。不管怎麽樣，等王明等人離開延安後，毛澤東就明裏暗裏地與劉少奇聯盟，打擊王明。

這個材料真實度如何？我同樣沒有辦法根據可靠的材料去證實或證偽。

第六，我看過王明在1965年寫的文章，沒有發表過，題目叫《由宣傳毛澤東到提毛澤東做中共總書記》，算是一個談話稿，很長，我做一個概括：王明說六屆六中全會是毛澤東取得黨權的最重要的一步，因為曼努伊爾斯基用季米特洛夫和共產國際的名義叫王稼祥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傳達，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王稼祥在回到延安後把這個情況跟毛澤東匯報時，毛澤東說不必先在政治局會議上通知，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就說是季米特洛夫提的，其他一句話也不要多說，然後王稼祥就這樣辦了。

在這個材料裏，王明還提到另外一件事，說1950年他再去莫斯科時，曼努伊爾斯基跟他說過：當年王稼祥離開蘇聯時，自己就找季米特洛夫，哭著說一定要選毛澤東做中共總書記，他請求季米特洛夫同意，季米特洛夫說就用你的名義好了。本來前一個材料有些可信，但這個材料說副書記哭著跟書記請求，我就難免不懷疑。

綜合以上，我認為根據現有的材料和研究結果看，還不適宜得出結論，高華教授認定其中一點，我覺得還是太草率了。

第二個大問題我要跟大家探討一下，毛澤東為什麽要整風？或者說毛澤東當年遇到了什麽問題非要整風？整風的目的究竟是什麽？整風的主要對象到底是誰？

我剛才說了，高華教授的《紅太陽》，十幾個章節，就是按照整風就是為了整王明這個主題來構架布置的。對此，何方在《黨史筆記》中提出極大質疑。他認為，延安整風首先要整的是張聞天，因為張聞天是中共一把手。與這個問題直接相關的一個問題是，整風從哪一年開始的？高華教授在這本書的前言和正文中的第一句話，都說是發端於1942年春的延安整風，這一點也是何方不能同意的。

我也很認同何方的觀點。因為整風的中心，就是領導權力交接的問題，從六屆六中全會後一直到1941年或1942年這個過程，延安事實上在權力結構上存在著一個問題，就是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仍然是張聞天，總書記的職務並沒有隨著六屆六中全會王稼祥的口信而結束，而毛澤東又事實上成了延安的最高領導，但需要到中共七大才能夠完成確認。

各位生活在中國，對這個狀況都有切身的體驗，就是權力不明確時，權力的邊界也就難以劃清。比如整風之後成立了政治局書記處、中央宣傳委員會、組織委員會以及到了1943年成立的中央總學委，這些機構事實上就取代了當時的政治局，有點跟文革時候的文革小組差不多。尤其是毛在延安時跟蕭軍抱怨，自己11次被整，起起落落，意思是不能輕易就認輸，一定要堅持東山再起。另外，蘇德戰爭的爆發，對於世界格局的影響無疑是重要的，對於中國這邊也是顯而易見的。蘇德戰爭爆發後斯大林就給延安發了一個電報，內容就是要讓延安加大與日軍的作戰力度，防止日軍攻擊蘇聯。這是蘇聯從1920年代一直擔心的，現在德國已經從西邊打來，那東邊的壓力就更大，所以斯大林命令延安真打，不能老是打遊擊、扒鐵路。麵對斯大林這樣的最高領導，延安是真執行命令，還是像洛川會議精神一樣虛與委蛇？我想對於延安的那些領導人來說，一定是有不同意見的，像王明肯定就是支持讚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他在《中共五十年》裏大罵毛不服從共產國際的指揮，自己才是一個忠實的服從者。

接下來的問題，整風到底是整王明還是整張聞天？如果是王明，就表明高華教授的那本書在框架上沒有問題，何方是錯的；如果何方是對的，就說明高華教授在全書框架上出現了問題，或者主流政治的曆史敘事給迷惑了。

來看何方在《黨史筆記》中所做的提煉和總結：

第一，王明在1937年末回延安時的確風光了一陣子，一直延續到長江局時期，但在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後，已經很乖順了，而且獲得了排名第二的地位。

第二，王明本人在1944年3月17日通過蘇聯駐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寫《延安日記》的蘇聯代表）給季米特洛夫發了一個密電說：最近一年就黨內生活問題，針對我展開的重大運動……可以想象一下,王明發密電的時間，他說是“最近一年”，顯然指的就是1943年。如果按照高華教授的觀點整風從1942年開始的話，為什麽一開始沒有整王明呢？

第三，何方的書中，也包括他的回憶錄《一路走來》，說王明回延安比較晚，沒待多久就去武漢了。何方還說，他們年輕人當年在延安時，沒有感受到王明的影響有多大。

第四，六屆六中全會上，王明除了做了《共產黨參政員在國民參政會中的工作報告》外，還受毛澤東委托做了一個《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堅持持久戰爭取最後勝利》的長篇發言。黨史學家們在談毛澤東和王明的關係時，特別突出他們的不一致，就是王明不服從中央命令，在長江局時濫以中央的名義發表言論，包括毛澤東寫了文章給他也不及時轉載，甚至不轉載，意思是說王明和延安或說和毛澤東抗衡得厲害，要與毛爭最高領導權。我不否認王明和毛澤東在工作方針上路線執行以及一些思想上的分歧，但他們兩個人有沒有那麽大的矛盾衝突？至少在這個報告中，兩個人的觀點比較一致。比如，王明在報告中開始就讚同毛澤東的政治報告，然後說當前中國抗戰的緊要關頭，一定要搞好統一戰線，還表示自己服從於毛澤東的領導，也希望別人服從，因為毛澤東不但是偉大的政治家、戰略家還是理論家，全黨必須團結統一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的周圍。從這個材料完全看不出來王明與毛澤東有什麽衝突，甚至還可以說王明很知道判斷形勢，而且很懂得人情世故，包括他在報告中明確地將毛澤東排在了第一位。

第五，1940年，延安的學習運動（可以說開始於1939年）。王明在這個學習運動上表現突出，比如1940年5月7日的《新中華報》上，他公開發表題為《學習毛澤東》的文章。其中再次說毛澤東不但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政治家、戰略家、還是偉大的理論家，向全黨提出學習毛澤東的號召。這種公開表態，簡直可以說是赤裸裸地遞投名狀。相比來說，張聞天當時作為已經準備下崗的中共最高領導人，還是那個學習運動的一個重要領導，他在組織學習時，總是說堅持學習馬列，需要寫一本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書，但就是不知道突出毛澤東。

以上說的是延安整風不是整王明的一些證據，接下來我說延安整風是整張聞天的一些證據。時間關係我不過多展開，大體歸納如下：

第一，首先要知道而且必須要知道的是，遵義會議確立了中共的最高領導，就是總書記張聞天，這一點無論從很多當年的回憶來看，包括《胡耀邦傳記》，而且可以看延安當時的一些電報，從遵義會議之後一直到六屆六中全會前除了以中央名義發的，基本都是洛甫在前毛在後，有個別的電報裏是涉及軍事方麵的，因為毛是軍事方麵的最高領導人，才會出現毛、洛這樣的簽字；

第二，毛澤東的秘書師哲在回憶錄《在曆史巨人身邊》裏說：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很重視張聞天，因為他的理論水平很高；

第三，張聞天的理論水平在黨內公認是最高的，即使六中全會後毛澤東推動的那個幹部學習運動中，張聞天也是擔任教育部的部長，是他負責帶領學習的，毛也積極參加學習。當時他們都學什麽呢？就是張聞天組織翻譯的馬恩叢書12種、列寧全集20卷、斯大林全集十幾卷。還有很多書目，我就不多念了。1940年時，毛就不太讚同張聞天的這種學習方式，經常把他叫去一陣臭罵。毛為什麽批評張聞天呢？何方認為張聞天組織幹部學習時，隻學馬列不學毛澤東的著作，他舉例子說：鄧小平1941年在129師涉及文化方針的講話，不但沒提毛澤東的代表作《新民主主義論》，反而大段地引證張聞天的文章。

第四，毛澤東1941年開始整風的文章常含沙射影地在批評一些現象，對此何方在《黨史筆記》說，如果懂得那個背景的人，一下子就知道他在說誰，意思就是指毛在批評張聞天。

第五，李維漢在1942年3月16日、陳雲在3月24日都在《解放日報》上發表過文章，在何方看來，被批評的對象也都是張聞天。胡喬木在回憶錄中也說：那個時候批判張聞天是當時的一種潮流。

第六，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在回憶錄中提到：周恩來從蘇聯回來後轉達共產國際的指示，其中講到由主席團成員曼努伊爾斯基稱讚張聞天是中共的理論家。毛澤東聽後大為惱火，很失態地說：什麽理論家，不過是背了幾麻袋教條回來。

第七，何方特別看重張聞天在延安整風上的反省筆記，就是1943年12月張聞天寫的整風自我檢討，有四頁的篇幅，時間關係我不能都念，就挑其中的兩三句來念一下：六中全會期間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辭掉，但我的方針還是把工作逐漸轉移，實際上做了宣傳教育部門的工作，而正是宣傳教育工作常遭到毛澤東的批評，有時還引起了我的反感……1939年王明回延安，我覺得當時他活動的方針，一麵組織自己的宗派勢力，另一麵捧毛澤東同誌以抬高自己，對我則暗中打擊……聯係到毛澤東同誌對我的宣傳工作的責備與批評很嚴，對長江局的嚴重錯誤則置之不問，這使我得到這樣一個印象，覺得毛澤東同誌受了王明同誌及其他同誌的包圍，因而要打擊我一下，表示他對我沒有偏心，以便團結其他同誌……

後麵的內容就不念了，我覺得真相應該浮出水麵了。因為張聞天作為當事人在當寫所寫下的，應該是最真實最客觀的。

最後一個證據，也是一個問題，就是從整風的時間來看，到底是什麽時候開始的？如果按照高華教授所說是從1942年春天開始，那麽就無法解釋1941年的九月會議上張聞天不停地檢討，並寫下大量的檢討文字。因此可以確認，高華教授將整風運動從1942開始算起，是不符合真實曆史的，他的那本名著的確在框架上出了大問題。

今天的講座就到這裏，感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