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說《傷逝》是哀悼兄弟恩情的小說

《傷逝》常常被闡釋、被定性為魯迅唯一的愛情小說，而且幾乎已經作為學術共識和文學常識深入人心，但是這樣的解讀符合小說的主題或魯迅創作的初衷嗎？

一

《傷逝》被標簽化為愛情小說，顯然跟眾多研究者和文學史教科書有關。比如最新修訂出版的、發行量已超過100萬冊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錢理群教授執筆的魯迅專章中這樣寫道：“‘五四’”時期勇敢地衝出舊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於小家庭凝固的安寧與幸福，既無力抵禦社會經濟的壓力，愛情也失去附麗，隻能又回到舊家庭中。”[①]

再來看發行量同樣巨大的由朱棟霖教授等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15—2016）》，執筆人朱曉進和汪衛東教授這樣寫道：“《傷逝》以‘涓生的手記’的形式，通過帶有懺悔情調的獨白，講述涓生與子君的愛情悲劇。”[②]在探討小說的“戀愛悲劇成因”的主觀原因時，兩位教授接著寫道：“這對五四時期勇敢地衝出舊家庭的青年男女，由於他們把爭取戀愛自由看作人生奮鬥的終極目標，眼光局限於小家庭凝固的安寧與幸福，缺乏高遠的社會理想來支撐他們的新生活，所以他們既無力抵禦社會經濟的壓力，愛情也失去附麗。”[③]

不同的文學史教材、不同的文學研究者，不但對愛情主題的解讀，而且在語言表達上，都驚人地趨同和相似，可見相關研究的同質化和雷同化情形多麽嚴重。

作為早已經是聲名遠揚的魯迅研究專家，錢理群教授自然不會將目光僅僅停留在小說的表麵，他將解讀空間予以拓展：“小說的重心可能不在那失敗了的愛情本身，而在於涓生明確意識到與子君之間隻剩下無愛的婚姻‘以後’，他所麵臨的兩難選擇；‘不說’出愛情已不存在的真相，即是‘安於虛偽’；‘說’出，則意味著‘將真實的重擔’卸給對方，而且難以逃脫犯罪感的兩難，正是終身折磨著魯迅的人生困境之一。”[④]錢理群教授這樣的解讀，雖具有主題深化的意義，卻使用了模糊的詞匯“可能”，讓人有些遺憾。更遺憾的是，他筆鋒一轉，來了一句“正是終身折磨著魯迅的人生困境之一”，實在有些讓人如墜霧裏，或者說成是牽強附會也不過分。

朱曉進、汪衛東兩位教授大概也覺得單純的愛情角度不足，也在接下來的敘述中說：“《傷逝》，似乎也是魯迅在做出個人生活的重大抉擇時，對未來結果的一種悲觀預測，更是自我總結和自我清算。在做出最悲觀的預測後，作者也開始與舊我告別。”[⑤]這句看上去很高端的評論，不但使用了“似乎也是”這樣的語句，而且不指明具體是什麽“生活的重大抉擇”？“悲觀預測”又是指什麽？大有一種不說還明白越說越糊塗的感覺。更為不解的是，文下的注釋中有這樣一句：“有學者提出，《傷逝》中，魯迅借助複雜的‘隱含作者’，指向了一個極為隱深的自我反思層麵。”[⑥]這話到底在說什麽呢？“極為隱深的自我反思層麵”具體所指是什麽？

關於《傷逝》，作家莫言在跟孫鬱教授對話時說：“……《傷逝》是關注自我的，是審視自己的內心的，有那麽點拷問靈魂的意思了。這樣的小說，太過沉痛，非有同樣的大悲大痛，難以盡解。”[⑦]作為作家，莫言這樣比較抽象的解讀，在學理層麵上很難再進行解釋，因為其中的隨意性和一家之言也隻能說是隻可意會不可言傳，正如同是作家的曹文軒教授在談創作時說過的一段話：“既然無法去作清晰的解讀，那麽索性給出一個模糊，然後讓讀者在模糊中去體味。……模糊並不等於讓你手足無措，一無所獲。模糊的能耐恰恰在於給了你不能以數目來代表的不確切的但是卻是豐富的感覺。正是因為模糊具有無邊性，於是使你獲得了感覺的無邊性。”[⑧]但是教授、學者跟作家不同，他們不能以模糊表述為特點而應該進行學理闡釋和論證才是本職工作。

也不止是三位教授將《傷逝》看成愛情小說，《彷徨》小說集1926年出版時，當時的評論者李薦儂就在專論《讀<傷逝>的共鳴》中寫道：“純潔的愛情每每就為了這‘麵包問題’發生了變化，這是多麽令人傷感而悲哀！”[⑨]文末他還寫道：“他（指魯迅——本文注）是不談愛情了的先生，然而他看到人們走錯了路，他又不得不略略一說。這就是《傷逝》。”[⑩]再翻翻當年期刊、雜誌中登載的其他關於《傷逝》的評論文章，大體也離不開愛情論，[11]李長之甚至在《魯迅批判》中稱《傷逝》為“魯迅最成功的一篇戀愛小說，其中對於女性最深切的了解，……可以代表魯迅的一切抒情的製作”[12]。

二

《傷逝》被視為愛情小說可謂由來已久。但是為什麽魯迅的弟弟周作人教授先在1958年1月給曹聚仁的信中寫道：“‘彷徨’中的‘弟兄’前麵有一篇‘傷逝’，作意不易明了，說是借了失戀說人生固然也可以，我因了所說背景是公館這一‘孤證’，猜想是在傷悼弟兄的傷失。這猜想基礎不固，在‘小說裏的人物’中未敢提出，但對先生私下不妨一說，不知尊見以為有一二分可取否？我的這些私見，藏著無用，雖然也無公表之意，故以奉閱。”[13]之後又在回憶錄中十分有把握地寫道：“《傷逝》不是普通戀愛小說，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來哀悼兄弟恩情的斷絕的，我這樣說，或者世人都要以我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覺，深信這是不大會錯的。因為我以不知為不知，聲明自己不懂文學，不敢插嘴來批評，但對於魯迅寫作這些小說的動機，卻是能夠懂得。”[14]

盡管周作人將《傷逝》主題說成是“哀悼兄弟恩情的斷絕”，給出的理由除此前在《魯迅小說裏的人物》中談及的“會館”場景描寫乃是魯迅在北京住過紹興會館之“補樹書屋”外，再就是說“如果把這和《弟兄》合起來看時，後者有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實’”[15]，確實如他所說“基礎不固”。眾多研究者將關注點放在周作人在《京報副刊》發表詩歌譯作《傷逝》，因為之後第9天，魯迅創作完成了小說《傷逝》，再後的11月3日寫成《弟兄》，然後據此說這是對弟弟在譯詩《傷逝》中寫下的“我造了古舊的遺風，/將這些悲哀的祭品，/來陳列在你的墓上：/兄弟你收了這些東西吧，/都浸透了我的眼淚，/從此永隔冥明，兄弟/隻囑咐你一聲‘珍重’”[16]等詩句的回應。這樣的鏈接是否有道理？在不給出足夠證據前，是不能輕易得出結論的。

對於周作人的解讀，相信寫作過《周作人傳》《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講》《話說周氏兄弟》《周作人論》的錢理群教授，以及北大出身的朱曉進、汪衛東教授都不會陌生，當然還包括堅持“愛情小說”的眾多魯迅研究界的專家、教授們。大家似乎有一個共識，就是一邊根據小說表麵描寫將其解讀為愛情小說，於是如何維係愛情、關於說與不說、因愛情而懺悔等解讀應運而生，還聯想到《娜拉走後怎樣》以說明經濟問題在戀愛中很重要；一邊捎帶提及周作人的觀點，並聯係周作人1925年發表譯詩《傷逝》，卻不深入進行研究和解讀，也不給出具體論證，或者意圖詮釋文學上永恒的命題——“詩無達詁”，意即愛情小說和哀悼兄弟恩情斷絕的解讀都是可以的，並且可以並列的。

評論家和研究者並非沒有注意到周作人的觀點，比如學者朱正在傳記中寫道：“普通讀者閱讀小說，重要的是看其中所寫人物和情節，有興趣去查考作者是因了怎樣的情緒和影響才寫這篇的人大約不會有很多。人們還是會把小說《傷逝》看作魯迅寫一個戀愛悲劇的名篇。”[17]朱正先生注重史料發掘和考證，在學術界是有口皆碑的，但在這裏也僅僅是提出問題而沒有解決問題，實在是有些遺憾。至於張潔宇教授通過推測魯迅的散文詩《死後》與周作人的譯詩《傷逝》的名稱來源問題，承認“《傷逝》在愛情婚姻和女性解放的話題之外，的確存在一條與周作人有關的隱線”，但其為文“並不打算以考證和索隱的方式去解釋這篇小說，更無意推翻或覆蓋現有的合理闡釋”，目的在於“通過《傷逝》中的兄弟隱喻討論魯迅與周作人在思想觀念上的差異，並由此分析魯迅在對這種差異的深刻反思中，如何突破了日常生活與私人關係的層麵，抵達了對於大時代中知識分子前途與道路選擇的思考”。他還進一步指出：“不得不說，周作人看到了《傷逝》中的兄弟隱喻，卻錯誤理解了魯迅的用意。魯迅的‘痛惜’是對兄弟殊途的痛惜，也是對知識分子陣營走向分歧的痛惜，而絕非周作人所想象的那種私人語境中的感性表達。”[18]應該說，這個解讀立論夠高遠深邃，或者說更接近魯迅創作小說的本意也未嚐可知，不過這一解讀是建立在“兄弟隱喻”的前提和基礎之上，而他在行文中給出的考據卻遠遠不夠。也就是說，作為前提和基礎如果不牢靠，多高遠的解讀都會顯得虛懸甚至遠離主題。

三

周作人關於小說《傷逝》主題的“感覺”和創作動機分析，究竟是否如他所說的“不大會錯”和“能夠懂得”，《弟兄》“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實”，那麽《傷逝》有幾分是真實呢？不妨沿著周作人的思路去“考證和索引”一下：

子君不在我這破屋裏時，我什麽也看不見。在百無聊賴中，隨手抓過一本書來，科學也好，文學也好，橫豎什麽都一樣；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覺得，已經翻了十多頁了，但是毫不記得書上所說的事。（引自《魯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以下不再標注出處）

按照周作人的思路，這段文字如果隱去“子君”，是否就可以解讀為魯迅在兄弟失和後的一種真實狀況？畢竟兩人此前幾十年兄弟怡怡，一起讀書，一起翻譯，一起創業，一起寫呐喊文章，一起編雜誌，買下八道灣也是為了兄弟匯聚，忽然就這樣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地不相往來，任何有感情的人都會表現出一定的不適應。那種無所適從的煩躁與失衡，每個人雖不必親曆過，但完全可以想見得到。在這一點說，即使周作人發表詩歌譯作《傷逝》屬於無心，魯迅緊接著寫成的小說《傷逝》和《弟兄》也假定並非如學者們認為的那樣是一種明顯的呼應，但完全可以證明的是魯迅在1928年9月2日的日記中寫道：“午後同三弟往北新書局，為廣平補買《談虎集》上一本，又《談龍集》一本。”[19]事實上，魯迅購買、收藏周作人的書，遠不止這兩本。據學者倪墨炎考證，“周作人1923年7月至1936年9月，出版著作18種、譯作11種，共29種，魯迅藏有20種，占三分之二多，應該說重要的幾種都收藏了”，“魯迅購買周作人的著作贈人，還有數回。周作人翻譯的短篇小說、散文、詩歌集《陀螺》於1925年9月出版，魯迅即向北新書局購八本，分贈許壽裳、許欽文、韋素園、韋叢蕪等人。周作人的第一本散文集《雨天的書》於1925年10月出版，魯迅向北新書局購十本，分贈董秋芳等學生、朋友”。[20]

可見即使兄弟失和後，魯迅依然關心、關注著弟弟。閱讀《知堂回憶錄》，也可以感覺到周作人因為兄弟失和備受傷害，包括魯迅病逝不久周作人在北大上課時的黯然傷神的表現，甚至到晚年也難以釋懷，但又念念不忘昔日兄弟舊情。

再來看一段涓生的回憶：

破屋裏便漸漸充滿了我的語聲，談家庭專製，談打破舊習慣，談男女平等，談伊孛生，談泰戈爾，談雪萊……。她總是微笑點頭，兩眼裏彌漫著稚氣的好奇的光澤。

同樣，這段文字如果隱去“她”，或者將“她”替換為“他”，是否就可以解讀為魯迅和周作人留學東京和匯聚北京時的生活、學習和討論的場景呢？畢竟魯迅長周作人4歲，又先到江南水師學堂和日本留學，包括後來到北京，無論學識和思想還是生活閱曆，各方麵都可以說是周作人領路人、指導者、推薦人。翻查兩人從日本到北京時期的日記和發表的文章，可知二人經常一起討論問題，寫作文章，甚至還經常出現兄弟二人署名混雜的情況，最典型的莫過於魯迅雜文集《熱風》中的《隨感錄》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二和四十三確屬周作人的文筆。這也是魯迅研究界眾所周知的共識。

至於那“破屋”，既可以解讀成為他們共同在東京租住的房子，也可以看成是北京時他們居住的所謂紹興會館。這一點周作人在《魯迅小說裏的人物》中針對《傷逝》中寫“會館裏的被遺忘在偏僻裏的破屋是這樣地寂靜和空虛”、“窗外的半枯的槐樹的新葉，這樣的敗壁，這樣的靠壁的板床”等描寫闡釋道：“我們知道這是南半截胡同的紹興縣館，著者在民國初年曾經住過一時的，最初在北頭的藤花館，後來移在南偏的獨院補樹書屋，這裏所寫的槐樹與藤花，雖然在北京這兩樣東西很是普通，卻顯然是在那會館的舊居，但看上文‘偏僻裏’雲雲，又可知特別是說那補樹書屋了。”[21]

如果說這樣的分析還有一點道理，那小說接下來寫涓生回顧子君的一段：

她卻是什麽都記得：我的言辭，竟至於讀熟了的一般，能夠滔滔背誦；我的舉動，就如有一張我所看不見的影片掛在眼下，敘述得如生，很細微，自然連那使我不願再想的淺薄的電影的一閃。夜闌人靜，是相對溫習的時候了，我常是被質問，被考驗，並且被命複述當時的言語，然而常須由她補足，由她糾正，像一個丁等的學生。

這段近似粉絲見偶像般的描寫，如果放到魯迅和周作人在北京任職、任教和通過創作嶄露頭角後而稍顯誇張的話，那麽置於魯迅第一次從日本回國與弟兄兩個熱聊的情境中，是不會有什麽不適感的。對此魯迅的三弟周建人就在《魯迅故家的敗落》中曾描述說：魯迅那次從日本回來，周作人從南京回來後，“我們三兄弟的話是說不完的，從樓上說到樓下，從樓下說到廊夏，從廊夏說到明堂” [22]。這樣的場景，一方麵顯示出三兄弟的親密無間，另一方麵也可以看出作為大哥的魯迅是如何被兩個弟弟崇敬。而且，可以想見的場景中，一定是兩個弟弟圍著哥哥問這問那，作為哥哥的魯迅則熱情地為他們講述在日本的所見所感。作為另外證據，周作人在《知堂回憶錄》中提及自己的筆名時說：“那時魯迅因為小名曰‘張’，所以別號‘弧孟’，我就照他的樣子自號曰‘啟孟’。”[23]在日本留學時的“最初幾年差不多對外交涉都由魯迅替我代辦的，所以更是平穩無事” [24]。這等弟弟喜歡並效仿哥哥說過的話、做過的事的行為舉止，其實在非獨生子女家庭中是很普遍很常見的。

再舉小說中的兩處例子：

我們先是默默地相視，逐漸商量起來，終於決定將現有的錢竭力節省，一麵登“小廣告”去尋求鈔寫和教讀，一麵寫信給《自由之友》的總編輯，說明我目下的遭遇，請他收用我的譯本，給我幫一點艱辛時候的忙。

小廣告是一時自然不會發生效力的；但譯書也不是容易事，先前看過，以為已經懂得的，一動手，卻疑難百出了，進行得很慢。然而我決計努力地做，一本半新的字典，不到半月，邊上便有了一大片烏黑的指痕，這就證明著我的工作的切實。《自由之友》的總編輯曾經說過，他的刊物是決不會埋沒好稿子的。

如果稍微熟悉一點魯迅和周作人在東京時的生活，就知道二人不停地寫稿、投稿（例如二人共同給《河南》雜誌投稿）、翻譯，尤其是兄弟二人合力翻譯《域外小說集》。之後他們籌措資金，尋找出版商，終於在一年後出版了《域外小說集》。在《神州日報》《時報》他們做的售書“小廣告”，其中《時報》上不乏這樣的廣告詞：“是集所錄，率皆近世名家短篇。結構縝密，情思幽眇，各國競先選譯，裴然為文學之新宗，我國獨闕如焉……至若裝訂新異，紙張精致，亦近日小說中所未睍也。”[25]這個經曆，周作人後來也很認真地寫在《知堂回憶錄》裏。[26]

至於《自由之友》總編輯說的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兄弟二人在日本時期寫稿、投稿與雜誌主編聯係那些事宜，包括兩人翻譯《碳畫》投稿《小說月報》被拒絕。周作人在《知堂回憶錄》中對於翻譯《炭畫》的事寫道：“可是譯本的運氣很壞，歸國以後，於民國二年寄給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社，被退了回來，回信裏說：‘雖未見原本，以意度之，確係對譯能不失真相，因西人麵目俱在也，行文生澀，讀之如對古書，頗不通俗，殊為憾事。’……後來又寄給中華書局去看，則不讚一詞的被退回了。”[27]涉及翻譯《黃薔薇》時，周作人寫道“那時的廣告恰巧尚是保存著”：“此書體式取法於牧歌，描寫鄉村生活，自然取景，雖運用理想，而不離現實，實為近世鄉土文學之傑作。周君譯以簡練忠實之文言，所譯牧歌尤臻勝境。”[28]對於翻譯事，周作人在《知堂回憶錄》裏有大量篇幅和筆墨，包括第一部譯稿賣了稿費兩百元，第二部譯稿被退回，二人在翻譯過程中的種種遭遇，其中提及兄弟經常變換著口譯、轉述、筆述，也有的時候周作人“專管翻譯起草，魯迅修改謄正”[29]。

限於篇幅，更多的小說文本和實際生活對照，這裏不能一一列出和解讀，隻能簡單示例如下：

小說中寫涓生和子君“最多的是尋住所”，不免讓人聯想起魯迅和周作人在東京時搬出伏見館後先後入住東竹町、中越館、西片町等多處住所；涓生做校對的事，周作人在《知堂回憶錄》裏提及許壽裳“給魯迅找到校對的事務，稍微得到一點報酬”[30]；小說中提及子君說“我們幹新的”“來開一條新的路”，會讓人聯想起兄弟二人在東京準備要辦的雜誌《新生》，雜誌未辦成後二人開始合作翻譯小說《域外小說集》；小說中的“屋子裏總是散亂著碗碟，彌漫著煤煙”，與周作人筆下伏見館中的一些不愉快的情形[31]有些相像；小說中子君養的油雞以及與女房東鬧意見，與八道灣時盲詩人愛羅先科弄回小鴨子惹出用價錢昂貴的泥鰍喂養的是非[32]異曲同工；子君的淨身出戶與魯迅搬離八道灣的情形似乎有一比；子君被家裏人接走後病死，大概是魯迅要告訴周作人自己因為兄弟失和大病了一場（魯迅11月8日日記載：“夜飲汾酒，始廢粥進飯，距始病時三十九日矣”[33]）；涓生操心家裏的經濟收入和子君向來不大在意，與現實生活中魯迅操心八道灣一大家族人的收支而“周作人時常在孩子大哭於旁而能安然看書”[34]幾乎如出一轍；涓生討厭子君在他寫作時喊他吃飯，許廣平在《魯迅回憶錄》裏寫到“魯迅在創作時，不願意有人打擾他。若在創作時叫他吃飯等就不高興” [35]，想來這一習慣周作人也是知道的。

以上小說中的種種，與周氏兄弟情誼和生活經曆，在旁觀的讀者都有如此之多的聯想和實證，何況作為當事人的周作人，那些點點滴滴應該曆曆在目，那些心照不宣之處，更應該心領神會。

如果上述小說中的諸多描寫和兄弟二人的真實生活場景遙相呼應的話，那麽小說中還有一些稍微隱晦的話，就可以有針對性地解讀了。比如小說中說的“人們真是可笑的動物，一點極微末的小事情，便會受著很深的影響”。這話的意思是魯迅在嘲諷原本兄弟之間那麽深的感情，結果因為“一點極微末的小事情”鬧得不但不歡而散，甚至1924年6月11日日記中記錄的“詈罵毆打”[36]，通常說的兄弟如手足的親情竟然如此脆弱不堪。

再如，小說中的“其實，我一個人，是容易生活的，雖然因為驕傲，向來不與世交來往，遷居以後，也疏遠了所有舊識的人，然而隻要能遠走高飛，生路還寬廣得很”。這話的意思應該是魯迅想說，原本自己一個人生活時，簡單而且低消費，還能經常與朋友喝酒應酬，不時地去書店買書——這些魯迅日記都可以證明，後來買下八道灣，將一大家子人聚集到一起後，卻因為支出經常大於收入，所以常常導致入不敷出，向朋友借貸。許廣平在《魯迅回憶錄》中轉述魯迅的話：“自己負擔輕，他們需用，就交給他們用好了”，“我總以為人不要錢總該可以家庭和睦了罷，在八道灣住的時候，我的工資收入，全行交給二太太，連周作人的，不下六百元，而每月還總是不夠用，要四處向朋友借，有時借到手連忙回家。又看到汽車從家裏開出，我就想：我用黃包車運來，怎敵得過用汽車帶走呢？”“她們一有錢又往日本商店去買東西了，不管是否急需，都買它一大批，食的、用的、玩的，從醃蘿卜到玩具，所以很快就花光了。又訴說沒有錢用了，又得借債度日。”[37]上述言論不僅是魯迅和許廣平的一麵之詞，魯老太太、周建人、俞芳、許壽裳等都有文章為證。魯迅既然對管家的周作人太太羽太信子頗有意見，那麽小說中的這一句“現在忍受著這生活壓迫的苦痛，大半倒是為她”，其批判指向就很明顯了。

隨之，小說中的“子君的識見卻似乎隻是淺薄起來，竟至於連這一點也想不到”，“我揀了一個機會，將這些道理暗示她；她領會似的點頭。然而看她後來的情形，她是沒有懂，或者是並不相信的”等句，意思也就都清晰起來。那就是魯迅通過小說再次向周作人點明也是抱怨，自己曾經找過幾個機會，跟他委婉地提醒弟媳信子掌家大手大腳、闊綽過度的問題，可是周作人對於家庭生活的“識見”實在是麻木到“淺薄”，根本意識不到魯迅所指出的那些問題的嚴重性。許廣平在《魯迅回憶錄》裏就說：魯迅指出管家徐坤揩油、小孩子玩火等，“周作人視而不見，惟整日捧著書本，其他一切都可列入浪費精力和時間之類的處理生活方法”[38]，“魯迅有時還為周作人原諒：說他‘太木’（紹興語），不知不覺的意思”[39]。

最後來看小說的末尾處：“我仍然隻有唱歌一般的哭聲，給子君送葬，葬在遺忘中。我要遺忘；我為自己，並且要不再想到這用了遺忘給子君送葬。我要向著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我要將真實深深地藏在心的創傷中，默默地前行，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這樣一種陰冷、絕情又夾雜著堅忍、向上的抒情，是魯迅要向弟弟表示，自己在努力忘卻那段悲傷和痛楚，雖然艱難，但也要努力說服自己爭取開始新的生活。到這裏，再來回看周作人在《知堂回憶錄》裏所說的：“《傷逝》這篇小說很是難懂，……乃是全個是‘詩’，詩的成分是空靈的，魯迅照例喜歡用《離騷》的手法來作詩，這裏又用的不是溫李的辭藻，而是安特來耶夫一派的句子，所以結果更似乎很是晦澀了。”[40]的確，魯迅是用安特萊耶夫式的“離騷”抒情手法，來晦澀表達他人生中堪稱最最痛楚的一段手足情絕。

關於小說《傷逝》，以上這種肢解性、紀實性、實證性的解讀，實在是出於不得已，甚至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最笨、最不具備文學賞析性的文學評論，不但不討彩，還難免會出現一廂情願的想當然和自以為是，甚至有些地方會犯張冠李戴式的錯誤。但有一點應該承認，這是對周作人的觀點進行的一次證據充足的切實回應和補充。如果這樣說還能有幾分事實基礎和內在邏輯的話，某種意義上也是對《傷逝》表麵的愛情主題進行一次修正。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傷逝》作為一個小說，有多種解讀的可能和空間，或者說文本分析本身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研究者們也盡可以發揮才能和想象，但是無論如何解讀，首先不能單純地把它看作是愛情小說，而且更要重視昔日與魯迅接觸最多、對魯迅最了解的周作人的意見，否則不但解讀和研究太表麵化、不得要領，甚至還會望文生義、誤入歧途。當然，如果進行完全顛覆性或確認式的解讀，還需要再做一篇基於此的文本解讀，包括對主題思想、寓意和行文邏輯進行分析，這要留待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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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第36頁。

[②] 朱棟霖、吳義勤、朱曉進：《中國現代文學史1915—2016》（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52頁。

[③] 朱棟霖、吳義勤、朱曉進：《中國現代文學史1915—2016》（上），第52頁。

[④]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第41頁。

[⑤] 朱棟霖、吳義勤、朱曉進：《中國現代文學史1915—2016》（上），第53頁。

[⑥] 朱棟霖、吳義勤、朱曉進：《中國現代文學史1915—2016》（上），第53頁。

[⑦] 薑異新：《莫言孫鬱對話錄》，《魯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11期。

[⑧] 曹文軒：《小說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第142頁。

[⑨] 李薦儂：《讀<傷逝>的共鳴》，《世界日報》，1926年9月27日（28）。

[⑩] 李薦儂：《讀<傷逝>的共鳴》，《世界日報》，1926年9月27日（28）。

[11]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魯迅研究室：《 1913-1983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1），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

[12] 李長之：《魯迅作品中的抒情成分——魯迅批判之四》，《益世報》，1935年6月26日。

[13] 周作人：《知堂書信》，北京：華夏出版社1994年，第292-293頁。

[14] 周作人：《知堂回憶錄》（下），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第536頁。

[15] 周作人：《知堂回憶錄》（下），第535頁。

[16] 喀都路斯：《傷逝》，周作人譯，《京報》，1925年10月12日。

[17] 朱正：《一個人的呐喊：魯迅1881-1936》，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7頁，第155頁。

[18] 張潔宇：《“度日”與“做人”：<傷逝>的兄弟隱喻與人生觀分歧》，《學術月刊》，2018年第11期。

[19] 《魯迅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94頁。

[20] 倪墨炎：《魯迅收藏的周作人著譯》，《文匯報》，2009年2月3日。

[21] 周作人：《魯迅小說裏的人物》，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第241-242頁。

[22] 周曄、周建人：《魯迅故家的敗落》，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41-254頁。

[23] 周作人：《知堂回憶錄》（上），第181頁。

[24] 周作人：《知堂回憶錄》（上），第241頁。

[25] 郭長海：《新發現的魯迅佚文<域外小說集>（第一冊）廣告》，《魯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1期。

[26] 周作人：《知堂回憶錄》（上），第289-297頁。

[27] 周作人：《知堂回憶錄》（上），第304-305頁。

[28] 周作人：《知堂回憶錄》（上），第305-306頁。

[29] 周作人：《知堂回憶錄》（上），第268-271頁。

[30] 周作人：《知堂回憶錄》（上），第291頁。

[31] 周作人：《知堂回憶錄》（上），第259-261頁。

[32] 許廣平：《魯迅回憶錄》，第67頁。

[33] 《魯迅全集》第15卷，第487頁。

[34] 許廣平：《魯迅回憶錄》，第63頁。

[35] 許廣平：《魯迅回憶錄》，第212頁。

[36] 《魯迅全集》第15卷，第516頁。

[37] 許廣平：《魯迅回憶錄》，第61-64頁。

[38] 許廣平：《魯迅回憶錄》，第63頁。

[39] 許廣平：《魯迅回憶錄》，第67頁。

[40] 周作人：《知堂回憶錄》（下），第535-5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