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伯伯的花與“話”
沈亞明
一九六六年的九月三日,傅雷先生和夫人朱梅馥在宅院中丟下了美麗的花,遺書裏留下了平實的話,告別了不美不平的人世間。
父親沈仲章是傅家常客,我從小就聽熟了“傅雷”的名字。此刻我搜索兒時對傅雷伯伯的印象,想起三件事。
前兩件與傅雷養的花有關,第三件與傅雷說的“話”有關——“話”加引號,是因爲很難斷定,到底是不是傅雷伯伯親口説的話。
第一件:曇花一現
我記事不久。
有一天,父親去傅雷伯伯家,徹夜不歸。我等父親講床頭故事哄我睡覺,等啊等,不時看鐘,過了半夜還“抗拒”瞌睡,好久、好久……好睏、好睏……
如今,我早忘了那晚是怎麽想傅伯伯的,料想不怎麽樣。
第二天一清早,父親回家了,對我大“吹”目睹“曇花一現”。那歲數的我不識字,耳聞了這條成語,至今還沒機會使用。
第二件:玫瑰肖像
我“懂事了”。大人做什麽,我常有資格插插手。
有一次,父親從傅雷伯伯那裏拿回幾盆玫瑰,擱在我家那張黑色大餐桌上,左擺右擺,選取角度爲“模特”們拍“肖像”。
我家三個孩子各司其職:哥哥姐姐扯著大毛巾作背景,變換各種色調,比較不同搭配。我的任務是拿一支小滴管,往花瓣上點“露珠”。再跟著鏡頭轉,閉上一隻眼,睜著另一隻眼,用手指構成“取景框”,左瞄右瞄,“瞎”出主意。我家還有不少褪了色的彩色幻燈片,其中有幾張玫瑰,喫不準是不是傅家花卉的“遺容”。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白相”攝影還遠遠談不上普及,自己家裏放印彩色照片更是件稀罕事。我有時被允許鑽進暗房,踮起腳來眼睛才高出桌麵,看著沖洗盆裏的白色相紙,一點兒一點兒泛出“形形色色”,像是“變戲法”。
這會兒我使勁兒回想,從腦中的“沖洗盆”裏,一點兒一點兒重新“顯影”的,竟是花的姿態!那金枝玉葉我叫不出名兒,而我對拍攝花卉的最早記憶,就是父親在傅伯伯家守了個通宵。從桌子高度推算我的大小、事件先後……會不會,就是那“紅顔薄命”?
久仰曇花大名,卻未曾幸會花顏。穀歌一查,果然!
[代小林攝,2023]
第三件:一個半翻譯家
我能看書了,還特別喜歡看。可惜,我家的書籍大都被抄走了。
中學年齡的哥哥姐姐,有時帶回家一些翻譯小説。那些“非法”流傳的書,太多年輕人排隊爭取“犯法”。每本書傳到每個“借戶”手裏,頂多留三天。往往一本書到了我家,哥哥姐姐兩人瓜分借期,輪班在光天化日之下拜讀。
我小學生,過不了明路碰禁書,晚上打著手電筒在被窩裏偷看。但凡白天某段時間,兄姐都出門,我就當著父親的麵,摘抄老外“語錄”。
父親瞥見孩子們在看巴爾紮克,料定是傅雷翻譯的。隨口泄露:傅雷説中國隻有一個半翻譯家。
“一個是誰?”我當然好奇。
“他自己。”父親答。
“半個呢?”
“其他所有人加起來。”
記得父親的語氣顯示,他覺得傅雷先生能這麽説。父親的法語,僅次於他的英語,也曾經應用自如,二戰前翻譯過馬伯樂的學術著作,二戰時與戴望舒和馬爾蒂夫人在香港“木屋”海闊天空……
不清楚父親傳播“傅氏説”的那刻,曉不曉得老友夫婦已經“自絕於人民”,火化成灰,無口分辯。那陣子我家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親朋好友不敢往來,不聞老死。但是,如果朱人秀或者別的遺囑執行者,依《傅雷遺書》委托,歸還那個“沈仲章托代修奧米加自動男手錶”,父親應該明白怎麽回事。
而我,隻佩服那位養花弄草的傅伯伯,文筆這麽好,口氣這麽大!從此“刮目相看”,可惜無緣再見。
長大以後聽説,巴金評論,全中國的法語翻譯一共有兩個,傅雷是一個,巴金自己是半個,剩下其他所有人加起來算半個。最近又聽説其他名人(有說錢鍾書,有說另一人)也有類似言辭,限於別的語種。
我這麽想,忽略了語種這個限製範圍,多半是我的記憶失誤。但傅雷這個名字,我不至於弄錯。隻是弄不清最初這“大話”是怎麽“出籠”的,父親是聽傳聞還是親聞。巴金等人都是傅雷的朋友,有的我父親也認識,但估計是與共同朋友偶爾一起聚會,沒有像與傅雷先生那麽熟。
而我呢,唯恐傅雷伯伯涉嫌“自大”,幾十年來“爲尊者隱”。沒想到,這個説法在外麵有多個版本流傳,不知道是誰戴了誰的冠。
其他人是否真的説過那樣的話,或是套用了曾經有過的句式,一時無法核證。恰巧有機會,我問了一位熟悉巴金的人。答曰巴金低調,不會這麽説,應該是他人口氣。總之,都是傳聞不可靠。
傅雷以“傲”聞名,不怕得罪人,把這話“栽”到他身上,恐怕較難“抵賴”。但理解“誇口”得分析語境,否則容易“斷章取義”。(是的,我一向認爲,説話時的環境,比如對誰說、接誰的口、雙方都明白的特指……諸如此類,都屬於“出口成章”的一部分。)
如果是父親直綫“單傳”,我反而會相信,因爲父親編不出也沒必要編出這樣的“大話”。如今這個“流行”説法被塞入多人之口,我無法考證源流,先假定父親也不過是道聽途説,有可能“以訛傳訛”。
我忐忑許久,不知若把我的“再傳”公佈於衆,傅雷伯伯會怎麽想,我父親會怎麽想,人們又會怎麽想。想來想去,就我個人而言,不覺得這“大話”傷何大雅。
我曾請傅雷之子傅敏預覽初稿,傅敏也無法確定他父親有沒有説過“一個半翻譯家”的話,但同意我發表。
我欣賞季羨林先生的一段話,就是《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的實在話:“已經發生的事情是一個現實,我腦筋裏的回憶也是一個現實,一個存在形式不同的現實。”
我決定,還是把“我腦筋裏的回憶”如實記下,是不是現實,甚至成不成得了現實,都在造物主把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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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本文首刊於《文匯報》2016年10月9日“筆會”,最近作者作了修改,並為易讀切分小節,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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