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的夢與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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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觀看國產犯罪題材電視劇時，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編劇和導演在處理反派角色時，常常采用一種"道德模糊"的手法。這些角色既非純粹的惡人，也非傳統意義上的英雄，而是遊走在善惡邊緣的複雜人物，讓觀眾陷入一種微妙的情緒——對壞人恨不起來，反而有一種讚歎和欣賞情愫。這種處理方式讓故事敘述呈現出獨特的魅力，也引發了不少思考。
剛剛完結的《棋士》就是典型例子。王寶強飾演的崔業本是一位圍棋大家，獲獎無數，在少年宮教書，生活雖不富裕卻也安穩。如果不是孩子突患重病，他或許會一直過著平淡的日子。但命運弄人，孩子的病讓他不得不鋌而走險。從傳統道德角度看，崔業是罪犯，是"壞人"；但劇情的處理卻讓觀眾無法簡單評判。他行騙的動機純粹是為了籌錢救子，甚至目標也經過"篩選"：比如從真壞人王紅羽那裏騙走300萬時，觀眾並不覺得他卑劣，反而驚歎於他精密的設計。盡管王紅羽是明顯的受害者，但崔業的"取之有道"讓人難以反感。他甚至在計劃中明確表示：隻要孩子得救，他都願意事後投案自首。這種複雜的人物塑造，讓觀眾在道德判斷上陷入了兩難。
劇中另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廠長的兒子夏生。這個角色跟著哥哥參與了銀行搶劫，但他本質單純，甚至在遊戲廳與女孩夏雨產生了真摯的感情。他對夏雨的付出純粹而熾熱，甚至願為她付出一切。最終他被同一團夥的耿新貴害死，這一結局不僅沒有讓觀眾拍手稱快，反而因他與夏雨的悲劇離別而心生惋惜。
這種善惡模糊的處理手法在近年犯罪劇中並不少見，比如《大河之水》中的趙明達，本是儒雅的大學教授，卻因女兒患怪病需巨額醫療費，被迫加入偷稅集團。他設計的騙局精妙絕倫，甚至直言：為了女兒，我可以赴湯蹈火。可惜的是，他在最後一刻選擇逃跑，未能像崔業那樣堅守"自首"的承諾，這讓他的“好壞人”形象蒙上一層陰影。
《黃雀》中秦嵐扮演的黎小蓮亦是如此。她本是一名醫務人員，但因弟弟癱瘓在床，不得不在黑幫脅迫下走上犯罪道路。盡管行為違法，她對弟弟的照護與牽掛卻讓觀眾動容。這些角色的共同特點是：他們都有迫不得已的犯罪動機，都保留著基本的人性光輝，都讓觀眾在譴責其犯罪行為的同時，又對其處境產生同情，甚至共鳴。
這種敘事手法為故事增添了獨特的魅力。人物不再是非黑即白的符號，而是被命運逼迫的普通人；觀眾的情緒也不再單一，而是在道德判斷上陷入無奈的糾結，劇情也因此更具張力。善惡界限模糊後，結局往往更具衝擊力。但值得注意的是，當"因家人患病而犯罪"成為標配套路時，觀眾難免審美疲勞。比如熱播劇《烏雲之上》中的李洪濤扮演的資深退休警察趙文斌，是警方內鬼，而其犯罪動機又是"女兒需要換腎"，需要大筆醫療費用。這種重複的設定難免讓人產生似曾相識的感覺。
不過，作為觀眾，我們或許不必過分苛責這種創作傾向。畢竟，現實中的善惡本就難以一刀切，而影視作品的魅力，恰恰在於呈現這種複雜性。當我們在屏幕前為這些"好壞人"唏噓不已時，也許正是創作者最想達到的效果——讓我們在娛樂之餘，對人性的複雜多一份思考。
2025.4.8 於美國佛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