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世卮言》之《李慶霖寫信告禦狀》

孩子下鄉生活苦， 

直書主席石驚天。

人民領袖知民意，

親自回函還寄錢。

話說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布了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 隨後，全國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新高潮。

就在上山下鄉運動在全國如火如荼進行的時候，1973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遊泳池邊，收到了一封由王海容轉交過來的人民來信。

毛主席一貫重視群眾來信寄來的信，並盡可能地親自回信，他對人民來信做過這樣的批示：“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要給人民來信以恰當的處理，滿足群眾的正當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係的一種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的態度。如果人民來信很多，本人處理困難，應設立適當人數的專門機關或專門的人，處理這些信件。如果來信不多，本人或秘書能夠處理，則不要另設專人。” 1950年5月上旬，毛主席就回了近80封信，其中5月7日一天就回了18封信。

讀了王海容轉來的信之後，毛主席當即給寫信人寫了回信，並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從自己的稿費中取出300元寄給寫信的人。毛主席還問汪東興，這個人是不是黨員？如果是黨員，可以考慮推舉他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黨員，可以讓他出席四屆人大。還說，可考慮把這封信編入課本。

寫信的人叫李慶霖。李慶霖是何許人？他為什麽要給毛主席寫信呢？中共中央辦公廳直接通知新華社，要求先派記者調查。1973年4月29日，也就是毛主席給李慶霖回信的第四天，新華社福建分社記者（其實是福建分社副社長）賴玉章奉命來到莆田地委，要莆田地委派人和他一起去采訪李慶霖。

賴玉章坐了一輛人力三輪車到李慶霖所在的下林小學，當時李慶霖還在上課。下課後李慶霖見到有陌生人找自己，神情很是驚異。待辦公室沒有其他人後，賴玉章問李慶霖：“你有沒有給毛主席寫一封信?”

李慶霖沒有馬上回答，但看到賴玉章麵帶笑容，覺得應該不會是什麽壞事，於是就重重地點了點頭。

賴玉章接著說：毛主席看到你的信，親筆給你回了信。

李慶霖聽了臉上並沒有露出笑容，而是緊張而嚴肅地反問：“毛主席是怎麽回的?”

賴玉章念了信的內容，李慶霖的臉漸漸舒展開來，溢出興奮之情。

賴玉章說，毛主席還給你寄了300元，但這件事還要十分保密，晚上你到我住的招待所細談。

當晚7時多，李慶霖到了賴玉章的房間，談了兩三個小時一直到夜深才離去。

賴玉章最想知道的是，李慶霖是怎麽把信寄給毛主席的。

李慶霖說，他原本在信封上寫“毛澤東主席收”。他在去郵局的路上一邊走一邊心裏在打鼓，擔心毛主席收不到信，因為這之前他也給周總理寫了一封信石沉大海，他想周總理沒收到，那毛主席要看到這封信就更難了。走到半路，他腦子突然閃出一個念頭，他經常看到報道毛主席接見外賓，外交部王海蓉都在場，何不如把信寄到外交部王海蓉收。李慶霖說，他給王海蓉寫了一封短信，說自己家碰到天大困難，請她一定把信轉給毛主席。

賴玉章的主要任務是要了解李慶霖其人，於是就向他了解個人和家庭情況。李慶霖見來人並無惡意，就滔滔不絕地說起了自己的身世。

1929年，李慶霖出身在莆田縣城關一個極度貧困的貧民家裏。祖父當過乞丐，父親很小就被送到一家首飾鋪當學徒，以打製婦女首飾為業，但因生意蕭條，鋪子關門也到鄉下乞討，後來患上精神疾病，上吊自殺未遂致殘，年紀不大便喪失了勞動能力，全家人就靠母親打小工、當保姆維持生計。盡管家徒四壁一貧如洗，母親卻咬著牙節衣縮食硬撐著供李慶霖讀書。李慶霖的妹妹8歲就被送到一家草編店裏學編織草帽草席。1944年福建省立仙遊師範來莆田招生，免收學費還供應夥食，李慶霖便去報考，以優異的成績被錄取了。入學那一天，母親挑著行李陪著兒子，從很早上路，一直走到下午才到學校。李慶霖深知讀書機會來之不易，發憤刻苦，熬了4年到1948年畢業，分配到莆田縣黃石鎮沙阪小學，月薪為140斤大米，生活很清苦，但總算有一口飯吃。解放後，他被政府留用繼續任教。1951年，李慶霖與學校所在地的農村姑娘張秀珍結婚，婚後生有長子良模、女兒良培、次子良雄。1956年全家搬回城關老家居住。1958年他被調到沿海忠門公社前坑小學擔任教導主任，並擔任一個畢業班的班主任。才3個多月就初考，這個班因成績太差沒有一個考上初中。當年正逢大躍進時代，時興“插紅旗、拔白旗”，莆田縣教育局召開小學慶功大會，李慶霖等一批升學率低的班主任被宣布作為“白旗”拔掉，同時他被免去教導主任職務，工資由每月50.5元降為42.5元。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1969年福建省莆田縣為了做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對本地初、高中畢業生進行認真排隊，逐個摸底，挨家挨戶動員，思想不通的就先遷戶口、辦手續，甚至動用行政手段強製下鄉。李慶霖的兒子李良模也在這種情況下離開父母，到離縣城幾十裏外的貧窮山區荻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落戶。按當時的政策規定，知識青年下鄉後第一年的口糧和生活費由政府發給，口糧每月36斤，生活費每月8元。可是好景不長，口糧和生活費僅發了11個月就停了。知青們一年到頭在山區勞動，不僅沒有一分錢的分紅收入，而且連口糧也成問題，生活費用年年由家裏負擔，每年還要貼補幾個月的高價糧。加上城鄉生活存在一定的差別，城裏來的知青在農村生活不大習慣，勢必帶來許多具體困難。作為知青家長的李慶霖，對自己孩子麵臨的困難，難以解決，其心情可想而知。幾年過去了，李良模的處境一直沒有改變，且越來越嚴重。出於無奈，李慶霖隻好找有關部門反映情況，解決問題。

李慶霖先到兒子下鄉的荻蘆公社，向公社黨委反映情況，但問題未得到解決。他又去莆田縣革命委員會找知青的主管單位“四個麵向辦公室”反映，仍然毫無結果。最後，他抱著一絲希望來到莆田地區民事組，將自己兒子的困難以及自己向縣、公社反映問題的過程一並作了匯報，地區民事組答應同有關部門聯係。李慶霖滿懷希望在家等待，可結果還是石沉大海，杳無音信。

幾次反映情況無果，李慶霖決定決心告告“禦狀”，給中央領導寫信。1972年12月20日，趁學校放假，李慶霖躲在家裏，關起門來。由於事先有充分的準備，李慶霖隻花了兩個多小時，便一口氣寫下了兩千多字。信寫好後，他又反複推敲，刪去一些自己不很有把握的內容，多說自己孩子下鄉的實際情況，捎帶一下幹部走後門把子女調回城的“陰暗麵”，發泄一點自己心中的不平，並用稿紙抄正，毅然將信發出。

李慶霖看起來文弱書生，心裏卻潛藏著一種敢於與命運抗爭的強者精神。正因為這樣，他遭遇兒子上山下鄉中的困難，敢於向各級領導機關反映，敢於給周總理寫信，沒有收到回信也沒灰心，反而進一步想到給偉大領袖毛主席直接寫信。也許是他從小刻苦讀書積累下的紮實基礎，他的文字功底令人佩服。當年把毛主席複信和李慶霖的信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3]21號）向全國傳達，印發出來的是他原原本本的信，一個字沒有改動，原文中就沒有一個錯別字。

李慶霖給毛主席的信全文：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問好。

我是個農村小學教員，家住福建省莆田縣城廂鎮。家庭成份是貧民。我的教員生涯已有二十多個寒暑了。

我有個孩子叫李良模，是個一九六八年的初中畢業生。一九六九年，他聽從您老人家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導，毅然報名下鄉，經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區--荻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落戶務農。

在孩子上山下鄉的頭十一個月裏，他的口糧是由國家供應的（每個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費是由國家發給的（每個月八塊錢），除了醫藥費和日常生活中下飯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長掏腰包外，這個生活待遇在當時，對維持個人在山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是可以過得去的。

當國家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發給斷絕，孩子在山區勞動，和貧下中農一起分糧後，一連串的困難問題便產生了：

在山區，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來不見分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菜吃光了，沒有錢再去買;衣褲在勞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製新的;病倒了，連個錢請醫生看病都沒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開銷，更是沒錢支付。從一九六九年起直迄於今，孩子在山區務農以來，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費都得依靠家裏支持;說來見笑，他風裏來，雨裏去辛勞種地，頭發長了 ，連個理發的錢都掙不到。此外，他上山下鄉的第一天起，直到現在，一直沒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當地貧下中農的房子。目前，房東正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辦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另找住所。看來，孩子在山區，不僅生活上困難成問題，而且連個歇息的地方也成問題。

現在，如上述的許多實際困難問題，有關單位都不去過問，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這當家長的自行解決，這怎麽能行呀?有朝一日，當我見閻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後，那他將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個孩子又將初中畢業了，如果過不了明春的升學關，是否再打發他去上山下鄉呢?前車可鑒，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們這裏已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並不好好勞動，並不認真磨煉自己，並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係，走後門，都先後被招工、招生、招幹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曆史過程。有不少在我們地方上執掌大權的革命幹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需要”調用出去，說是革命幹部的子女優先安排工作，國家早有明文規定。這麽一來，單剩下我這號農村小學教員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沒有靠山，又完全舉目無親，就自然得不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而加以調用了。唯一的資格是在農村滾一身泥巴，幹一輩子革命而已。

麵對我們這裏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任人唯親的事實，我並不怨天，也不尤人，隻怪我自己不爭氣。我認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鄉務農的道路是走對了。我們小城鎮的孩子，平常少和農村社會接觸，長大了讓其到農村去經風雨見世麵，以增長做人的才幹，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當孩子在務農實踐中碰到的許多個人能力解決不了的實際困難問題，我要求國家能盡快給予應有的合理解決，讓孩子能有 一條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該不至於無理取鬧和苛刻要求吧。

謹此敬頌

大安!

 

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 李慶霖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這封信樸實無華，讓人讀了覺得真實可信，卻也不乏幽默感，很符合毛主席喜歡的語言風格。從全信內容看，李慶霖雖然把上山下鄉中的困難寫得很尖銳，但從頭到尾沒有一句否定毛主席親自倡導的這場上山下鄉運動，甚至讀不出信中有對整個上山下鄉運動的怨恨情緒。毛主席看了三天才下決心回信，他還建議把這封信編入學生課本中。

毛主席在《為人民服務》裏麵有一句經典的話，“隻要說得對，我們就找你的辦”，這就是對於人民的訴求的態度。

1973年4月29日晚，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主持召開中央高層領導人會議。會上，周總理在宣讀李慶霖的來信和毛主席的複信時，充滿激情地說：“一定要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項工作做好，不能再讓毛主席操心。”大家聽取了國家計委、勞動部分管知青工作負責人的匯報，並著重研究了下鄉知青的安置經費、口糧、疾病治療、婚姻、安置布局、表彰先進、學習和教育、打擊“壞人”、幹部帶隊和組織機構等一係列問題。會後，國務院農村部軍代表沙風根據周總理的指示，迅速組織了一支黨、政、軍三結合的七十多人工作隊，分12個調查小組，奔赴12個省、區調查了解情況，為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的召開做準備。

中共中央文件下發後，各地有關迫害、毆打、奸汙知識青年的案件相繼被揭露出來，並陸續反映到中南海的中國最高層。最先被揭露出來的惡性案件是黑龍江建設兵團第二師十六團團長黃硯田、參謀長李耀東兩人合夥奸汙和猥褻幾十名女知青的罪行。對此，不輕易發火的周總理再也控製不住自己的感情，憤怒地說：“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軟，不要畏縮，要大膽管。”

一石激起千重浪，各地迫害知青的案件隨之進一步得到揭露。嚴懲摧殘、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的舉動在全國大規模展開。與此同時，各地亦就李慶霖信中反映的走後門、貪汙挪用知青安置經費及建房材料等行為進行了查處。總之，李慶霖“告禦狀”事件，使上山下鄉運動中長期存在的具體問題得到緩解，並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知識青年的人身權利，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條件。

1973年4月29日晚，在中央領導人會議上，周總理嚴厲批評說：“中央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工作機構，怎能隻是設在計委勞動局下麵的一個小組？這麽幾個人，怎麽搞好工作？這個機構要加強，要適應工作發展的需要。”

隨後，國務院成立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由周總理親自主持，吸收李慶霖為領導小組成員，並要求各省、地、市、縣也成立相應的辦事機構。同時，放寬上山下鄉的具體規定，使知青插隊有更大的選擇，並采取措施改善下鄉知識青年的生活。

不久，中共中央以中發（1973）21號文件形式將李慶霖寫給毛主席的信和毛主席的回信件印發至全國基層公社一級，由此，李慶霖成了為知青鳴冤叫屈並改變其命運的先鋒戰士。與此同時，這個無法把握個人命運的小學教員也身不不由己地卷入政治上的漩渦……

1973年11月，李慶霖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談反潮流》一文，儼然以“反潮流”英雄自居，大講“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並表露出他不怕“身敗名裂”，要用“反潮流”來“名揚千古，流芳百世”。

毛主席除了給李慶霖親筆回信並寄錢外，還特地對他政治上的發展也囑為安排。1973年6月下旬，福建省委和莆田地委、縣委都得到了正式渠道傳來的一個內部消息：毛主席對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說：要問一下福建的李慶霖是不是黨員?如果是黨員，可考慮推選他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黨員，有入黨要求，可吸收他入黨並參加“十大”，如果沒入黨要求，可讓他出席“四屆人大”。毛主席對一個普通的小學教師的政治安排說得如此細致而具體，這令各級領導感到極大震動和高度重視。但是落實到具體行動上卻沒有一個人負責，至少沒有一個領導向李慶霖透露過毛主席的指示。因此李慶霖本人對此毫無所知。當年身兼福建省黨、政、軍一把手的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接到毛主席的這一內部指示後，把李慶霖召到福州親自接見，但也並沒有當麵說出毛主席的指示，隻是鼓勵李慶霖說，你有什麽要求可以提出來，包括政治上的和經濟上的。李慶霖就向韓先楚提出兩件事，一件就是1958年他被插上自旗受處分，他要求給予平反糾正；還有一件是他妻子曾經是國家正式職工，困難時期被辭退，要求給她恢複一份正式工作。韓先楚認為這兩件都事合理，很快就解決了，李慶霖被調到莆田全縣最好的一所小學即東方紅小學擔任領導小組副組長（副校長），還補發了從1958年到1973年被降低的工資，妻子也被安排到莆田第四中學當正式職工。

這是李慶霖出名後短短數月內實現的兩項要求，李慶霖心裏已經很滿足了，對於入黨要求他心裏沒有想過，因此也沒有提出來。後經賴玉章派人啟發，李慶霖才向莆田縣委寫了入黨申請書。莆田縣委接到李慶霖的申請後，馬上報告了地委和省委，接著各級領導及組織部門內部開始為李慶霖的入黨緊張運作，進行內查外調，但最終沒有在黨的“十大”召開前解決李慶霖的入黨問題，當然李慶霖就失去了參加“十大”可能受到毛主席接見的機會。拖延解決李慶霖入黨問題，主要原因是在調查中發現敵偽三青團檔案中有一份李在仙遊師範讀書時全班同學的名單，這份名單中有的名字前麵打勾，有的沒打勾，分辨哪一種是三青團員費了一些時間，到確定李慶霖不是三青團員而決定發展他人黨，時間已經拖到了“十大”之後。

李慶霖被卷入政治漩渦關鍵的時間點是1974年初開始的“批林批孔”運動。莆田地區當時派性鬥爭非常激烈，在全國都是有名的。李慶霖1973年出名後那一段，雖已開始走上政治舞台，但還沒有參與到兩派鬥爭中，經常說到的隻是反對他給毛主席寫信的一些人和事，更多談到的是社會上和黨內的不正之風，他最恨的是“走後門”，他當省高招辦副主任期間就不顧情麵頂住了一些領導幹部子女走後門上大學的事，而且還帶頭把自己的次子李良雄又送去上山下鄉，這在當時幹部群眾中都是認可並傳為美談的。

李慶霖有了一係列的官位頭銜並在政治上有一定的發言影響力之後，就成了一些政治力量利用的工具，批林批孔運動一開始就把他“包裝上市”，《紅旗》雜誌約他寫了談反潮流的文章，“四人幫”把李慶霖與遼寧省交白卷的張鐵生相提並論，樹為“北張南李”全國兩個“反潮流”的典型。李慶霖在這種輿論的吹捧下，頭腦發熱飄飄然起來並與日俱增。

李慶霖剛出名後第一次出差，都不懂得如何辦報銷手續，臨走時告別不是和別人握手，而是兩手抱拳連連作輯。他走後大家都笑著議論，真是書生一個。像這樣一個一生隻在小學教師崗位上的小知識分子，怎麽可能具備政治家的素質、眼光、見識和城府？但“文革”那種畸形的時代，卻借著毛主席回信的東風，一下子把他推到了高端政治的風口浪尖上，賦予了他極大的政治發言權，他再也不可能掌控自己的命運之舵，隻能隨著變幻莫測的險風濁浪起伏升沉。1973年他抨擊政治的矛頭還隻是局限於當地機關一些反對過他的人和事，而對各級當局領導安排他那麽多官銜還懷著感激之情，但從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開始，莆田地區乃至福建省的派性鬥爭就打著擁護“反潮流”的旗號纏住了他，把矛頭對準了當局領導，首先就把李慶霖的入黨時間拖延不能參加“十大”當做當局領導的大陰謀進行追查，進而把當地機關中反對他的一些人和事都當成是當局領導有計劃有步驟的策劃，並上綱上線到這是反對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李慶霖本人在這種氛圍中自覺不自覺地被推到第一線，和當局領導嚴重對立起來從而一發不可收。

1975年，李慶霖參加了四屆人大並當選全國人大常委後氣勢就更紅火了，派性勢力對他的吹捧、利用也無以複加。有人寫信向中央反映了李慶霖的所作所為，姚文元就派記者來福建調查。調查的結論卻是：“李慶霖同誌保持反潮流戰士的革命精神，對於錯誤傾向和不正之風，別人不敢說他敢頂”，“他同當地領導的矛盾實質上反映了在路線、方針、政策上的原則分歧”。這種結論當然使李慶霖更加有恃無恐。福建省委領導出於愛護向當時主持國務院工作的鄧小平反映他的問題。鄧小平批評說：“這個人入黨不久，尾巴翹得那樣高，要好好教育他，警告他，公開對他講，你這樣搞是要垮台的。”

在1976年“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李慶霖的活動範圍也從莆田當地發展到福建全省，他到處演說作報告，表態支持造反派，把各級當局領導當做鄧小平之流批判、打倒。在他的心裏，他完全把這當成擁護和捍衛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革命行動，他認為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中必須堅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一邊、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這樣才對得起大恩人毛主席!

1976年10月“四人幫”倒台之後，他自然成了“四人幫”在福建的代理人、黑幫、親信、爪牙而受到重重的懲處。10月底被宣布停職檢查，隨即被隔離審查了1年多，在莆田當地並被押到福州等各地，一天兩場三場批鬥，前後共有百多場批鬥會，也時常有過拳打腳踢，多次昏倒在地。1977年11月1日他被宣布正式逮捕。又過了1年多，莆田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他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被送到武夷山腳下的崇安勞改場關押改造。對此判決，李慶霖始終心存不服。他承認自己在運動中說錯話辦錯事，但說他是打砸搶分子及帶頭人他絕不承認。當時福建拍了一部轟動全國的著名紀錄片《鐵證如山》，其中有個鏡頭：莆田縣委大院裏有間掛滿槍支的房子裏，李慶霖被帶到這裏，鎂光燈閃過後就被帶出來，而解說詞說：“李慶霖組織武鬥隊，大搞打砸搶，專業武鬥隊有201個，參加人數有6700人。”1990年南平地區中級法院給予減刑到1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1994年3月他出獄後雖獲得了自由，但等待他的卻是貧病交加的生活窘狀，不僅沒有經濟收入，而且有帕金森、腦萎縮、肺氣腫、氣管炎等多種疾病纏擾。

一人落難、全家遭殃，李慶霖的妻子張秀珍被戴上“反革命”帽子並開除公職，“監督改造”3年，後來雖然給予平反，但一直到她1997年去世也沒恢複公職。長子李良模，李慶霖有權有勢時並沒有趁機安排他回城工作，而是繼續讓他留在原地萩蘆公社水辦大隊，後來在那裏入黨，並在萩蘆公社擔任一個掛名的黨委委員，李慶霖被關押後他也很快被免去職務，到1980年全公社知青都回城安排了工作，唯有他一個人仍留下來勞動，1982年好不容易招工到仙遊糖廠當廠區鐵路的養路工，以後當上小火車司機，在一個鎮的土地所工作。次子李良雄是在毛主席複信後，李慶霖帶頭又把他送去上山下鄉，後來作為身邊沒有子女政策安排回城到縣公安局工作，李慶霖被抓後也被開除出縣公安局。重新回到插隊的知青點，但是知青辦不要，街道也不收，他隻好把戶口揣在口袋裏去打短工，直到1996年才安排到他母親原來工作的莆田四中當一名職工。

在李慶霖遭難直至2004年去世的近30年中，唯一讓李慶霖精神感到欣慰的是，全國兩千萬知青及家長大多沒有忘記他，在李慶霖坐牢和出獄後，不少老知青想方設法找到他或打電話給他，有話語安慰的，也有寄錢送物的。

李慶霖出獄後分文沒收入，逼得實在沒辦法，他找到莆田縣領導批給他每月210元；後來接任的書記劉可清批準增加到每月300元；現在又增加到每月500元，據說是當時任福建省長的習近平批的。李慶霖對這些領導的名字一個一個都記得很清楚，說明他還是懷著感恩心情的。他說：我不後悔給毛主席寫信，毛主席沒錯，我也沒錯。後來發生的事是一場曆史的夢，現在夢醒了，我也快歸天了。

2004年2月19日，李慶霖帶著許多遺憾離開了這個世界，享年73歲。當時李家出不起火化的錢，還是城廂區區長阮軍批準給予免費火化。後來還是阮軍區長批準李家以三折優惠購買了一小塊公墓地，把李慶霖夫婦和李慶霖的母親3個人連同早年去世的李慶霖父親的骨灰一起合葬，終於使他們入土為安了。

2006年清明節，他的子女們新拓了一塊墓碑，上麵鐫刻著毛澤東主席那封複信：“李慶霖同誌：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正是：

告禦狀，

驚主席。

頭頂光環反潮流，

潮流弄起潮流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