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全文很長,僅節選首句(居延漢簡是《史記》《漢書》之外,存世數量最大的漢代曆史文獻)與主要講沈仲章的兩大節。
流沙遺簡——戰火中搶救居延漢簡往事
(節選)
《北京日報 》2024年12月10日
本報記者 張小英
居延遺址出土的永元器物簿,即漢代軍隊的裝備檢查清冊。圖自台灣“中研院”史語所
居延漢簡是《史記》《漢書》之外,存世數量最大的漢代曆史文獻。
…… ……
沈仲章北大“竊”寶
1937年7月29日,北平淪陷。
身處危城的北大、清華等校師生,匆忙撤往長沙避難。故宮文物及北平圖書館的大批善本珍藏,都已陸續被搶運到南京存放。而一萬多枚居延漢簡仍躺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抽屜裏,無人顧及。
劉半農的助手、北大文科研究所語音樂律室助教沈仲章為此憂心如焚。他兼任科考團理事會唯一幹事,替理事會協調各項任務,不僅通曉多種外語,還擅長錄音、攝影,主管拍攝過這批漢簡,深知它們的價值。
彼時,北大已被日軍包圍。沈仲章半夜翻牆爬進學校,校園裏一片狼藉。日軍隨地大小便,研究所收藏的各種古書和碑帖拓片,被撕開當手紙用。居延漢簡雖然暫未被發現,但照此情景,遲早會被日軍損毀。
怎麽辦?沈仲章向時任北大秘書長的鄭天挺請示如何搶救漢簡,鄭不敢表態,接著又找了幾位西北考察團理事會理事,“他們大半是躲開這類危險的問題,不敢表態”。有的甚至勸沈仲章,“啊喲喲!這個時候了,還去想這些?”
形勢緊迫,沈仲章決定越權“頂一頂”。他找自己在北大的助手周殿福和一位工友幫忙,從北大旁門偷偷溜進去,把漢簡一根根卷起來裝進手提箱,連同居延毛筆的模型、西北科學考察團的紀念郵票等,先後分四次“偷”了出來。
周殿福和工友是老北京,熟悉地形。他們和沈仲章穿小胡同東繞西拐,巧妙避開了日軍的巡邏,把“偷”出來的寶貝輾轉多處後,暫藏在北長街的一個小廟裏。這是徐森玉(徐鴻寶)的住處。
徐森玉是沈仲章的頂頭上司。劉半農去世後,他接管理事會日常事務。沈仲章是唯一幹事,熟悉程序。兩人合作默契,成了好友。沈一向可以自由進入徐家,彼時,徐已輾轉流寓長沙。
沈仲章晚年口述:“搶救木簡除了是為學術、為國家的聲譽方麵著想以外,一半還是為個人的原因,是為我敬愛的師長出發,其中一個是劉半農,再一個就是徐森玉。因為他們都為居延漢簡傾注了很多心血。”
小廟裏也不安全,日軍隨時可能挨家挨戶搜查。沈仲章思忖,“德國商業銀行比較守信用,他們不會瞎來,同時日本人也不會侵犯它,因為德國與日本是同盟。”他準備把漢簡轉移到東交民巷的德華銀行。
轉移前,沈仲章為漢簡定製了兩個半米多高的大木箱。因為漢簡怕潮,“好些也已經酥爛,一碰就要斷掉。”他打好木箱後,內襯瓦楞狀馬口鐵,擋水防潮。放一層木簡,鋪一層棉花,減緩顛簸受損。整箱裝滿,焊接頂層鐵皮密封,再釘牢木箱蓋。
沈仲章的女兒沈亞明說:“父親上大學前在上海祥泰木行當過學徒,被破格提拔到總部管理層,再被派往木箱廠,對製箱很有經驗。父親為那兩隻木箱注入了很多心血,以確保萬餘枚漢簡萬無一失。”
箱子放在人力車上,沈仲章與周殿福一人押一輛車,拉到德華銀行。沈謊稱箱子裏是私人財物,租用保險櫃暫時寄存。銀行開了一張收據,將來憑票取物。
一切辦妥後,沈仲章打算去上海把這張收據轉交北大負責人。沈亞明向記者解釋:“父親救簡是擅自行動,沒有得到上級指示。他必須盡快匯報,並請示接下來該怎麽辦。北平已經淪陷,必須人先逃出去。”
這個“北大負責人”是誰?沈亞明打小聽父親講搶救居延漢簡的經曆,但父親從沒提過具體指誰,她通過考證,推測可能是胡適。
平滬鐵路已經不通,隻能先從北平坐火車到天津,再從天津乘船前往上海。1937年8月12日,沈仲章混在逃難的人群中,擠上前往天津的火車。原本隻要兩個多小時的路程,足足走了一天半。每到一站,日本憲兵就來搜查。
到天津已是深夜。沈仲章蹲在火車站,更加提心吊膽。他清楚搶救出來的國寶存放收據,就藏在頭上戴著的呢帽裏。車站上日本兵不時走動,刺刀幾次挑落呢帽,查看是否可疑。最危險的一次,日本人的刺刀差點刺傷了他的雙眼。
沈仲章枯等了一夜,天亮後才知道,淞滬會戰爆發,從天津到上海的輪船不通了,到處烽火連天。去不了上海,計劃完全被打亂,他隻好給在長沙的徐森玉寫信匯報。
徐森玉收到信,轉到南京給傅斯年看。後方都大為高興,感歎“小小沈仲章,竟能把它安全運出,並保管得妥當”。他們給沈仲章發電報:“就地待命,聽候有人來聯係接頭,千萬不要離開。”
滯留天津風險重重。
據鄧廣銘1996年回憶,沈仲章把漢簡從北大文研所運出數月後,周作人出任偽北大文學院長,替日本人打聽漢簡下落。幸虧沈仲章以超人的機智和膽量,及時把這批漢簡轉移出去,否則,“這些國寶定會被周作人之流拱手送給日本人”。
日本人開始追捕沈仲章。當時,沈住在天津意租界的交通貨棧。一天,貨棧老板韓七爺派夥計給他報信兒說,日本特工要來抓他,趕緊給他換了法租界的一個旅館,用假名登記。此後,他隻能接二連三換旅館,以防被抓。
等到12月,沈仲章終於等到接頭人,不是別人,正是徐森玉。徐森玉對沈仲章的膽識頗為讚賞,並對他說:“我們已經研究好了,由你繼續把這批漢簡運到天津,再運到香港。要求沒人知道,沒人看到,不受一點損害地運到香港大學。”
沈仲章原本隻想“頂一頂”,但在國難麵前義不容辭。沈亞明對父親的選擇很是感慨:“當時,我祖父病癱於外鄉,一直盼兒子仲章去救他,直到臨終也沒盼到。戰後,父親一直找我祖父的墳墓,直到他臨終也沒找到。父親為護簡誤了護親,傷痛難言也難消。”
日本人盤查得很緊,如何在不被檢查的情況下,使漢簡安全抵達香港,並不容易辦到。沈仲章花了很多心思考察。他偷偷回北平,委托一家瑞士商行把兩個木箱托運到天津。因為這家商行“靠著中立國的招牌,不受檢查,即使檢查也比較客氣”。
箱子要登船,如何通過海關?沈仲章找清華大學熊大縝和碼頭搬運工幫忙,每天在碼頭“蹲點”,摸索日本憲兵盤查的時間規律。連蹲幾天,終於讓兩個木箱“鑽了空子”,成功避開檢查,安全運進恒生輪底艙。
沈仲章跟著上了輪船,誰知波折又起……
簡冊上的楬,寫上冊名,相當於標簽。圖自台灣“中研院”史語所
戰火中顛沛流離
輪船到青島後,由於要裝運另外一批貨物,臨時停靠了十幾個小時。
沈仲章問明起航時間後,便雇了一隻小木船登岸。他臨時上岸主要有兩個目的:一為北大查問轉運書物是否寄出;二是想發個電報到長沙,報告木簡已起運南下,請徐森玉派人到香港接收。
辦完事,發完電報,沈仲章到碼頭一看,船不見了!打聽後才知道,恒生輪船長湯麥斯接到上級緊急電訊,說日本有11艘軍艦向青島港開來,形勢緊急,趕快離開。貨隻裝了一半,船就開走了。
情急之下,沈仲章又回城裏打電報給船長湯麥斯。此前,他把行李托運憑證和科考團的賬冊及一千多套紀念郵票等,裝在隨身手提箱裏,擔心日本海軍上船檢查,自己被眼線指認,就與湯麥斯商量,把隨身行李放在船長室。
沈仲章請湯麥斯幫忙把兩個木箱和手提箱,交給同船的青年學生吳景禎,然後讓吳景禎到港後轉交給他的好友、香港大學文學院教授許地山妥存。
沈亞明解釋說:“吳景禎是北大理科畢業生,一向佩服父親。這次船票是父親為他弄到的,因此委托之事,一定照辦。”但吳景禎不知道手提箱裏放著領取兩個木箱的托運憑證,所以後來對“箱子”有種種誤傳。
“父親向來少表功,他護簡到香港的周折,多年來有多篇報道,或多或少有些差誤。”沈亞明采訪了父輩老友及後代、翻閱了當年文獻等一手資料,根據父親早年的講述以及許地山夫人周俟鬆保存多年的、一份父親接受采訪的口述記錄稿,大致考證了居延漢簡到香港的經過——
1938年1月初,吳景禎到港後,隻拿了手提箱。兩個木箱則因無人領取,被擱在倉庫裏。由於人地生疏,吳景禎在香港找不到許地山,幹脆把手提箱帶到了重慶,繼而又帶到長沙。到長沙後,吳景禎得知北大校長蔣夢麟不久將飛香港,就托其轉交手提箱,並寫信告知沈仲章。
沈仲章在青島滯留了幾天。身無分文的他,在一位寧波買辦的幫助下,乘船回到上海,挪用姐姐沈寶珠給他和雙親的錢,趕往香港。一到香港,他就到香港大學找許地山詢問。許回應:“沒人來啊!”
沈仲章“急得真是哭也哭不出”。幸好,沈仲章收到吳景禎來信。2月初,蔣夢麟來港,把手提箱交給了沈仲章。“打開一看,原封未動,西北科學考察團的東西和兩個木箱的托運憑證都在裏頭。”
兩個木箱還在碼頭嗎?沈仲章和許地山拿著托運憑證,趕緊去碼頭找木箱。恒生輪早已離開,他們在倉庫找了兩天,才在一個角落裏找到木箱,被一張大油布蓋著。
盡管一波三折,好在隻是虛驚一場。沈亞明曾多次聽父親念叨:“箱子太重要了,比我個人生命還重要。”
在許地山和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館長陳君葆的聯係下,這兩個木箱被存入馮平山圖書館的大保險櫃裏。馮平山圖書館是港大的善本藏書倉庫和閱覽室,抗日戰爭時期,北平圖書館、鄭振鐸在上海搜購的大批古籍善本等都曾借存此處。
沈仲章完成了護簡使命,如釋重任。與徐森玉接頭後,他對徐說:“第一階段任務是我自告奮勇,第二階段是你交辦的,我全做到了。沒人看見,沒人知道,沒人碰過,原封不動我把它運來了。”交接完,他準備返回長沙。
彼時,西南聯大正在籌建,預定沈仲章為文學院院長助理。蔣夢麟過港時也親自邀請他速去長沙,帶領學生步行到昆明。傅斯年卻連來兩封電報,讓沈仲章不要離開香港,留下來整理、拍攝居延漢簡,準備由商務印書館在上海製版印刷,予以出版。
抉擇關頭,沈仲章選擇留在香港,開始對居延漢簡新一輪的整理、拍攝。但受戰局影響,上海商務印書館因為成本劇增,不堪賠累,沈仲章一度領不到工資,再加上香港物價飛漲,生活十分艱難。
沈亞明告訴記者,父親常常忍饑工作,曾因休克被送急診,英國醫生不讓出院,欠下醫療費。徐森玉向父親轉達理事會決議,把西北科學考察團的紀念郵票等籌資品獎給父親,指示他變賣以渡難關。父親舍不得變賣自己冒著生命危險救出的物品,一直鎖在保險櫃裏。
為此,中英庚款董事會(後改稱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增資刊印居延漢簡,並補助沈仲章在港的生活和整理費用。這樣,沈仲章才得以因陋就簡,將所有照好的照片衝洗兩份,副本寄往遠在西南的勞榦,正本自己編圖冊。
寄往西南的那些照片,經勞榦整理釋讀,於1943年寫成《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在四川南溪以石印版問世。次年,《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也以石印出版。顛沛流離的居延漢簡,終於有了較完整的研究資料。
但不幸的是,沈仲章留在香港商務印書館的照片和已經製成的書版,卻因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相當部分毀於大轟炸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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