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樣的聲音，不一般的深刻。
當1928年的南京政府成立時，就意味著1912年確立的合法政府被正式取代。在這個政權交接中，國名雖然沒有改變，都叫中華民國，但國旗由五色旗變成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政體架構也由不完全三權分立的憲政體製，變成三權不完全分立的黨國威權體製。如果將曆史的時間向後推延20年，又變成三權完全不分立的黨國極權體製。因此，就民國的三十年曆史來看，大致可以說憲政是個不斷走向失敗的過程。當然也有很多人認為，這是曆史不斷進步的體現和證明，即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是不斷走向成功的過程。
這是兩種立場敘事，我今天不去做更多的價值判斷，隻是想探討一下曆史何以至此的問題，其中也直接涉及製度決定論和備受質疑的國民性批判等相關問題。我的意思是，不管曆史是不斷失敗還是不斷進步，梁啟超這個經曆過晚清和民國的集改革先鋒、文化名人、意見領袖、學術名流和政界高官於一身的精英人物，扮演了什麽角色，應該承擔什麽責任或做出了什麽貢獻。同時，因為2023年是梁啟超誕辰150周年，在時間點上也有意義。恰好前段時間李煒光教授也以梁啟超為題做了精彩的講座，還引起很大的熱議。所以就促成了我今天這個講座。
為了讓問題更有針對性，我將選取三個富有爭議的側麵來展開談。
其一，護國運動中梁啟超的舉措是否得當
關於袁世凱變更國體以及梁啟超、蔡鍔起兵發起護國運動，此前差不多所有的中外研究成果，主流曆史學界和非主流學界的自由派曆史學家們，都讚同護國運動，而且都嚴厲批判袁世凱。比如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在《中華民國史稿》中寫道：“袁世凱不斷擴權及進行帝製，破壞了國人追求共和的理想。”比如台灣大學教授吳相湘在《民國政治人物》中引用了蔡鍔誓師中的名言“為我國民爭回一人格”後評論道：“這是何等偉大而有意義的號召”，“實在是自由中國每一軍民每日聞雞起舞時應該朗誦再三的誓詞”；比如美國的徐中約教授在名著《中國近代史》中寫道：“蔡鍔與從前的梁啟超宣誓討袁，一個用槍，一個用筆來捍衛共和，保衛中國四億黎民的榮譽和骨氣。”
包括李新宇教授和李煒光教授，也大都持這樣的觀點，我這裏不多舉例。
我也知道，各位非常熟悉中學曆史教科書中的觀點：“袁世凱稱帝的行徑，更激起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唐繼堯、蔡鍔、李烈鈞在雲南宣布獨立，並組織護國軍，發動護國戰爭，討伐背叛共和的袁世凱。”
所有這些觀點和評論，都認為袁世凱是錯的，是開曆史倒車，武力反對他的梁啟超和蔡鍔因此一定是對的、正義的。這種簡單的二元思維特別有市場，無論主流學術界還是非主流思想界。但當年的曆史情形是怎樣的呢？我們能確定我們頭腦中的史實就是史實而不是人們假想的曆史嗎？達成共識的批判性結論和觀點，能夠經受得住時間的考驗嗎？
如果我們不懷有觀念的偏見而能本著平常心回到曆史當年，基本可以說，袁世凱複辟或更改國體，是明確提交參政院討論的一個重大決策，屬於民國議會政治的一個公共議題，並非是袁世凱總統一人隨心所欲的私人舉動。如果了解民國初年的曆史，或者聽過我講的《共和危機》那個講座，就應該了解民國初年政治運作中出現的幾近無解的那些困難，也就能理解這種不得已而為之的、經過集體成員認真討論後的重大政治舉措，不能以簡單的對或錯，好或壞，去衡量一個尚處於繈褓中的決策。因為對與錯、好與壞，是通過決策推行過程以及結果去衡量的。實行得好了，預期中可能存在的問題或者政策本身的弊端，也都能化解；實行得不好，哪怕再好、再對的決策，也都是錯誤的不好的。
這樣的分析和總結，並非是什麽新鮮觀點和認知，因為早在19世紀時，德國的宰相匹斯麥就曾提出政治是關乎可能性、可行性和次優的藝術，20世紀的哈耶克在《自由憲章》中再次附和了政治是可行性的藝術，包括亞當·斯密，也曾認為政治家四個美德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合宜。但是這些政治智慧，於民國以及當下中國的政治和知識精英們來說，還是太新鮮太陌生。
回到話題。既然是公共議題，那就要遵循議會政治的規則。從1914年5月成立的參政院成員來看，110人左右的參政員中，讚同國體變更的梁士貽、楊度、楊士琦、朱啟鈐、孫毓筠、劉師培、周自齊等明顯是多數，甚至是絕大多數；而梁啟超、蔡鍔（他們後來辭職或病假）以及議長黎元洪等反對者則明顯是少數，甚至是極少數。如果承認議會政治的普世規則是少數服從多數，那麽袁世凱順應多數原則，難道有什麽不對嗎？李煒光教授在講座中，也承認袁更改國體有社會基礎，很多文化精英、政治精英都沒有明確反對。是的，這的確是曆史實情，真的沒有那麽多人反對。那為何作為少數的反對者就一定是正確並且一定要被表揚呢？以至於整個中文圈，不管是海外、台港還是黨國史家、自由派教授們，都驚人一致地譴責袁世凱而讚美梁啟超、蔡鍔。這種無意識的同一性表現，本身就很令人堪憂！
當然，這樣說馬上會引發參政院是否可以被視為或等同民國議會的問題，李煒光教授在講座的答疑中說梁、蔡不是議員，而隻是參政員，還說參政院不過是袁世凱總統的谘詢意見機構，並以《中華民國約法》的第四十九條作為依據：“參政院應大總統之谘詢審議重要政務。參政院之組織由約法會議議決之。”這樣有理有據的說法，當然意在表明參政院起不到什麽作用，也沒有什麽權力和地位。但是，李教授大概沒有注意到，同一個《中華民國約法》中的第六十七條規定：“立法院未成立以前，以參政院代行其職權。”也就是說，參政院就相當於或者就是此前的議會，不過是由原來的參議院、眾議院的兩院製變為一院製，或者作為過度時期的臨時立法機構而已。
那可能會有人繼續說，參政院是在袁世凱的操控下成立的，不過是總統的附庸或禦用工具，而參政院的國民大會及其程序，也不過是做做樣子，不能當回事。是的，這種腹黑式的想象型思維，很多時候適用於中國的很多問題，但是想象和分析不能代替曆史，而曆史就是曆史，並不會慣著誰，也不由人數多少來定。我可以直接說，從參政院成立後的表現和實踐來說，不能說它完全獨立於總統，但是也絕不像很多人所想象的那樣趨炎附勢。比如《申報》1914年10月6日報道了梁啟超領銜的參政院同仁陳國祥、熊希齡、王家襄、寶熙、鄧鎔、黎淵、朱文邵等，就民國政府外交中出現的一些問題進行質詢，其中寫道：“參政院代行立法院於民國三年十月二日舉行第十五次會議......梁啟超言本席根據約法第三十條立法院之職權第八項，提出政治上之疑義，要求大總統答複雲雲。”具體質詢的內容我就不多引用了，因為從行文用語上就可以看出，民國時期的議員，跟後來那種隻知道拍手吃飯的列席黨不一樣。
至於參政院組織的國民代表大會，以及1993個代表的全票結果，難以避免被操縱的嫌疑，或者在實質正義方麵確實需要嚴格審計後才可以得出結論，但是如果在形式上大致符合程序正義的原則，那麽任何組織和個人，就隻能暫時承認其合法性，服從其具有立法意義的決議。服從，並不意味著認可，任何有疑義的人都可以進行調查，都可以為追求實質正義而繼續努力，隻是在調查期間，包括法院正式宣判之前，還是要服從這個立法意義上的決議，這是政治博弈本身的應有之義。也就是說，如果確認更改國體是公共議題，如果願意遵循議會政治中的多數原則，如果能夠看重程序正義，那我們就可以理性地討論梁啟超、蔡鍔等反對派的手段問題了。
梁啟超和蔡鍔這兩個政界精英，在袁世凱執政時期，不能說多麽備受倚賴，但說受到重用，應該是符合曆史實情的。比如梁啟超本人曾擔任過司法部長、製幣局局長、袁世凱總統府的政治顧問、一共十個人組成的憲法起草委員會成員之一、一百一十多人組成的參政院的參政員。雖然其中一些職務很短暫，或者沒有就任，或者是虛銜，但即使僅有參政員這一個身份，就不能說他沒有影響力。蔡鍔也差不多如此，我就不一一列舉他的官職了。
在這種情形下，如果二人明確反對更改國體，那就可以在參政院遊說其他參政員，形成足夠大的反對聲音。如果進入投票環節，那就以選票表達自己的意見。或者，也可以像梁啟超那樣給袁世凱寫反對信、在報紙上連續發表文章表明自己的態度，在我看來這一切都是合法手段。但問題是，當梁啟超意識到自己的意見不能被采納時，他改變了和平的合法手段，先是授意蔡鍔先“不動聲色”，與袁虛與委蛇，然後背地裏開始策劃武力反抗。
蔡鍔呢，1915年8月25日，與湯薌銘、雲南督軍唐繼堯等督軍聯名向袁世凱請願帝製。9月1日，在參政院代行立法院會上，又與沈雲沛、周家彥、馬安良等參政員請願改革國體，實行君主立憲。等到袁世凱接受了參政院的推戴，準備更改國體時，蔡鍔偷偷潛回雲南起兵。隨後梁啟超一邊動員馮國璋起義，一邊繞路也去了雲南。
關於蔡鍔的行為，很多自由派人士表達了讚美，認為這是幹大事的聰明機智，但是在我看來，一個民國議員如此行徑，實在是大清宮廷政治式的黑箱操作，完全是違反現代政治的規則。因為議員的戰場是議會，不是這種中國式的揭竿而起。
僅從這一點，就也可以看出梁啟超、蔡鍔並不懂得現代議會政治，尤其不遵從少數服從多數的議會規則，也無視程序正義的公共原則。他們的意思就是，自己就是正確、真理的代表，不聽從他們的意見就是錯的，就需要動刀動槍地反對。而很多自由派的教授們，因為他們喊出了漂亮的口號——為四萬萬人爭人格，就共情式地大力讚美，完全無視現代政治的基本原則，也暴露出他們在觀念層麵與實際政治行為之間還存在著不小的差距。
我知道很多自由派教授和學者們，之所以站在梁啟超和蔡鍔一邊，是因為大家都反感皇帝製，因此也就反對袁世凱的帝製。而且中文中的“複辟”這個詞，本身就讓人聯想起黃袍加身，高高在上，一言九鼎，下麵一群磕頭的大臣和太監、宮女。但這樣的鏡頭，是大清國，不是民國“洪憲”的設計初衷。袁世凱的“複辟”，更準確地說是君主立憲，也就是國體由民主改為君主，政體還是權力分立的憲政模式。這種模式，在英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挪威、瑞典、丹麥、日本等國一直使用著，不存在錯誤或正確的區別。梁啟超當年麵對記者的提問時也說：“吾以為國體與政體本絕不相蒙，能行憲政，則無論為君主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憲政，則無論為君主為共和，皆不可也。”尤其是梁啟超在反對袁世凱“複辟”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中承認，搞君主立憲並沒有錯，但應該在“內治修明之後”，如果那樣的話，他就不會反對了。
既然不是因為政見問題，更不是因為真理問題，而僅僅是時間和機遇問題，那我要問了，在一個新生的共和國風雨飄搖、勉強維持之際，動輒兵戎相見，還打著替天行道的招牌，難道就合宜嗎？這是真正愛共和國、為中國人爭人格的表現嗎？
如果一個梁啟超式的精英如此，完全可以原諒，但如果眾多精英皆如此，那問題就必然涉及國民品質和國民文化的問題了。民國初年著名記者黃遠庸當年留下一段不太被重視的文字：“吾國之所謂輿論，唯是各據一方，代表其黑幕之勢力乎？抑真有發揮其所主張之真義公理，以求國民最後之判斷乎？今以大借款為例，甲黨之報，今讚成而前反對；乙黨之報，則今反對而前實讚成。甚至同在一時，讚成唐紹儀之借款者，而不讚成熊希齡之借款，讚成熊希齡之借款者，而不讚成唐紹儀之借款。”羅列了民國精英們的表現後，黃遠庸無奈地感歎：“所謂政治家者，未有如吾國今日之政客之無節操之無主張，唯是一以便宜及感情用事，推其原因所由來，不外所爭在兩派勢力之消長，絕無與於國事之張弛而已。”
看到這段話，我想黃遠庸在100年前就等於質疑了中國大陸特別流行的製度決定論，同時也等於再次提及了文化與國民性的問題。事實上，自九十年代的文化保守主義興起，以及後殖民主義傳入中國後，思想界和學術界一大批人開始反思和批判晚清民國時期的改造國民性的問題。其中劉禾、馮驥才、周寧、賀仲明、賀昌盛、摩羅等人舉起殖民地話語的旗幟，馬勇、邵建、張雪忠、熊培雲、馬國川等人舉起製度決定論的旗幟，一時間舉國振奮地譴責魯迅、胡適等人的國民性批判，是醜化中國人，是西方殖民話語的體現，是不重視製度的偽問題。可是黃遠庸的觀察和記錄等於告訴我們，因為自身的職業素養、政治品格和現代意識不夠，作為議員的那批民國精英，並不能適應一個看似簡單的政治遊戲。
接下來的問題是，當下中國大陸的精英們，是否進步得比當年的那批精英更強、更好、更懂得現代政治的運行規則呢？以我個人的觀察，情形似乎並不那麽樂觀，至少就我接觸過的一些著名的自由派精英來說，他們蔑視異己討論的態度，已經暴露出極具中國特色的文化專製品格。如果連正常的學術對話都很難溝通，何況真刀真槍地進行議會辯論而不生成見、不以立場定是非和選票呢？很多自由派朋友會說：好製度對人的規範是漸進的，慢慢訓練就會好起來，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等幾個好鄰居就可以證明。是的，這話在理論上來說是不錯的，但是在一個失敗者那裏，如果他自身不想做出什麽改變，就空口說下次有機會一定行，是不大令人放心的。或者不如聽聽梁啟超的說法：“然歐美人所謂完全自治機關，求諸我國，實渺不可得。”（1911年：《新中國建設問題》）“三權分立之政治，即最高主權在國民之政治也，而最高主權在國民之政治，絕非久困專製驟獲自由之民所能運用而無弊也。”（1906年：《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
其二，“北伐”期間梁啟超的表現如何
各位都知道，南京國民政府取代民國合法政府，也就是通常所謂的北伐，是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在這種的曆史關頭，作為晚清以來的最著名的言論家、意見領袖和大學者，梁啟超都幹了什麽呢？或者他是否如袁世凱更改國體時一樣發表筆鋒常帶感情的政論文章，或者組織軍事力量為保衛共和而努力奮鬥了呢？
從我考察的曆史看，用歸隱田園、消失匿跡來形容，肯定是不符合梁啟超當年的實際情形，但是如果用沒有什麽實際作為描述應該說不算冤枉他。當然，我還可以再退一步，報以曆史之同情的態度，或者就按照朱中原兄的評價“似乎表麵上無所作為，但實際是他想作為而不得”。
那麽我還是不禁要問，梁啟超這樣一個精英，在這個時候應該退出政治和言論舞台嗎？不再考慮共和、不考慮四萬萬人的人格問題了嗎？關於這個問題，李煒光教授在講座中給出的理由是：在這期間，梁啟超因身體原因，無力承擔輿論領袖的責任。這種說法是可信的，因為梁啟超的確生病了，還住院兩次，但這僅僅隻是一個原因或角度，並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甚至有些牽強，因為首先正如李煒光教授提到的，梁啟超在生命的最後兩三年，還能整理《辛棄疾年譜》，那為什麽就不能提筆寫文章呢？而且我還簡單考察了一下，僅1926年，他就撰寫和整理了學術著作《中國曆史研究法補編》《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教》《先秦學術年表》《荀子評諸子語匯釋》《韓非子顯學篇釋義》《<莊子>天下篇釋義》等18篇；在1927年完成《中國文化史》《儒家哲學》等6部著作；在1926年末的一個月裏舉行了四場講座，甚至還不顧親朋好友的阻攔執意要去美國訪問。所有這些證據顯示，李煒光教授為梁啟超的辯護，實在是因為太愛護而有些護短了。
我的意思是，梁啟超既然可以帶病寫這麽多學術文章，還寫了很多家信，那完全可以寫幾篇政論文章。因為寫文章對於我輩來說需要絞盡腦汁，需要翻查大量史料，但對於梁啟超這個下筆千言的政論家，尤其是寫那種不需要翻很多資料就可以成文的政論散文，並不需要消耗多少體力和腦力。
再退一步說，如果梁啟超真的是因為健康原因不能多動筆，那他完全可以將生病時期寫給家人的一封又一封書信，同時公之於眾。那樣的話，一定會讓民國人和現在渴望真相的大陸中國人大開眼界，而且還會更加敬佩這位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具有良知的中國知識精英。然而並沒有，那些閃光的睿智的具有穿透力的甚至解氣的文字，他隻留給了他的孩子們。即便是麵對同事王國維留下“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的遺言，他都能隱忍地隻在私下裏繼續寫著他的滿含愛意和洞見的家信。對此，我無論如何都認為，這樣的舉動，太自私，太沒有公義和大愛了。
批評李煒光教授為梁啟超護短，實在是有些不夠寬容，我本不想公開這樣的想法，但是當我準備講座再次翻看梁啟超的家信時，隨便看上幾頁透視鏡般的時政見解後，我還是忍不住地要表達。因為事實上，在蘇聯人鮑羅廷和加侖將軍指揮的黨軍“北伐”時期，梁啟超並非是因為生病無所作為，而是他那時陷入到一種內心鬥爭和利益權衡之中，這一點他給女兒梁令嫻的信中證實道：“近一個月以來，我天天被人包圍，弄得我十分為難。簡單說，許多部分人太息痛恨於共黨，而對於國黨又絕望，覺得非有別的團體出來收拾不可，而這種團體不能不求首領，於是乎都想到我身上。”這些人都有哪些人呢？信中提到，包括醒獅派的“國家主義”者團體、國黨右派的一部分人、“實業界”的人，還有一些南方已經投降但並不真心要歸屬蔣介石的二、三等軍人。這些人，因為團結不起來，想在梁啟超的“統率之下，成一種大同盟”。他們當時也跟梁啟超說，黨軍“北伐”這事“比洪憲更重大萬倍，斷斷不能旁觀”。而此時的梁啟超，的確在公開場合以身體不好為理由始終拒絕著。
當然，梁啟超也說了自己拒不出山的另外一個理由，就是他自己所說的“性格不宜於政黨活動”。他說自己實在“討厭政黨政治”，因為那樣“便有許多不願見的人也要見，不願做的事也要做”。梁啟超還說，自己若旁觀，“對於國家實在良心上過不去”，“幾乎天天睡不著”。他還在此前跟孩子們寫信表態說：“前途真不堪設想。若我們穩健派不拿起積極精神往前幹，非惟對不起國家，抑亦自己更無立足地了。”
梁啟超先生能夠這樣操心國是，作為後來人，我們當然應該讚賞和敬佩他。尤其是此前他確實通電呼籲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蔣介石、唐生智等人放棄南北戰爭，也曾支持弟子蔣百裏加入吳佩孚的軍隊，主動聯絡孫傳芳，但在緊要關頭，他最後怎麽決定的呢？這個非常重要，因為一來可以通過結果去檢驗他的言論與行為之間是統一還是對立的；二來可以在曆史評估中為他打個比較精確的分數。
那作為一個時代的精英如何決定的呢？梁啟超在家信中深思熟慮地說：“一個月來，天天把我關於經濟製度多年來的片斷思想，整理一番，自己有確信的主張。同時對於政治上的具體辦法，雖未能有很愜心貴當的，但確信代議製和政黨政治斷不適用，非打破不可。所以我打算最近期間內把我全部分的主張堂堂正正著出一兩部書來，卻是團體組織我絕對不加入，因為我根本就不相信那種東西能救中國。”
這樣關鍵的時刻，這位曾經叱吒風雲的梁任公，在有可能為國效力之時，竟然要閉門專心搞學問，還要以寫出兩本書的方式指點江山，還認為代議製不適用於中國，還想單槍匹馬力挽狂瀾，還說這就是他救中國的良方妙計。我不知道這是讀書人的幼稚、迂腐，還是他別有自己的小算盤，亦或是並不真把民族危亡和內心良知放在心上。我真的不能理解，一個如果真正承擔起民族責任的精英，一個在家信中強調曾國藩所謂的“莫問收獲，隻問耕耘”的儒家士子，何以在此時做出這種不務正業的選擇。
麵對梁啟超的這種選擇，我是否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下呢？中國人的生存智慧中，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明哲保身。中文裏也有很多這種智慧的表達，比如“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槍打出頭鳥”、“ 出頭的椽子先爛”等。梁啟超既然已經判斷出南方必會獲勝，既然知道革命黨可以暗殺和明殺幾萬人，分掉那些富戶的田地和女人，逼死湖南名儒葉德輝，搶劫了南京駐外領事機構，甚至打算攜帶家眷到加拿大避難，並將手頭所有的現錢湊成五千美元匯往國外，那麽為何還要螳臂當車、雞蛋碰石頭呢？為何還要以公義之名為那些不值得拯救的中國人而獻身呢？即便是他渾身是膽，並且已經是老朽之身不怕秋後算賬，但禍及家人總是不應該的。所以最好的策略就是不做聲，選擇做沉默的大多數，但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責任，也知道自己的選擇，實在有負眾望，所以在家信中，不停地抒發和排解情緒，聊以自慰。
其實，我這樣苛責梁啟超，不是一廂情願地期盼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式的英雄，隻是我知道有人並沒有將思考和關注停留在私人領域，比如與梁啟超同時代的章太炎。他對於孫文的聯俄容共政策，特別是在蘇俄支持下建立黃埔軍校等行為，抱以“異族宰製中華”的惡評，還說這是不可原諒的罪惡。在1925年10月的演講中，章太炎公開指出：“共產是否適合中國的國情，還在其次。現在的共產黨，並非共產黨，我們可以直接稱他為俄黨。”他批評廣東的黨政府，“直是俄屬政府——借著俄人的勢力，壓迫我們的中華民族，這是一件很可恥辱的事。我們應當反對借俄人勢力來壓迫我們中華民族的共產黨。”這些批判不管是當年還是當下，都可以說是令人膽戰心驚。章太炎不僅公開發言和批判，而且身體力行地在1926年4月初，與一些士紳在上海組織了“反赤救國大聯合”，任三理事之一，還在通電中說：“赤禍日熾，漢奸公行；以改革經濟為虛名，而招致外患為事實。不亟剪除，國將不國。”接著在8月份，他正式通電反對北伐說：“借外兵以侵害宗國者謂之叛，奉外國為共主者為之奴。”8月15日，他又在《申報》發表《章炳麟通電》說：廣東“自蔣中正得政，尊事赤俄，奉鮑羅廷為統監，而外以反對帝國主義為口實，致少年軍士受其蠱惑。”他批評蔣介石“其所謂革命者，非革他人之命，而革中華民國之命也”。
不得不說，相比勇敢、公義和同樣不失洞察力、批判力的章太炎，梁啟超在這個關鍵曆史時期，顯得太相形見絀，甚至可以說愧對他此前大半生的意見領袖的身份，太對不起他那支指點江山、揮斥方遒的筆，更對不起那個風雲際會、憲政得失於瞬間的大曆史時代。
當然從中國人的功利結果來看，不識時務的章太炎，沒能挽回憲政而成了被通緝的戰犯，潦倒餘生，實在夠慘，而識時務的梁啟超，一家人穩妥地告別民國憲政，也平安地進入到黨國的威權時代。
盡管我這樣“厚黑”梁啟超，仍不過是小人之心，並非我本意，尤其是馬上換位思考地想到我本人，在那樣大局底定的情況是否能夠站出來，是不敢想象的，或者更大概率會聰明地躲起來，甚至還會為自己的苟且尋找一些說得過去的托詞。但是，在曆史尤其是上帝麵前，任何一個人都要接受審判。一個人幹了什麽，應該幹什麽而沒幹什麽，都是需要一一交代的，誰也逃不脫。
當然，中國人不太相信什麽上帝審判，所以幾千年來中國人始終很聰明，可能還將繼續聰明下去。即便是那些所謂清醒的人，也不願意為此反思、反省和懺悔，他們不願意正視過去失敗的曆史，也不願意反求諸已做深度剖析，他們喜歡為失敗尋找各種客觀理由，喜歡說中國人具有全世界人普遍的人性，喜歡二元對立思維下的製度決定論，好像從大清一夜之間進入民國，那根深蒂固的專製文化品格和血親倫理觀也可以魔術一般地消失不見，中國人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和人生追求，也隨之就現代化、文明化起來了。
其三，評估梁啟超的思想底色
應該說梁啟超在他所處的時代中，經常有一些令人佩服的言論，比如他在1900年給康有為的信中寫道：“中國數千年之腐敗，其禍及於今日，推其大源，皆必自奴隸性而來，不除此性，中國萬不能立於世界萬國之間。而自由雲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製於他人。今日非施此藥，萬不能愈此病。”比如1902年他寫道：“是故人之奴隸我，不足畏也，而莫痛於自奴隸於人；自奴隸於人，猶不足畏也，而莫慘於我奴隸於我。”比如在蘇俄革命傳入中國，包括胡適在內的一些知識分子歡欣鼓舞之際，他寫信給劉勉己直言不諱地說：“蘇俄現狀，隻是‘共產黨人’的大成功，卻是共產主義的大失敗。你跟他們走，自以為忠於主義，其實隻是替黨人張牙舞爪當鷹犬，和你腦子裏理想的主義相去不知幾萬裏。傻子，醒過來罷！”他能在國民黨尚在北伐之時就說：“原來在第三國際指揮之下的共產黨，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犧牲了中國，來做世界革命的第一步，在俄國人當然以此為得計，非如此他便不能自存，卻是對於中國太辣手了。”
大概是因為有這樣的言論，所以李煒光教授對梁啟超讚歎不已。這的確是曆史實情，至少在自由派人士看來，應該與李教授一起鼓掌，尤其是相比陳寅恪、胡適、魯迅等那批糊塗蛋，這都可以算作是空穀足音了。這時我想起李慎之先生為《顧準日記》所作的序中寫道：“在人家問起20世紀下半期中國有沒有獨立的、創造性的思想家的時候，我們可以沒有愧色地回答，‘我們有顧準’。”
但是顧準真的配稱獨立的、創造性的思想家嗎？在我看來，如果是矬子裏麵拔大個，那他可以當仁不讓地傲視同時代的任何精英，但是如果就思想家的標準看，還是有些勉強的。比如在他對法國革命和希臘文明的有洞見觀察的一麵外，先天的知識殘缺和認知盲區，讓他沒有辦法進入希伯來——基督教的另一麵，以至於把所謂西方文明都歸在希臘的帽子裏。這個認知基調，直接影響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知識界，包括那些自由派中最著名的曆史評論家、法學評論家、哲學評論家和文化名流們。
相比顧準，梁啟超的情形也差不多，因為他確實有深刻的預見性和判斷力的一麵，但也還有李煒光教授應該知道但不願意提及的另一麵。比如在《論自由》中，他首先寫道：“我國民如欲永享完全文明真自由之福也，不要不先知自由之為物果何如矣。”那麽他所理解的自由是什麽呢？他在一番分類論述和例舉歐洲爭自由的各種運動後，接著寫道：“自由雲者，團體之自由，非個人之自由也。”自由，作為現代政治最具有號召力的價值，根本點就在個人，梁啟超卻將其擺錯位置，以團體的自由為優先。不僅如此，他還進一步解釋說：“野蠻時代，個人之自由勝，而團體之自由亡；文明時代，團體之自由強，而個體之自由減。斯二者蓋有一定之比例，而分毫不容忒者焉。使其以個人之自由為自由也，則天下享自由之福者，宜莫今日之中國人若也。紳士武斷於鄉曲，受魚肉者莫能抗也；駔商逋債而不償，受欺騙者莫能責也。夫人人皆可以為紳士，人人皆可以為駔商，則人人之自由亦甚矣。”
由此可見，梁啟超並不是很懂何謂自由，他不過是在那個時代，通過遊學日本得到一些常識，然後就大筆一揮地談起自由、憲政、民主，有些內容切合西學，也能夠很好地運用到大清國和民國，這也就是自由派學者們表揚他的那部分，但是涉及到自由的內涵以及政治哲學方麵的深入探討，他就不甚了了了，或者中國化地理解。當然，他本身無意於探討本質、根源、曆史的軌跡，他很中國地喜歡彎道超車，習慣於表麵上的實用主義和拿來主義，並不求問與憲政相關問題的本源，所以遇到知識和觀念上的障礙，就像糊裏糊塗翻譯密爾的《論自由》的嚴複一樣，不加思索地根據傳統中國的文化和智慧加以中國特色式的曲解。這個病症在今天的中國，仍然大行其道，讓人感覺曆史循環論真的是中國特色。
如果我這樣說是以偏概全或揪住一點不及其餘，那麽接下來看他在一戰後去歐洲周遊，看到經濟凋敝、物資匱乏、政治動蕩，於是就認為西方文明存在缺陷，中西方文明需要相互融合和補充。他在《歐遊漫錄》中寫道：“一個人不是把自己的國家弄到富強便了，卻是要叫自己國家有功於人類全體。不然那國家便算白設了。明白這道理，自然知道我們的國家，有個絕大責任橫在前途。什麽責任呢？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們的文明，又拿我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這種中西文明互補的觀點，在我看來，不過就是中體西用、洋為中用的民國版本，或者可以說梁啟超不過就是張之洞的民國再現。我這樣說如果顯得有些不厚道，那麽接著來看這篇文章的末尾，梁啟超以為世界找到文明鑰匙的氣概，以要引領世界文明方向的胸懷，大聲地疾呼：“我們可愛的青年啊！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著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地喊救命，等著你來超拔他哩。”
不知道當年的青年人讀了梁啟超的文章，會不會真的飄飄然地去超拔和拯救歐洲人，反正我想愛國的青年們和鍾情於傳統文化的國學家們，今天再看到這段文字時，一定比閱讀《少年中國說》更加熱血沸騰、揚眉吐氣。
而回顧九十年代以來的大陸中國思想界，不知道可不可以說，梁啟超就是被遺忘的國學派和新儒家士子們的學理鼻祖？但我確實可以說，清華大學畢業生季羨林一定深得嫡傳，因為他在老邁之際，還信心滿滿地宣稱：“在過去幾百年來西方文化所達到的水平的基礎上，用東方的整體著眼和普遍聯係的綜合思維方式，以東方文化為主導，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華，把人類文化的發展推向一個更高的階段。21世紀，東方文化的時代，這是不以人們的主觀願望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梁啟超遺憾地沒有看到他的清華弟子繼承他的衣缽，但他當年應該看到了新文化派的胡適當年的反調：“自從《歐遊心影錄》發表之後，科學在中國的尊嚴就遠不如前了！一般不曾出國門的老先生很高興地喊著，歐洲科學破產了！梁任公這樣說的。我們不能說梁先生說的話和近年同善社悟善社的風行有什麽直接的關係，但我們不能不說梁先生的話在國內確曾替反科學的勢力助長不少的威風，梁先生的聲望，梁先生那支‘筆鋒常帶情感’的健筆，都能使他的讀者容易感受他的言論的影響”。
那梁啟超為何具有這般中國胸懷和這等中國氣概呢？我不自覺地就回想起1900年他在《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中所寫的：“地球上古文明祖國有四：中國、印度、埃及、小亞細亞是也”。這是梁啟超第一次提出“四大文明古國”之說。其中，後來中國學者根據考古成就，將“小亞細亞”改為“古巴比倫”，讓中國人從此可以自豪地藐視世界。
應該說，成長於大清國的文化土壤中，梁啟超必然具有一份屬於大清國特色式的民族主義思想，因此當他親身見證那些中外矛盾時，倍感屈辱的他必然會說：西方列強“其國民之實力，充於內而不得不溢於外，於是汲汲焉求擴張權力於他地……或以兵力，或以商務，或以工業，或以教會”。作為政論家，梁啟超不僅有分析，還有對策：“今日欲抵當列強之民族帝國主義，以挽浩劫而拯生靈，惟有我行我民族主義之一策。”他還在《論民族競爭之大勢》中進一步指出：“今日欲救中國，無他術焉，亦先建設一民族主義之國家而已。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設適於天演之國家，則天下第一帝國之徽號，誰能篡之？特不知我民族自有此能力焉否也。有之則莫強，無之則竟亡，間不容發，而悉聽我輩之自擇。”
不知道這是否是西方侵略成性的最早概括和描述？我知道的是，這個說法後來被自由左派和後現代派換個馬甲，以後殖民主義和歐美中心論，讓大陸中國的教授們著實興奮了一陣子，甚至連移民海外的自由派精英們一說起這事，內心的脆弱情感馬上得到釋放，欣欣然地回歸祖國了。
如果有人會說，不能總揪著人家早期的言論說事，人的思想是會變的。是的，這樣的辯解很有道理，不過梁啟超這方麵的思想似乎沒有什麽太大改變，比如他在1915年的名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中說，袁世凱稱帝是可以的，但應該基於這樣的條件：“百廢俱興，家給人足；整軍經武，臥薪嚐膽，遇有機緣，對外一戰而霸。功德巍巍，億兆敦迫，受茲大寶，傳之無窮。”梁啟超的意思應該很清楚，也就是他期望袁世凱“臥薪嚐膽”、韜光養晦地做勾踐，然後伺機“對外一戰而霸”，然後萬民敬仰、膜拜之時，就可以像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一樣當皇帝。比如他在給張作霖、吳佩孚和蔣介石的通電中，首先以這樣的言辭開篇：“我國八十餘年來所受不平等條約之苦痛......”比如他在給孩子的信中也可以看到因為五卅慘案而不滿“頑固驕傲的英僑”，因為各國允諾撤回領事裁判權而要“培養司法人才，預備‘審洋鬼子’”，並說這種揚眉吐氣“全國人民渴望已非一日”。這樣極富中國特色的愛國言論，這樣悠久曆史積累的文化心理，怎能不喚起中國人的內心共鳴呢？
到此我可以說，作為那個時期的精英，梁啟超在應該說話而不應該行動時，他選擇了行動；在他應該以言論家和政治家說話和行動時，他卻選擇了急流勇退、“乘桴浮於海”地做起書齋學者。因此，無論1949年是曆史的進步還是退步，梁啟超都是曆史的參與人，一個錯位的尷尬人。
分析梁啟超的尷尬結局，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在他文筆倜儻、言辭華麗的背後，難掩他的思想底色之匱乏，即便是寫下大量介紹西方文明的文章，但事實上那不過是一時之需的功利主義，他本人並不真懂所謂西方文化究竟意味著什麽，甚至不怎麽明白現代國家和議會政治的運作規則。導致這樣的結果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比較明顯的一點是，他因為對於儒家和佛家的執著，讓他始終固收中國特色式的思維和價值理念，沒有真正擁抱“西方”，造成忽而智慧忽而愚蠢的悖論認知，包括他不停地“以今日之我戰昨日之我”，都使他始終沒有，也不能，真正跳出中國人的視野和文化。或者可以擴大一點說，認知的盲區和時代的局限，是且可能永遠是梁啟超們的標簽和特色，更不要說什麽公義和使命。
我的講座結束了，但還有三個問題想求教大家：第一，為什麽曆經晚清和民國的向西方學習那麽多年，結果不過是一個半新不舊的梁啟超？第二，為什麽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現今的大陸中國的自由派精英，尤其是那些留學過歐美的精英，看來看去還是那麽梁啟超？第三，如果現今大陸中國的精英是因為製度讓他們變成這個狀態，那台港、海外的那些中國文化背景的精英們，為什麽與梁啟超也不過是伯仲之間？
2023年5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