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一對偽命題，卻又實實地存在著。咋說？
那個《繁花》花繁一時也就飄落至無息了。我曾掙紮著試圖看完它，源於一個滬上人揮之不去的鄉念與故情，還是如同掙紮著沿著幾位朋友的指點去看《甄嬛傳》，可憐的我，如何掙紮也切不進去啊。
《繁花》多少還是看了將近九集，越看越不想看了。我不知道那是因為那部片子是一個號稱上海人的人拍的緣故，還是那些花團錦簇的溶入本身就不那麽地道正中了的緣故，總之，作為地道老上海人的我看不下去。是上海人變了還是我在國外待得太久以致嚴重脫離脫節了？《繁花》說的是九十年代的上海啊，應該會有很多我記憶中的事實景象；還是疑惑，畢竟，整個的九十年代我是在曼哈頓度過的，整整十年間我隻回過大陸一次，由此勉強可推論，問題不在導演、編劇和演員們的身上。也就去和本世紀初來美的同鄉好友聊了下，發現，那些完整度過上海九十年代的人兒，也是不能苟同於那部電視劇的熱鬧和呱噪；細節之處都是笑話。心想，和周立波嘴裏的上海及上海人文種種相比，《繁花》差得太遠了。玩顏色線條光景和橋段？功夫不行，道行不夠啊。嗬嗬。
也有相同處，比如說上海人嘴裏潛意識裏“根深蒂固”的“不響”之舉。
重提“不響”二字是因為今日早晨和權杖的對話內容。她說及的一些事，末了都會不斷強調“不響”二字的重要性。權杖是個不喜歡聲張的人，說話也是軟軟笑笑不願涉及具體的。說到小兒子最近的一些個進展，她是非常開心欣慰的，於是，越是開心就越是強調“悶聲不響”的重要性。這大約和國人尤其是上海人常說的“悶聲發大財”有關吧。
記得很小的時候，我就被周圍幾乎所有人冠以“西式流派”的帽子，大約我和一般國人的思路想法行為不太一樣的緣故吧，很小還就開始喝咖啡，外出基本吃西餐，工作也是用“鳥語”。我對上海人“不響”的理解是非同常人的？
我對權杖的講法是，“不響”也是就是一種“響”，就看對象、內容、場景和時間點了。我們都是人，活在人世間，社會裏，因此，所有的人都會有與人的接觸和溝通。人是種需要社會活動尤其是溝通的動物，不比其它的。要你不說，要他不講，要我始終遇事經常心地“不聲不響”，是個人就都做不到。這種事，沒有絕對性。對象、內容、場景和時間點不同時，是沒有多說的必要性，可人是個社會集體性動物，喜歡交流，熱衷互通，你也不能“寒江獨立”了自詡，也不可能去到“桃園裏”，依水抱山，示以“高潔”。必要可有的情況中，順杆子爬，就坡兒滾，斜插裏嘰歪，橫貫內噴沫都是會有的事，無非是應了景兒湊熱鬧，圖個似是而非可有可無的“空歡喜”，沒什麽大的本質講究在其中就是了。
關於孩子，他也不可能對自己做的事做到絕對的“不聲不響”。成也罷，敗也好，也會與人溝通涉及的。他們有他們的對象、內容、場景、時間點和說與不說的把控，不必過於計較或是幹涉的。有些個孩子，為了成功要與人溝通，也會為了自己的挫折和不利與人訴說。都很正常的。在此類情況下，“不響”和“悶聲”都不是好的方法和做派。人，還是坦誠爽朗開闊了好些。此外，他們如果在自己的領域裏大旗飄揚、高歌猛進，揮戈乘勝了，也是需要和圈內更高級的人兒接觸的。此刻，不聲不響、默不作聲便是弊端了。氣胸格局小了的話，何以成事又何以大成？不可取！
在我可憐的社交圈裏，我比較會“不搭”。很多事不是變成不知樣，就是不去涉及了海闊天空。我沒那時間和精力。很多的話題不屬於我，說來何用？也有搭與不搭的渾濁時刻，那就采取“踏萍而過”的做法，嗯呀哦啊地應付了了事。回頭也就選擇忘去，省得背負了許多的無厘頭和雞毛蒜皮，一路丟人。
那日說及山頂刀神，次日又談到了關外本山。我就采取“少響”和“少搭”的“混合雙打”。“少響”是我有看法不得不響（發聲），“少搭”是因為多說無益。結果是，不掃別人的興，也沒有將自己落入不合群的尷尬，弄僵了一刻會有的“社交場景”。不去火上加油，嘴裏填石也就是了。
我比較注重的是，說事到了了總要涉及了如果不是本質，起碼也是要點的。本質和要點不容易被看見抓牢的。而一個人一生有很多和太多的事是要講究本質和要點的。雖然不至於事事如此，但是老是不能和沒有也挺丟人的。另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是講話內容深層背底的邏輯，沒有這個的話，也挺丟人的。我總以為，為人處世總體上還是自重了為好，凡人凡事呢，也不是“不響”和“不搭”，而是盡量了“少響”和“少搭”。樂得心無煩雜，氣安神定；吃得飽，睡得好才好。嗬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