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亞. 伍爾夫的足跡 In The Footsteps of Virginia Woolf (4)

梅克倫堡廣場37號（1939–1940）- Mecklenburg Square

1939年8月伍爾夫夫婦搬入了倫敦的最後一處住所位於梅克倫堡廣場37號，在1940年9月倫敦大轟炸 期間被毀。

1939年戰爭的爆發打破了這種平衡。塔維斯托克廣場遭受了轟炸。伍爾夫一家租下了梅克倫堡廣場37號的地皮，但卻從未真正安頓下來。轟炸的危險迫使他們長期居住在蒙克之屋 (Monk’s House) 。對倫敦的訪問卻很短暫。

 1940 年 2 月，弗吉尼亞寫道： “……走向倫敦塔的路；那就是我的英格蘭：我的意思是，如果一枚炸彈摧毀了那些掛著黃銅窗簾、彌漫著河水氣味、還有一位老婦人在讀書的小巷，我的感受——嗯，就像愛國者的感受一樣。”

 

有關弗吉尼亞·伍爾夫在倫敦各處住所的描述和插圖，參見讓·莫克羅夫·威爾遜（Jean Moorcroft Wilson）的書《弗吉尼亞·伍爾夫，生活與倫敦：地方傳記》（Virginia Woolf, Life and London: A Biography of Place，1987年）。

 

戰爭

弗吉尼亞的許多朋友都反對戰爭，弗吉尼亞本人也從和平主義和反審查的立場出發反對戰爭。1916年，倫納德因健康原因免於征兵。 1916年，在羅傑·弗萊（Roger Fry）的推薦下，伍爾夫夫婦雇傭了兩名仆人；洛蒂·霍普 (Lottie Hope) 為其他一些布盧姆斯伯裏派成員工作，內莉·博克索爾 (Nellie Boxall) 則一直和他們在一起直到1934年。

1939年，在閃電戰的初期，他們搬到了附近的梅克倫堡廣場 (Mecklenburg Square) ，1940年8月，當德國轟炸機每晚鬥盤旋在羅德麥爾（Rodmell）上空，

然後到了Lewes附近的蒙克之家（Monk’s House）。

弗吉尼亞. 伍爾夫拒絕戰爭宣傳，她把戰爭歸咎於父權製下男性對權力不時病態的狂熱。 她重新定義前人對於奴隸製的抨擊，並認為所有人，不論國籍，皆已被“男人頭腦中下意識的希特勒主義”，即對統治權的渴望所奴役。“奴役” 一詞也反複出現於她隨筆《和平——空襲中的思索》（ ‘Thoughts on Peace in an Air Raid’）。這篇隨筆已向人們拉響警鍾， “希特勒主義” 不僅是對 “敵人” 的鉗製和打壓，同時也會滲透並蠶食自己戰士的思想。

他們的居住在布盧姆斯伯裏的塔維斯托克廣場52號的家在1941年被摧毀。

弗吉尼亞. 伍爾夫再也沒有居住在倫敦。

 

死亡 （1941/3/28）

在完成了她最後一部小說《幕間》（Between the Acts，1941，死後出版）的手稿後，伍爾夫陷入了一種類似於她之前經曆過的抑鬱症。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在倫敦大轟炸期間，她在倫敦的住所被毀，而她關於已故朋友羅傑·弗賴（Roger Fry）的傳記市場反響不佳，都使她的病情惡化，直到無法工作。當倫納德加入英國國民軍時，弗吉尼亞表示反對。她堅持和平主義，批評丈夫所穿的“愚蠢的英國國民軍製服”。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後，伍爾夫的日記表明她癡迷於死亡，隨著她的情緒越來越低落，這一點越來越明顯。

在蒙克之屋 (Monk’s House)，弗吉尼亞陷入了沉思。戰爭讓她感到沮喪。她為下一本書《幕間》（Between The Acts）而擔憂。倫納德也開始擔心，勸說她於1941年3月27日去見奧克塔維亞·威爾伯福斯醫生。第二天早上，她給倫納德寫了一張便條。

1941年3月28日，伍爾夫在自己的口袋裏裝滿了石頭之後，投入她家附近（Lewes Town）的烏斯河(River Ouse)自盡。直到4月18日，她的屍體才被發現。她的丈夫將她火化後的骨灰埋在了薩塞克斯郡(Sussex)羅德梅爾（Rodmell）的住所蒙克之屋（Monk’s House）花園裏的一棵榆樹下。

在寫給丈夫的遺書中，她寫道：

“最親愛的， 我確信我又要瘋了。我覺得我們不能再經曆一次那種可怕的時刻了。這次我不會康複了。我開始聽到聲音，我無法集中注意力。所以我在做似乎最好的事情。是你給了我最大的快樂。你已經盡了人之所有所能的。我不認為，在這場可怕的疾病來臨之前，會有兩個人有比我們更幸福了。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知道是我毀了你的生活，沒有我的話你可以去工作。你知道的。你看我連這個都寫不好。我沒法閱讀。我想說的是，我一生的幸福都歸功於你。你對我很有耐心，而且非常好。我想說，每個人都知道。如果有人能救我，那一定是你。一切都離我遠去了，除了你的善良。我不能再繼續破壞你的生活了。我想，沒有兩個人能比我們以前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