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知道我當過插隊的知青,到今年剛好50周年,走著走著一些老朋友也離開了這個世界。最近和幾位知青朋友在談論插隊時的趣事,我想有些故事寫出來也很有意思。
我是1974年高中畢業後去了浙江中部的武義山區插隊,開始在一個機械廠培訓,之後去農村拖拉機農機站,農忙時耕地,農閑時運輸,當然還要維修安裝所有的農機設備。那時沒有“回城”一說,都做了一輩子在鄉下的打算。想不到70年代末大批知青返城,一個偶然機會,我居然還抽到一個縣城的國營無線電廠當電鍍工人,之後才考進大學,畢業後留在杭州工作,後來自費出國留學,再後來在墨爾本定居。說是“坎坷人生”也談不上,但生活經曆象過山車,很折騰。
當時知青插隊前途不明朗,看不到盡頭,所以大家情緒上都有些悲觀和無奈。可是我比較樂觀,我不是武義本地人,家庭也沒有社會地位和關係,可是自得其樂,在農村的兩年多時間裏和知青好友變著法子玩,很開心,當然也闖不少禍。這個地方叫陶宅,確切說是大山和平原交界的地方,山清水秀,土地也比較肥沃,是比較富裕的地區。那裏的老百姓憨厚淳樸好客,生活都不錯,和知青的關係都比較融洽,但是當地老百姓比較閉塞保守。很多青年農民在接觸了知青之後,無論從知識上,理念上,生活習慣上,甚至衣著、飲食上都有很大的改變。
村裏為知青專門建造了宿舍,每人一間小套:裏間是睡房,外間是一個灶頭,自己可以開夥。大隊還劃分一片溪邊的土地給知青種植瓜果蔬菜,我們叫“自留地”,知青們都種不少蔬菜,除了知青之間分享,回城探家時還可以帶一些給父母親,很自豪。
那時的知青個個都是壯勞力,食量驚人,永遠是吃不飽的。我從小就會燒菜,家裏過年過節都是我在燒菜,所以要燒菜難不倒我。我插隊的時候帶一個煤油爐,那時老百姓叫“洋油爐”。肚子裏實在沒有油水,自己開小灶,村邊有個肉鋪,賣的肉非常新鮮,怎麽做都非常好吃。問題是隻要有點香味,房間裏擠得滿滿地,燉好一鍋菜,基本上頃刻之間掃蕩一空。
我們插隊之前的那個年代基本上什麽都吃,我也會弄,自己殺雞破魚,黃鱔取鱔片,做腰花,田雞扒皮,總之什麽都會。到了農村有天發現稻田水溝的田雞又大又多,於是用粗鐵絲做了一個叉子,不一會就捉了很多大田雞,到了溪邊把它們扒皮清理幹淨,回到宿舍準備炒田雞。村裏的青年農民不知怎麽知道的,一下子來了好多看熱鬧的,原來他們從小被告知田雞是不能吃的,身上有毒,吃了要死人。所以很多人來看好戲:這幾個知青貪吃田雞,個個會翻到在地上。
田雞炒韭菜最好,我就問:誰家有韭菜?誰家有生薑?一男孩撒腿就跑,不一會一大把洗得幹幹淨淨的韭菜拿來了,還帶一大塊薑。於是我就做了一個“田雞炒韭菜”,香氣撲鼻。可是沒有人敢吃,大家隻是看我們兩個知青吃完田雞炒韭菜。但是他們在觀察:當晚我們沒事,第二天沒事,後來也沒事。不久有人就提醒我:還炒田雞嗎?我家有韭菜。我不知道原由,再捉了幾隻大田雞,又做了一次“田雞炒韭菜“。這回還是來一大幫農民青年,但不是來看,菜一裝盤,立刻見底,一個勁說好吃。
後來我想再做“田雞炒韭菜”,可是到了田裏根本找不到一隻田雞,原來村裏農民家家戶戶捉田雞,誰都在做“田雞炒韭菜”。沒了田雞,我們後來在牛棚頂上裏捉麻雀,在泥塘裏捉泥鰍,在亂石堆裏捉蛇,總之什麽都吃,捉什麽做什麽菜。那個“麻雀炒粉幹”至今都忘不了。
很多年後我得知,這些小動物其實都是蟲害的天敵,對農業生產有益無害。大陸曾經遭受“三年自然災害”,很大的因素就是消滅了這些蟲害的天敵,導致一些人為的災害。來到澳洲我經常閱讀一些園藝,種植和有機生態平衡的書籍、雜誌和文章,他們就強調一種有機無公害,靠自然生態環境來種植蔬菜和糧食,利用動物昆蟲天敵來控製病蟲害,這是人類可持續生存發展的一種良性循環。這50年我幾乎再也沒有吃過田雞,麻雀和蛇之類的小動物,也對過去的無知深感內疚。
法國名菜“普羅旺斯田雞腿”
其實西方的大餐裏也有用田雞腿做的菜,我曾經在遊輪和法國大餐裏都品嚐到用田雞腿做的西菜,但我相信這些田雞都是飼養場養殖的,當然沒有野生的味道鮮美。就像很多人一樣,在選擇“美味佳肴”和“環境保護”之間,我寧可選擇後者,也應該選擇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