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的夢與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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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生萬物》成為一部頗為搶眼的電視劇。它通過跨越半個世紀的人生故事，為觀眾呈現了一幅極為獨特的生活畫卷。加之演員們精湛的表演，使這部劇不斷引發熱門話題。
在此前的文章中，我曾指出，這部電視劇顛覆了長期主導中國政治生活的階級鬥爭話語體係。它通過對人物深刻的人性分析，建立了以善惡而非出身來評判正反角色的標準。無論一個人家庭背景如何，隻要他善良、勤勞，依靠勞動滿足自身需求並積累財富，他就是好人。在這一框架下，劇中所塑造的地主，也可能是正麵人物。
在我們熟悉的階級鬥爭敘事中，劉文采、周扒皮、黃世仁等地主惡霸幾乎是邪惡的化身，他們正是因地主身份而被定性為惡人、敵人的。而在《生萬物》中，天牛廟村的首富寧學祥雖然有催租等大地主的特征，卻同時是極為勤勞的農民。他會背著糞筐拾糞，在農忙時下地勞作，對土地有著超乎尋常的敏感和癡迷。他不僅土地多，農業知識也遠超一般農民，財富來源於世代的勤儉與勞作。在這樣的描寫中，他並非傳統毛式話語中的惡人，而更像是一個超級農民。電視劇通過對地主的這種人性化塑造，擺脫了階級鬥爭的簡單二元界定，將他們還原為有欲望、有憂慮、有責任的活生生的人。寧學祥也需要養家糊口、精打細算，他的訴求與普通農民並無二致。
在寧學祥與銀子的婚姻故事上，電視劇同樣打破了“白毛女”式的舊敘事。在《白毛女》中，黃世仁以逼租為名強娶喜兒，體現赤裸裸的霸占與邪惡；而《生萬物》裏，銀子之所以同意嫁給寧學祥，是出於家庭生計的考慮。她主動走進寧家，並在與寧學祥的關係中以交易方式換取家中五口人的口糧和弟妹的學費。所以她並非完全被動，而是采取交易策略，每一次與寧學祥的關係都有明確回報要求：地瓜幹、口糧、學費。她的“初次”已獻給心愛的鐵頭，這確立了她的主體性。寧學祥與銀子的關係不是階級鬥爭的敵我，而是人的故事，複雜而曖昧，幾十年下來，倆人過得也挺好。孩子的身世懸而未決，更增添了戲劇張力。雖然這種婚姻仍有壓迫的成分，但至少表麵上是你情我願，而非強取豪奪。
大地主寧家的子女也走上了不同道路，並未沿襲“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套路。長女繡繡因婚姻機緣，嫁給貧寒的封大腳，逐漸適應了艱辛的生活，學會了各種農田技能，最終成長為首任村婦女主任。寧家兒子寧可金則在民團、國民政府軍、八路軍之間幾經輾轉，最終成為抗日英雄。地主家庭出身的他，依然能成為保家衛國的勇士。這種人物塑造在以往階級鬥爭敘事中幾乎無法想象。
相應地，出身貧農的角色也未必是好人。封四好吃懶做，最終淪為土匪幫凶，不得好死。他的兒子膩味後來更是投靠日本人，作惡多端，而另一個兒子在繡繡和封大腳的撫養下，卻成長為憨厚正直之人。劇集強調：決定一個人善惡的，並非出身，而是個人的選擇與品性。
費家嫂子的故事更是這種敘事的典型。她辛苦持家，善待佃戶，但在精神創傷之下，為捍衛家族香火而毒死蘇蘇和郭龜腰，成為矛盾複雜的人物。她既是封建製度的犧牲品，也是其頑固的維護者。同樣，加入共產黨、堪稱英雄的費文典，在婚姻上卻缺乏責任感，拋棄蘇蘇，在蘇蘇的悲劇中也有他的一份責任。這些角色都突破了“階級決定善惡”的固定邏輯，而轉向人性多元化層麵的矛盾與困境。
正因如此，《生萬物》在前半段充滿人性光輝和反傳統意識形態的魅力。然而，結尾段的敘事處理卻顯得倉促與矛盾。劇情跨越幾十年，從抗日戰爭直接跳到建國後的1964年的洪災，再跳到到1986年古鎮開發，卻幾乎完全略去了土地改革、解放戰爭、人民公社與文化大革命等重大曆史事件。這樣一筆帶過，既抹去了殘酷血腥的曆史現實，也削弱了此前人性敘事的銳度。曆史現實中，地主不太可能像寧學祥那樣主動獻地，平靜離世，而極有可能是在土改中被清算，被批鬥，被法辦，其地主家族子女在文革中亦會普遍受到歧視與迫害。電視劇對這些曆史幾乎隻字未提，顯得過於回避與美化，使其前期的顛覆性話語顯得有些半途而廢。
此外，電視劇過分渲染土地的力量，強調“留守土地、種糧為本”才是幸福生活的根基。寧學祥和封大腳都告誡子女要老老實實守在土地上，繡繡也最終放棄了經濟作物丹參的嚐試。這種敘事背後包含著保守甚至反動的觀念。事實上，近代中國的落後，正是因對土地的執念與對工業化、現代化的抗拒。1949年後，農民被嚴格束縛在土地上，種植糧食幾乎成為唯一選擇。任何經濟作物都被視為資本主義的尾巴，受到政治上的批判。
隻是到了1979年以後的改革開放，鄧小平以“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政策，才使人們逐漸擺脫土地的束縛。大批年輕人離鄉打工，農民也不再隻種糧食，而是栽種經濟作物、發展養殖業，由此逐步走出貧困。六十年代常見的靠乞討為生的現象大為減少。改革後幾億農民逐漸脫貧、實現溫飽，根本上得益於改革開放，得益於擺脫土地的桎梏。這與電視劇中對隻種糧食的宣傳形成鮮明對比。對照現實，《生萬物》所傳遞的“土地情結”不僅落後，而且與改革開放的精神相去甚遠。
“生萬物”原本是一個令人好奇的無主句，而看到後來我們才逐漸發現電視劇賦予給這個這個無主句的主語其實是土地，即“土地生萬物”。但曆史現實告訴我們，土地雖能孕育生命，卻並非唯一的依靠。真正能讓人類生活改善的，是如何超越對土地的盲目執念，而是拓展土地之外的更廣闊的發展可能性。從這個角度看，電視劇對土地的執迷，反而成為其保守落後的象征。
總體而言，《生萬物》通過細致的人性描寫和善惡剖析，成功突破了毛時代階級鬥爭話語的桎梏。但它對真實曆史的忽略與對土地的過度頌揚，使其陷入了某種荒謬可笑的自我矛盾。它對舊話語的顛覆顯得虛弱和不徹底，甚至帶有某種懷舊與美化。這部劇在藝術上精彩，在思想上卻存在著明顯局限，尤其在回避殘酷曆史現實時，失去了本應更鋒利的人文主義銳氣。
2015.8.24 於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