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世卮言》之《羅征啟寫信誤前程》

文革狂潮奪弟命，

撥雲見日泯恩仇。

直言寫信陳雲府，

豈料官途掉轉頭。

話說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通過了毛主席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史稱“五·一六通知”，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此拉開序幕。

文化大革命起初隻是為了“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後來逐步演變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破四舊”，抄“牛鬼蛇神”的家，揪鬥“走資派”，把被“走資派”奪去的權力重新奪回來。

進入奪權階段以後，圍繞權利分配，紅衛兵組織分裂為不同的派別。

清華大學也出現了多個紅衛兵組織，其中影響最大和人數最多的主要有兩派。一派是井岡山兵團總部，因其核心的戰鬥組以林彪指揮的“28團”命名，故自稱“團派”、“老團兒”，團派以蒯大富為首，有中央文革和毛主席的撐腰支持，是紅衛兵組織的主流派。另一派是井岡山四一四總部，成立於1967年4月14日，故簡稱“四一四”、“老四”，四一四是比較溫和的一派，屬於在野的。

1967年8月初，四一四發表了的大字報《四一四思潮必勝》。

1968年7月28日淩晨，毛主席接見蒯大富等五大領袖，說：“《四一四思潮必勝》這篇文章，我仔細讀過了。它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不能必勝的。”“四一四是右的，四一四思潮必勝，我就不高興，說打江山的人不能坐天下，無產階級打天下，不能坐天下？”

蒯大富為首的團派就想找出《四一四思潮必勝》這篇文章的作者，他們也一直懷疑清華大學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的羅啟征和一些人就是“黑手”。但他們沒有證據，而且雖然毛主席多次批評了“四一四”，但並沒有定性為反革命組織和反動思潮。

毛主席批評《四一四思潮必勝》後，團派欣喜若狂，他們一方麵在學校組織人大張旗鼓地批判《四一四思潮必勝》，說這張大字報是反革命宣言。一方麵成立專案組開始抓人。

1968年除夕，團派專案組把四一四的羅征啟抓走。

羅征啟被關在了北京郊區的延慶縣西撥子公社三堡村。

這個地方羅征啟比較熟悉。修建清華三堡療養院時，羅征啟就去過幾次。1964年暑假，清華學生在南口8321部隊當兵；1965年暑假，清華學生又在昌平工程兵技校當兵，這兩次清華學生當兵都是羅征啟帶隊。兩次帶兵的總結，羅征啟就是在三堡療養所寫的，所以他對這一帶地形和路線都比較熟悉。

羅征啟一被關到三堡，就在考慮如何逃出去。

3月27日半夜，羅征啟從被關押的二樓房間跳下，因為沒有月光沒有看清地麵，把腳腕給崴了，隻好一步一崴地沿著公路往昌平走，輾轉聯係到四一四總部。4月1日，四一四總部把羅征啟接回清華科學館。

羅征啟逃跑後，團派專案組孫耘等人就到羅征啟家把羅征啟父親抓走，但是沒有得到羅征啟的消息。

4月3日晚，團派專案組孫耘帶了十來個人去羅征啟父親家抄取照片，孫耘帶人進屋抄家時，羅征啟的胞弟羅征敷從家中跑出，被專案組王慶章和張建國驅車抓住，王慶章用擦車的棉紗堵住羅征敷的嘴，再用麻袋套上。拉到“團派”總部清華甲所，打開麻袋一看一看，羅征敷已經死了。他們就把屍體送到北京大學第三醫院，說：這是反革命分子，被群眾打死了。

北醫三院將死人事件報告了公安局。

孫耘和王慶章隻好到北京公安局自首。公安局認為當時人多手雜，七手八腳，到底是誰把羅征敷弄死的不好確定。於是就把孫耘當首犯，送到海拉爾關押。

孫耘原名孫毓星，1962年考進清華，是當年河北省的理科狀元。他家庭成分屬於“資產階級”，必須有非常革命的表現，所以他就毫不猶豫加入了清華大學最大的紅衛兵組織“井崗山兵團”，並以“孫耘”之名開展活動。後又改回原名。

1977年8月，在中國共產黨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黨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

1978年上半年，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劉達找羅征啟談話，讓羅征啟重新組建黨委宣傳部，在宣傳部組建之前，幫他抓落實政策工作。劉達說，落實政策在清華阻力很大。很多領導幹部自己挨過整，也整過別人。蔣南翔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慘，但文革前他也整過不少人。劉達說：“耀邦同誌對平反冤假錯案很堅決。清華的冤假錯案很多，必須徹底搞清楚，否則撥亂反正是很難的。”

羅征敷之死在文革期間就已經結了案，並處理了相關人員。但是羅征啟認為弟弟畢竟是因為自己死的，他雖然沒有追究當事人，但是心裏還是難以釋懷。

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等“五大領袖”被正式逮捕，一場“揭批查”運動勢如燎原，不出一個月全國就滾雪球般抓進去數萬人。

1978年下半年的一天，有人敲羅征啟家的門，來人叫孫錚，她是文革中團派專案組成員，後來和孫耘結為夫妻。她一進門就說：“羅老師，你認識我嗎？”

羅征啟說：“認識，你是孫錚。”

孫錚說：“我代表孫耘來向您請罪。當時我們年輕無知，傷害了你和你的家人。很對不起你和你的家人。”

羅征啟問：“孫耘在哪裏？”

孫錚說：“還關著。”

羅征啟問：“為什麽還關著？”

孫錚說：“他是罪犯，這十多年大部分時間都被關著。”

羅征啟問：“判刑了？”

孫錚回答：“沒有，但案卷上寫的是反革命殺人犯。”

羅征啟問：“你找我，希望我做什麽？”

孫錚說：“我隻希望你原諒我們。孫耘如果能出來，一定親自來向您請罪！”

羅征啟就把孫錚帶到自己辦公室，說：“你等一下。”羅征啟寫了一封信，寫完讓她先看了一下。因為孫耘是北京市公安局送到海拉爾的，所以信就寫給了海拉爾公安局的，請北京市公安局轉。信中說，孫錚來向我道歉，態度是誠懇的，我代表被害人家屬，負責任地聲明不再追究這件事了，請你們釋放孫耘。

孫錚看了這封信，當場淚流滿麵，說：“羅老師，我沒有想到您會這樣做。我不知道該說什麽，我代表孫耘感謝羅老師。”

孫錚走後，羅征啟把這封信給自己的愛人、父母、姐妹們都看了，他們都同意羅征啟的做法。隨後，羅征啟將這封信通過清華辦公信箱送給北京市公安局。

1980年春節，孫錚和孫耘來到羅征啟家，孫耘說：“羅老師的信一去，海拉爾公安局就把我放了。公安局看了羅老師的信也很感動。他們說我這十年改造態度好，沒有什麽不同意見，就把我放了。”

羅征啟說：“出來了就好，今後好好幹吧！”

孫錚夫婦說：“我們兩人想考研究生，不知行不行？”

羅征啟說：“我讚成！讓海拉爾派人來清華征詢對孫耘的處理意見，剩下的事我來辦。你們準備得怎麽樣？”

孫耘說：“專業方麵我在監獄裏有準備，就怕政治課。”

羅征啟說：“政治課好辦。”他立即讓政治教研室搞了一份黃美來編寫的研究生考試的政治課複習提綱寄給孫錚他們。

不久孫毓星就收到了海拉爾公安局的文件（海公字［80］第27號，其核心內容僅一句話：同意北京市委、清華大學黨委和被害人家屬意見，“不再追究刑事責任”，建議給與適當行政處分。

孫錚夫婦參加了1980年的高考，報考的是哈爾濱工業大學。考試結果出來以後，孫毓星以總分415.75獲得第一名，孫錚也考得不錯。但是，哈工大看到孫毓星檔案裏麵有“反革命殺人犯”的記錄，不敢錄取他。

孫錚夫婦說：“即使哈工大不錄取，我們也滿足了，是我們有錯。”

羅征啟考慮了一下，提筆寫了一封信給哈工大黨委和黑龍江省招生辦，並轉黑龍江省委。大意是：孫毓星考試成績好，這不奇怪，他原來就是業務尖子。文革時期，他們二十歲左右，沒有人生經驗，犯了嚴重錯誤，這些年有深刻反省，態度很誠懇，現在劉少奇的問題都解決了，應當是化冤解仇，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的時候了等等。

羅征啟把寫好的信給胡啟立、汪家鏐看了，他們也讚成，胡啟立對羅征啟說：“看了你的信很感動，我和家鏐說要向你學習。這樣一來，清華兩派的問題就好解決了。”

羅征啟還把這封信給時任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兼副校長的何東昌看。他指著稿子說：“嚴重錯誤？是罪行！你怎麽連‘罪行’兩字都不敢寫？難道殺了人還是嚴重錯誤？”羅征啟當場拿起筆把“錯誤”改成“罪行”。

胡啟立說：其實你不必給他看，你自己表態就行，和他沒關係。

後來羅征啟還是把“罪行”又改為了“錯誤”。

信發出去後不久，黑龍江省委派來了兩個人找羅征啟，查詢這封信的事。

羅征啟說：“這信是我寫。孫毓星是個才子，年輕人犯錯誤，已經懲罰了十幾年了。像這樣的人，拉他一把，就成了人才；推他一把，就成了社會負擔，何必呢？”他們說，省委書記楊易辰看了信還是不敢定。送到中紀委王鶴壽那裏，王鶴壽又送到胡耀邦那裏。胡耀邦對井崗山、孫毓星二人研究生的問題的批示是：“人才難得，既往不咎，研究生要上，必要時見《人民日報》。胡耀邦。”

新華社記者唐梅找到羅征啟，要求采訪。唐梅真名唐賢美，是新華社國內部負責人，秦基偉將軍的夫人，消息靈通，手眼通天。羅征啟仔細考慮以後，給胡耀邦寫了封信。

信的大意是：感謝您對我的理解和支持。但您讓登報的意見，我認為不妥。當前全國打砸搶的遺留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如果這件事一登報，容易造成文革中的問題一風吹的結果，可能造成反複。如果您認為有必要，登個內參就可以了。

信寫好後，仍請唐賢美帶去呈給胡耀邦。胡耀邦立即批示同意。後來在新華社“大內參”登出來了。

不久，孫毓星和孫錚就都被錄取了。

2005年，孫毓星夫婦帶著女兒在北京請羅征啟吃飯，共有12個人參加，有團派的，也有四一四派的，氣氛十分融洽。席間，孫毓星請羅征啟和他們全家一起照相，並對他女兒說：“你要記住這位爺爺，他是我們家的大恩人，沒有他，就沒有我們家，你一定要記住！”在場的人十分感動。

羅征啟以德報怨被傳為美談，但是他自己卻為了堅持原則，維護領導人的形象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1979年，在清華大學教師中流傳特批陳元公費出國之事，一時間沸沸揚揚。羅征啟負責教師的政治思想工作。羅征啟了解到傳言是從清華外事辦公室那裏出來的。羅征啟就去了教育部核實情況，不方便直接去問蔣南翔部長，就找了李兆漢。李兆漢已從清華調到教育部，任《中國教育報》總編輯。他說的情況和清華外辦說的一樣。

陳元是陳雲的長子，清華1968屆的自控係學生，1978年考回清華精儀係研究生，入學以後，經申請批準轉至經濟管理係讀研究生。1979年，陳元想公費出國，就寫了報告找國務院副總理王震。

1969年10月，為配合戰備需要，中央決定把一些領導人員從北京疏散到外地，陳雲和王震等一同疏散到江西，所以兩家私交很好。王震拿到陳元的報告，直接批了：“同意。請外事辦辦理。”

陳元拿著王震的批條找教育部長蔣南翔。蔣南翔說：“你在清華，是清華研究生，你找劉達校長吧。”

劉達是清華黨委書記兼校長。劉達批示：“同意。轉外事辦”。

這報告一轉到外事辦就炸了鍋。公費出國需參加考試，當時已經考過了，出國的名單也已經確定並公布了。陳元沒有參加考試，就直接特批其出國，勢必要把其他考過的人擠下來。外事辦當然很為難。清華外事辦的一位年輕幹部說：“我們受教育部外事辦管，把材料送到教育部，看教育部怎麽批吧。”

教育部外事辦也很為難：“這叫我們怎麽做工作？”

教育部外事辦和清華外事辦都對特批陳元公費出國的事都很反感，有意把這事張揚出去。一時間清華、北大都知道了，兩校一片罵聲。罵陳雲，罵王震。罵得很尖銳：“中紀委剛成立，陳雲當了書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權利為自己的兒子謀利益。”

羅征啟在清華開宣傳委員會，也聽到一片罵聲。清華不僅罵陳雲、罵王震，也罵劉達。

羅征啟問劉達的秘書王樂銘：“劉達為什麽要批同意。”

王樂銘說：“老頭兒在東北時，曾在陳雲手下工作了兩年。見是陳家的事，所以拿起來就批同意。”

清華有個規矩，團委主管學生的思想工作，黨委宣傳部主管教師思想工作。陳元出國之事在教師中反應強烈。麵對教師們對某些中央領導人的一片罵聲，羅征啟想了兩天，就給陳雲寫了一封信：

陳雲同誌：

陳元同誌想公費出國，他的願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他這樣做不合適。因為公費出國要考試。現在考試期已過了，這一期公費出國的名單已經定了，正在派遣。陳元這樣做使我們的工作很難做。影響也不好。群眾中已經為此事責罵中央領導同誌。請您幹預一下，這一批不要讓他出國。我聽說他想改為自費出國。目前，中央領導人子弟的自費出國影響也不好。以後有其它機會再安排。

致禮！
                                                              羅征啟

當時羅征啟還請宣傳部的幹部胡大炘簽了名，表示這封信不是私自用宣傳部名義寫的。

信寫好以後，就交給了人民日報的保育鈞，請他轉給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請胡績偉直接呈交陳雲本人，不要交給秘書。

第二天，胡績偉來電話，沒有找到羅征啟。胡績偉來電記錄：你的信我沒辦法轉給陳雲，陳得了膀胱癌住院治療，所以信交給陳雲的秘書了。

第三天上午，清華開黨委常委擴大會議。兩個人列席，一個是劉達秘書王樂銘，一個是羅征啟。開完會，劉達說，幾位書記留下，羅征啟也留下。

劉達說：“昨天晚上陳元從杭州打長途電話給我，他很緊張，說就他出國的事，宣傳部有人告他的狀。羅征啟，我問你，這事你知道嗎？”

羅征啟說：“我知道，是我寫的信。”

劉達大發脾氣，說：“這麽重要的事，你為什麽不跟我打招呼？”

羅征啟說：“劉達同誌，是你批錯了，不應該批同意陳元公費出國。你這麽批，讓下麵怎麽工作？現在群眾罵陳雲，你怎麽解決？所以，我不能跟你商量。我跟你商量，你能收回批示嗎？你不收回又怎麽辦？所以我署名寫信給陳雲。我豁出去了，萬一出了事，你還可以在陳雲麵前為我美言幾句：說這個同誌沒有壞心。而且信的內容沒有擴散，連呈遞信的胡績偉也不知道信的內容。假如你同意寫信，誰為你美言？”

劉達說：“還是應該給我打個招呼。”一散會，他就拂袖而去。

兩天後又開常委擴大會，會後，劉達又讓書記常委和羅征啟留下。他說：“羅征啟，關於陳元出國的事情，是我錯了，我不應該這樣批。你的意見是對的。”

羅征啟聽了很感動，一時說不出話來。

劉達接著說：“陳雲的秘書和我商量過，這批不讓他出國。這樣處理，你還有什麽意見？”

羅征啟說：“劉達同誌能接受意見，這樣處理，群眾中罵中央領導人的事可以平息下去。大家就不會有意見了。”羅征啟還說：“我寫信反映的是陳元的情況。我是想把信直接交給陳雲同誌，就不想讓他秘書插手。陳雲同誌住院了，信才送到秘書手裏。秘書拆閱這封信，本無可厚非，但他立即打電話告訴了陳元，這是不對的，陳元又打電話給你，你才批評我。這樣做不符合黨的組織原則。今天這樣做，說不定明天就會有兒子和秘書聯手整我。”

劉達說：“你又來了。現在是什麽時候了，劉少奇的問題都解決了，誰會再整你？”

羅征啟對幾位在場的書記常委說：“今天這事你們都看到了，你們都是我的老領導，老上級，對我比較了解，我年輕，沒有經驗，處事可能魯莽一點，但我沒有個人目的。將來可能有一天，你們會看到，兒子、秘書對我采取某些措施，那時我並不想請大家為我說什麽、做什麽，我隻希望大家知道有這麽件事就行了。”

劉達說：“你又來了，你是不是自我感覺還在文化大革命裏？還會有人再整你的！”

陳元聽說不讓自己出國，很不理解，他對董新保老師說：“我們父輩打下了江山，想不到我出國這點小事還這麽麻煩？”

不久，陳元就在社會科學院辦理出國了。

劉達跟胡耀邦的關係不錯，政治上是很開明的。在陳元出國的事過了去之後，他還提拔羅征啟當了清華的黨委副書記。

1980年初，胡耀邦找劉達要幹部。胡耀邦說：“我想跟你要一個年輕人，你能不能給我調來？”

劉達問：“你說的是誰？”

胡耀邦說：“名字我記不得了，是學建築的。”

劉達說：“你是要羅征啟吧？”

胡耀邦說：“是，就是他。快給我調來！”

北京市委聽說要調羅征啟離開北京市去團中央，就趕緊以北京市的名義把羅征啟送到中央黨校“第一期中青年幹部培訓班”學習。中央也同意了。劉達親自送羅征啟到中央黨校報到。班主任是劉達夫人汪瓊。班上有七八十人。這批學員是當時中青年幹部中行政級別比較高的，因為文化革命耽誤了，所以年齡都偏大，羅征啟當時已46歲，在班裏年齡還算比較小的。分兩個班，十七支部和十八支部，羅征啟是十七支部支部書記兼班長。尉健行就在這個班，田紀雲是另一個班的副書記。

按說進中央黨校就是為了再上一層樓。

尉健行後來當了中央紀委書記，田紀雲也做了國務院副總理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開學沒幾天，突然胡啟立從天津來，找羅征啟談話，他問：“聽說調你到團中央，你不願去？這是耀邦點的名。”

羅征啟說：“我已經46歲了，到團中央工作年紀太大了。”

胡啟立說：“我回團中央時已經49歲了，比你現在還大好幾歲。現在是缺人的時候。”

羅征啟說：“我跟你不一樣，你是回團中央，我在團中央一個人也不認識。”

胡啟立說：“你本來是團幹部。耀邦說什麽，我們團派幹部隻能說yes，不能說no。下半年就來調令。不等學完，提前分配報到。”他又強調說：“這是中央點的名，你不能任性。我是受中央的委托通知你的，調你就得走。”

不久，中組部常務副部長王照華找羅征啟談兩次。第一次是隨便談，第二次王照華對羅征啟說：“有人反映說你思想有點偏激，你以後說話做事要注意點。”

羅征啟說：“我知道你說的是什麽意思，我也知道說我偏激是指什麽，但我當時的工作性質和黨性原則要求我必須那麽做。”

快放寒假時，王照華到中央黨校調人，他本想調兩個人，一是田紀雲，到國務院任副秘書長。二是羅征啟，到團中央任書記。但最後調令中卻沒有羅征啟了。

幾年以後王照華說，當時組織上不僅考慮讓羅征啟當團中央書記，還有更進一步的安排。但因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說：“聽說這人有點偏激，是不是再看一看吧！”

1979年3月，中央決定在國務院設立財政經濟委員會，姚依林同誌任秘書長。1979年7月，姚依林同誌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分管經濟工作。可以說，姚依林是陳雲線上的鐵杆。

這樣羅征啟調任團中央的事就作罷了。

胡耀邦因此很生氣地說：“他們不用，我自己安排，你們不要管！”

羅征啟的仕途的上升通道從此被堵死了。

1981年暑假培訓班畢業了，大部分人都安排了工作，但沒有安排羅征啟工作，中組部沒有安排，清華也回不去了。

羅征啟隻能在家“待業”。

羅征啟“待業”的那段時間，教育部副部長高沂打電話讓羅征啟去他家一趟，說有要緊事兒。高沂曾擔任清華的黨委副書記，和羅征啟也算是關係很近的同事。到高家後，高沂說：“南翔同誌授權我跟你談話。問你為什麽要反對陳雲的經濟思想？”

羅征啟說：“高沂同誌，你信嗎？”

高沂說，不信。

羅征啟說：“我不是搞經濟的，我也不懂經濟，我怎麽會反對陳雲的經濟思想？文革期間我和梁鴻文到你家，罵江青，罵文革，我們是什麽話都可以說的，我如果真反對陳雲的經濟思想，我會瞞你嗎？”

高沂自說自問：“南翔同誌怎麽會有這個信息呢？”

羅征啟把陳元出國的事跟他講了一遍。高沂說：“南翔同誌那兒我去說一說。你的事兒我明白了。包餃子吃！”

於是，羅征啟就在高沂家一起吃了頓餃子。

1981年冬天，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到羅征啟家，羅征啟正在翻譯建築方麵的技術資料。

胡德平說：“你關心點政治吧，不要完全鑽到技術裏去了。”

“待業”7個月後，中組部才讓羅征啟回清華，仍擔任去黨校學習前的職務——黨委副書記。中組部告訴羅征啟，不能去團中央，是“陳辦”不同意，“陳辦”就是陳雲辦公室。

1983年春節後，羅征啟接到香港清華大學同學會建築係同學的信。信中說：我們這裏聽說你要來深圳籌建深圳大學，香港同學歡迎你來深圳。

羅征啟拿著信問劉達是怎麽回事。劉達說不知道，還說：我是不會調你去深圳的，我沒有這個意思。

原來是深圳市委書記、市長梁湘正在為深圳大學找校長，恰好教育部副部長張健到深圳。梁湘請他推薦黨委書記和校長。

張健曾在清華當過黨委副書記，他說：清華的羅征啟合適。

張健還建議可以把錢偉長調來當頭麵人物，讓羅征啟全麵負責。張健是個“大炮”，可能是他把這事兒說出去了。

劉達到深圳出差時，對梁湘說：羅征啟是廣東人，會講廣東話。錢偉長已經去上海工業大學當校長了，你們找張維吧。羅征啟可以主持工作，他能團結人，但清華還是想用羅征啟。

早在“四人幫”倒台前，黨委第一副書記劉冰就打算安排羅征啟調離清華。當時，劉冰對羅征啟說，你在這裏，遲群總盯著你，將來還是要整你的。

遲群是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革命委員會主任。

劉冰想讓羅征啟去李昌那裏當秘書長，李昌那時是中科院黨組書記，以後讓羅征啟接李昌的班。

粉碎“四人幫”以後，李昌、蔣南翔、劉達在一起商量，說：劉達需要人，讓羅征啟留在清華吧。羅征啟就沒走成。

1983年5月，劉達退休，林克任清華黨委書記。7月，林克找羅征啟談話，說調令來了，調你去深圳。

羅征啟說：“我去深圳合適嗎？上級會不會同意？深圳那可是邊境啊！”

林克一下子若有所思地說：“我明白。今天不談。”

第二天一早，林克又通知羅征啟去，他說：“三部一辦都同意你去。你就去吧！”

羅征啟說：“哪‘三部一辦’？我知道三部是教育部、中宣部、中組部，一辦不會是是中央辦公廳吧？”

林克說，“不是，是‘陳辦’。”

從工作分管範圍上看，羅征啟到深圳大學的事應當與陳辦沒有關係。看來，羅征啟一直在“陳辦”監控之中，也一直沒有跳出“陳辦”這個如來佛的手掌心。

不久，教育部由副部長黃辛白主持開了一個會，清華的校長高景德、副校長張維和羅征啟，人大的副校長謝韜和方生教授，廣東省高教局的副局長黃其江和潘澤琳參加了會議。黃辛白說：“中央已批準建立深圳大學，請清華、北大和人大支持，現第一批調張維任校長、羅征啟任黨委書記，方生任副校長抓教學。今天請大家來具體落實。深大已經招生了，九月開學上課，還沒有校長呢！”

高景德、謝韜分別代表清華和人大發言表態支持。張維和方生表示同意，隻有羅征啟不說話。黃辛白點羅征啟的名，要他表態。

羅征啟說：“我還在考慮，我現在在清華忙得很。聽說深大現在隻有不到二十個黨員，又聽說實行校長負責製，我去深圳大學當黨委書記，怕沒事幹。”

黃其江說：“我明白了。今天先不定吧，我明天到清華去拜訪你，我們用家鄉話談心。”

第二天，黃其江果然到訪，他說：“廣東省委常委連夜開會，聽取他的電話匯報，決定聘請羅征啟同誌任黨委書記兼第一副校長，主持深大的全麵工作，即第一把手。”黃其江又補充說：“你也不忙表態決定，省委還決定請你、張維和方生先回家鄉看一看，然後再作決定不遲。”

8月底，羅征啟一行人來到廣州，見了廣東省、深圳市領導，又到深圳參觀了深圳大學未來的校址。一平方公裏，一片荒地，一張白紙，羅征啟感到這是自己施展才能的地方，而且天高皇帝遠，幹擾會少一些。

在和深大籌備辦的二十幾位教師和工作人員見麵的時候，張維、方生兩位表了態，羅征啟利用這個機會講了幾句話：“同誌們，大家辛苦了。很對不起大家，我來晚了。”

廣東省教育局的同誌立即打長途電話向高教局匯報說：“羅征啟同意來了。他說，對不起，我來晚了。”

離別清華時，羅征啟去向副校長張光鬥老教授告別時，張光鬥說：“你去深圳既合適，又不合適。”他進一步解釋說：“不合適，是指你是在紅旗下長大的，你不懂資本主義，深圳比資本主義還資本主義，你怎麽應付？”

一次，接待中外記者，當大家站在當時深圳最高樓（國商大廈）的樓頂上觀看深圳全貌時，一位香港記者問羅征啟有什麽感想。

羅征啟說：“我來深大之前，一位老同誌告訴我，深圳比資本主義還資本主義。到這裏一看，我覺得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因素最多、最好的地方！這裏建設速度快。難道慢才是社會主義，快反倒是資本主義？”

中央很多領導人都去過深圳，但是陳雲從未去過深圳。陳雲夫人於若木去過幾次深圳，但從不沾深圳大學的邊。

1979年，恢複中紀委，陳雲任中紀委書記，何東昌當了中紀委委員。他就把自己當做陳雲的人了。何東昌知道羅征啟到深圳大學，就對李兆漢說：“讓他去吧，反正這個學校建不起來！”

聽了李兆漢的話，羅征啟汗毛都豎起來了。原來陳辦是不看好深圳大學，才同意把羅征啟放出五行山的。

羅征啟調去深圳大學雖然沒有在仕途上一落千丈，但是在很多人來看這是一個沒有前途的地方。

羅征啟主持規劃、建設了深圳大學校園，並締造了一種自由、開放的大學校園氛圍。

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發生了政治風波。這場風波是由北京學生、群眾悼念胡耀邦同誌開始，逐步演變為北京各高校學生“反腐敗”、“反管倒”的學潮，並迅速席卷全國，最後將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被鎮壓。深圳也當然會卷入其中，不可能置身世外。

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後，深圳大學才有悼念活動。直到9月份新學期開學，整個期間深圳大學本科隻停課一個半星期。相對全國其他大學，深圳大學的問題並不算嚴重。

事後廣東省委派人到深圳大學收集情況，在學生中收買材料，有關羅征啟的情況一條10元錢，重要情況一條15元。

5月20日，有個學生找羅征啟，說是鮑彤要我給跟他聯係。

鮑彤是趙紫陽的秘書，後因泄密、煽動案，被撤銷中央委員職務，開除黨籍。

“六四”以後，“取消黨的領導、淡化黨的領導”成了羅征啟的第一大罪狀。工作組的人說：取消黨的領導，連黨的經費都取消了，還不是取消黨的領導？工作組把羅征啟送到廣州叢化“反思”，隨後組織深大師生對羅征啟進行背靠背地揭發。

其實，“淡化黨的領導”這句話是趙紫陽講的。羅征啟講的是黨的機關、黨的機構要簡化，黨的形象要改變。

其實早在1987年，就開始了對羅征啟的批判。

1987年，羅征啟訪問了幾所大學，其中有三所教會大學。10月底，羅征啟來召集黨辦的幹部開會，說：“這次出國使我非常震撼。在某些方麵，我們共產黨不如美國教會。我看到三所教會大學，所有的校產、校舍、設備都是教會出錢。教會還設獎學金資助困難學生，令我最感動的還是全體教職員工都是教會的成員，教友，都是義務地工作。我看到一個花房裏有位老人在修剪花枝，我問他多大年紀，他說78歲。原來他早就退休了到這裏來義務工作，是教會派來的。而我們的黨吃人民的，拿人民的，什麽也不給人民，還要人民熱愛我們、聽從領導，這樣能行嗎？能長久嗎？”

羅征啟在深大開會時，提出四條建議，希望大家支持：第一，從1988年1月1日開始，學校取消黨組織的活動經費撥款，由黨組織自籌資金；第二，1989年一年內創辦一、兩、三個黨辦的企業，自己養活自己，為黨組織提供活動經費；黨辦企業必須奉公守法，不能利用黨的權利，占用國家資源；第三，從1990年開始，用黨辦企業賺的錢設立共產黨的獎學金，資助困難學生，獎勵優秀學生；第四，1991年用黨辦企業賺的錢設共青團獎學金，資助困難學生，獎勵優秀學生。

1987年1月17日晚上，廣播傳來胡耀邦下台的消息。第二天在省委禮堂開會。廣東省委書記林若在報告中說：“胡耀邦淡化黨的領導、取消黨的領導，我們這裏沒有這種現象？不會沒有的吧？深圳大學羅征啟來了沒有？”

羅征啟舉手，表示來了。

林若接著說：“你在深圳大學搞‘三化’黨的活動業餘化，黨的幹部兼職化，為黨工作義務化。你這就是淡化黨的領導。”

開了兩天半小組會之後，第三天，林若派兩名幹部找羅征啟談話，他們說：“羅征啟同誌，林若書記在大會上點了你的名，批評了你淡化黨的領導的錯誤，你到現在一言不發，現在該向組織有個交代，表個態吧？”

羅征啟說：“我怎麽交代？你們說我淡化黨的領導，得拿出證據來，先不說這句話對不對，請你們先說明，我在什麽地方、什麽文章中講過或寫過淡化黨的領導？”

兩位省委幹部說：“你沒有聽說過？”

羅征啟說：“聽過。是1月18日林若同誌在會上講的。你們也在場，應該知道是誰說的，你問林若好了。我羅征啟沒有說過，那就是他林若同誌自己說的。”

 “六四”後，廣東省和深圳市整肅深圳大學，主要抓住深圳大學的三件事不放：

第一件事是：《給中共中央的緊急通電》。1989年5月中旬羅征啟見到深圳市委副書記秦文俊，向他反映：“現在學校很難辦，很多事是政府管的，現在政府不管，推給學校，學校領導很為難。我想把意見向中央反映一下。”

秦文俊問：“你怎麽反映？”

羅征啟說：“我們正要開黨員代表會改選黨委，有些同誌就想以黨員代表大會的名義反映。”

秦文俊說：“絕對不能以組織的名義。”

當時深大的劉會遠、張衛東、章必功、張文華等教師成立了一個寫作小組，羅征啟把秦文俊的意見通知了寫作小組。寫作小組起草了《給中共中央的緊急通電》和《告全國人民書》兩份東西。5月20日中午，張文華拿著《給中共中央的緊急通電》給羅征啟看，說大家商量以個人簽名方式發文，讓羅征啟也簽個名。羅征啟注意到其中提到紫陽與戈巴喬夫談話透露中央有個秘密決定，大事還是請小平來定時，一方麵對將秘密決定首先透露給外國人有意見，一方麵寫了“不要太上皇”，這樣，矛頭是指向鄧小平了。羅征啟本有點猶豫，但還是簽了字。這就成了“一件事”。

日本報紙說，下麵黨組織向中央通電逼宮是少見的，隻有深圳大學才做得出來。外電這種添油加醋的報道，使事態變得嚴重起來，而且深大給中央的“通電”，外國傳媒怎會報道出去呢！

“六四”以後，工作組進校，羅征啟承認我看了稿子，簽了名，承擔了責任。

第二件事是：《告全國同胞書》。寫作小組在寫《給中共中央的緊急通電》的同時，還寫了個《告全國人民書》。《告全國人民書》當時由遊行隊伍帶出去了，羅征啟沒有看到。但是羅征啟是深大的第一把手，必須承擔領導責任。

據遊行隊伍的領隊回來說，遊行隊伍走到市政府大門口時，市府派了一位官員（市府秘書長或副秘書長）接了《告全國同胞書》。晚上市委副書記秦文俊來深大慰問時，當著包括深大校領導，黨辦主任，校辦主任，一些學生幹部，還有選舉出來的遊行的指揮等許多人的麵，感謝大家做了大量工作，保證了安全，也沒有阻塞交通，遊行隊伍過後，垃圾廢雜物都清理好，許多傳媒記者都嘖嘖稱奇，都說“從來沒見過。”秦文俊還說：“你們那個《告全國同胞書》市府已派專人送往廣州及北京了，你們就不必送了。”

6月17日，秦文俊召集校領導幹部到市委開會，在會上他怒氣衝衝地把一張油印的紙張甩在羅征啟麵前：“你看看這是什麽東西，這麽反動，你們學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怎麽搞的！”

羅征啟拿起看了一眼，正是《告全國同胞書》。

不到一個月，深圳市府領導前後講的話出爾反爾，竟有如此大的反差。

但是，羅征啟並沒有辯解，他覺得自己是校長，是第一把手，應當承擔責任。羅征啟隻希望由於自己承擔了責任，中央、省、市領導就可以放過深大。畢竟這是幾年來用血汗凝成的改革成果，不要毀於一旦。

第三件事是：清查“非法組織”及其成員。這是指1989年5月20日群眾要上街遊行，羅征啟阻攔不住了，就宣布黨員和團幹部不準上街，留守在學校，保護好學校，但是遊行隊伍必須有指揮。羅征啟建議由群眾舉手表決選一個指揮組，同時又指派了幾位教師、職工幹部協助。

就是這個指揮組，在5月20日那天，指揮得井井有條，沒有出現任何事故，受到市領導秦文俊的表揚。秦文俊表揚的時候，有指揮組的成員也在場聽到。5月20日之後，這個指揮組就沒有任何活動了。誰知過了兩個月，省、市公安機關出了個文件，說這個指揮組是“非法組織”！

7月21日，深圳市裏通知深大：市公安局和南山公安分局領導22日要到學校宣讀和貫徹重要文件，要求學校組織教工隊伍參加。當天晚上，羅征啟接到一個電話，聲音低沉，說：“羅老師，我是3355……”這是南山公安分局長的“BB機呼號”。

羅征啟問：“我知道，請問什麽事？”

對方說：“老師，您的日子快到了，您要有思想準備，家裏和辦公室也收拾一下。明天要到深大宣讀關於非法組織的文件，要我代表南山分局去宣讀。我是深大的學生，是您羅老師的學生，我拒絕出席這樣的會。老師，您保重！”

第二天這位局長果然沒來，由一位副局長代。副局長對羅征啟說：“局長有事不來了，他讓我問您好。”

原來局長是深大半工半讀高等專科學院的學生，後來他辭職出國了。

廣東省、深圳市政府指揮的工作組進校以後，“非法組織”問題一直困擾著深大的師生幹部，也困擾著工作組。因為師生當中沒有人承認自己是“非法組織”成員，這“非法”的“組織”在哪裏？它的綱領、目標、組織等等，作為一個“組織”應該有的一切，它都沒有。那麽，誰來對這樣一個子虛烏有的“組織”負責呢？

7月24日，深圳市通知羅征啟去談話。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李灝、副書記秦文俊、廣東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古之德三個人找羅征啟談話。古之德念了廣東省委和深圳市委文件，停止羅征啟深圳大學書記、校長職務並進行審查。

李灝說：“征啟同誌，你對廣東對深圳是有貢獻的，我們也不願意這樣處理，但領導指示，我們也沒有辦法。”又說：“你以後有事要找我不必通過辦公室和秘書，直接來我辦公室就可以了，我已經交代了。”

羅征啟說：“謝謝。”

秦文俊說：“我會叫深圳大學給你安排一個生活秘書。”

羅征啟說：“謝謝啦，我現在也沒有生活秘書，不必啦。”

秦文俊說：“那不同了，你原來是領導，不用你說下麵會安排好，現在你卸任了，看個病，用個車之類的事，總得有人安排一下。”

羅征啟又說：“我早就有思想準備。停職沒有什麽，不過我想問問，明後天你們誰去深圳大學宣布。”

李灝說：“我明天接待外賓，文俊你去吧。”

秦文俊說：“我明天主持一個會，老古你去吧。”

古之德到深圳市委掛職組織部長剛剛到任，說：“我剛來，不認識深圳大學，深圳大學也不認識我，我是今天才認識羅校長。還是市裏邊主要領導同誌去吧。”

第二天，深圳市委一直沒人來深圳大學。

羅征啟召集幹部會議宣布：“我已經被免職，希望大家對我的錯誤進行批評，並希望大家和新的領導好好配合，把深圳大學辦得更好。”同時，羅征啟在校園網上，向全體師生宣布自己被免職一事。

自始至終，深圳市政府一直沒有人到深圳大學宣布免羅征啟的職務，也沒有下達羅征啟被免職的文件。

1991年3月20日，深圳市紀委書記莫華樞來向深圳大學的全體黨員宣布開除我的黨籍。會上有人遞條子問：趙紫陽還沒有開除黨籍呢，為什麽急著開除羅征啟的黨籍？新任深圳大學黨委書記吳澤偉念這個條子後說：“問的很幼稚嘛，這是我們黨的一貫政策嘛！過去偽縣長、偽保長可以拉去槍斃，但李宗仁回來我們卻熱烈歡迎，安排工作。”他說完，會上哄堂大笑。

據說中央某位領導同誌關於羅征啟的處理問題提出三條意見：一、開除黨籍；二、免除行政領導職務；三、送回原籍。

前兩條很快就辦了，第三條很難落實。開始要調羅征啟去清遠市房地產公司任副總經理。羅征啟拒絕了。後來在接替林若新任廣東省委書記謝非的關照下，改為調任在廣州的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任副院長，羅征啟仍然拒絕。

從1992年初開始，羅征啟就失去了工資、社保、退休醫療保險等所有的權益，戶口也被違法強行調離。為逼羅征啟離開深圳，1992年深大還把羅征啟愛人梁鴻文的工資也停發了，她的教學工作和指導研究生的工作都停了。直至梁鴻文向各方寫信抗議這種的做法，半年後才恢複了她的工資和教師資格。

1992年10月，李灝曾經召集全體常委找羅征啟談話，要他離開深圳。先說羅征啟有貢獻，但是現在是上級決定的，我們沒辦法留。又說在廣州買了126平方米的新房子……

羅征啟仍不接受，除了前麵的理由外，羅征啟還指出：中央、省、市三令五申不準動用公款買商品房私用，你們買這126平方米的商品房是個陷阱，會陷我於不義。

羅征啟質問紀委書記莫華樞：你在宣布開除我黨籍的深大黨員大會上，就坐在吳澤偉旁邊。對他說的“過去偽縣長、偽保長可以拉出去槍斃，但李宗仁回來我們卻熱烈歡迎，安排工作”，你就能容忍？他把我比作偽縣長，偽保長，我可以不說什麽，因我已被開除出黨，但他把紫陽同誌，我們黨的前總書記比作國民黨的頭目，我不能容忍。我想請問你，是應該開除我，還是開除吳澤偉？

羅征啟又問李灝：“開除我的省、市委組織部和省、市紀委的文件說：‘羅征啟在八九的政治風波中，錯誤地支持北京發生的動亂和暴亂，嚴重違犯黨的組織紀律。’所以開除出黨，我想請問這個階段我在廣東，沒有去北京，連電話也沒打過。廣東沒有動亂，深圳也沒有，我支持的是哪裏的動亂和暴亂？是如何支持動亂和暴亂？至於黨員個人在‘通電’上簽名，即便內容有所不妥，甚至有錯誤，也不能定性說我違犯了黨的組織紀律吧！”

莫華樞都沒有回答，也無法回答。

其實處理羅征啟的真正原因是羅征啟給中央的信。

1989年5月16日，鄧小平會見戈爾巴喬夫，兩位領導人宣布，中蘇兩國關係實現了正常化。隨著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中蘇兩黨的關係也實現了正常化。下午趙紫陽回見戈爾巴喬夫，為避免外界形成中共有兩個核心的印象，趙紫陽說，我們兩黨上午已經關係正常化了，鄧小平是我們的後台老板。

此言一出，風雲突變，學生市民，全黨上下一致聲討現代慈禧。

鄧小平認為趙紫陽這是不負責任，是一種背叛。於是就親自出手處理了這場政治風波。這場風波最後被定性為“動亂”。

動亂的起因是悼念胡耀邦，轉折點是趙紫陽的表態。這兩個人都與羅征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羅征啟是胡耀邦選定的團中央接班人，雖然沒有上任，但是胡耀邦欣賞羅征啟是不爭的事實。

羅征啟寫信給黨中央，要求鄧小平讓13屆中央委員會充分行使權力，其實際也是要求還政給趙紫陽。在1989年6月23日召開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撤銷趙紫陽中央委員會書記等黨內一切領導職務。羅征啟支持趙紫陽，肯定是要受到處理的。

於是就有人說在學生遊行期間趙紫陽的秘書鮑彤給羅征啟打過電話。

但是憑著兩條處理羅征啟是放不到台麵上的，隻能去找一些莫須有的罪名栽到羅征啟的頭上。

最後，羅征啟離開了他所喜歡的教育事業，選擇了他自己所學的專業建築。1995年4月，成立了清華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深圳分院。2000年7月7日，改製為有限責任公司，更名為深圳市清華苑建築設計有限公司。2016年3月再次更名為深圳市清華苑建築與規劃設計研究有限公司。

2001年，在公安部長賈春旺的幹預下，羅征啟的戶口轉回深圳。

羅征啟開公司，不但養活了自己，還提供了幾百個就業崗位，養活了更多的專業人員。但是，教育始終是羅征啟心中的情節。2004年起，羅征啟連續10年每年捐10萬元給清華大學的蔣南翔獎學基金。

有詞《梧桐影》讚歎：

聞不平，書真話。誰料仕途從此夭，春秋過後皆冬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