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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並生:對張維為教授電視中談及的《雅典憲章》莎草片的進一步解讀
【按】複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2019年5月6日，在東方衛視《這就是中國》第17期節目中質疑古希臘，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這裏對其談及的《雅典憲章》即紙草131 進行進一步解讀。
張教授在講座中對《亞裏士多德全集》的版本來源於哪裏提出質疑，他援引史學界專家的或說：“現在可以找到的最早的殘片是德國考古學家在1890年所發現的寫在紙草上的文獻，叫做《雅典憲章》。這個編號是叫紙草131，很有名的Papyrus 131。”
依照張維為教授所介紹的這位史學界專家的話說，德國學者發現了紙草紙版本的《雅典憲章》，時間是在1890年。
按：這部所謂的紙草紙文獻《雅典憲章》，中譯本書名譯作《雅典政製》，實際上並非殘卷，而是一部基本完整的“古希臘著作”（開卷部分略有殘缺），發現者也不是德國學者，而是大英圖書館的一名毛頭小夥。
話說曆史到了1891年，突然大英博物館出版了一本紙草書摹本，說是在埃及發現的，現保存在大英博物館中，英國一位年輕圖書管理員弗雷德裏克·喬治·凱尼恩（1863-1952）對它進行了編輯，這就是《雅典憲章》（中譯本書名為《雅典政製》）的初版。
據說亞裏士多德曾對158個希臘政體進行了比較研究，最重要的大概就是雅典的政體，這是唯一傳承至今的政體。“全部紙草書的摹本於1891年由大英博物館出版。”[1]
“莎草紙”
“莎草紙”與“羊皮紙”
西方“古典時期”，可能作為文獻載體的兩種材質，一種是埃及出產的“莎草紙”，另一種是所謂的“羊皮紙”。
先說羊皮紙。
“羊皮（parchment）和犢皮（vellum）是西方國家較長使用的書寫材料。Parchment這個詞係指用羊皮做成的書寫材料，譯成「羊皮紙」是不恰當的，因為不是紙，可否譯成「羊皮片」。英文中的parchment，法文作parchemin，均指羊皮板寫成的文件，導源於Pergamum，本是小亞細亞米西（Mysia）的古代城市名。……羊皮板後來成為歐洲主要書寫材料之一，甚至文藝複興後印刷術西傳時還用以印刷書籍。我們在西方大圖書館裏仍可以看到甚至16世紀至17世紀時的「羊皮板」寫本……”[2]
“羊皮紙”出現的時間據說在公元前2世紀以後。[3]
羊皮紙成本高，抄寫一部《新約聖經》大約需要三百張羊皮[4]。《新約聖經》翻譯成中文約為22萬5千字，而《舊約聖經》翻譯成中文為70萬5千餘字，是《新約聖經》字數的三倍多，《新約聖經》用三百張羊皮的話，《舊約聖經》就需要九百張羊皮，新舊約合計則需要一千兩百張以上的羊皮。
張維為在演講中說：哪來那麽多羊呀，古希臘也不產羊啊！
“莎草紙”不是“紙”，隻是“草”
“與「羊皮板」一起在西方廣泛使用的還有「莎草片」（papyrus），將這個西方詞譯成「莎草紙」同樣是不恰當的，因為它也不是紙。”[5]
從加工流程來看，“莎草片”沒有任何蒸餾、化合的過程，隻是簡單的進行整形處理，還是“草”本來的形態。
“紙莎草紙的傳統製法是:首先剝去紙莎草的綠色外皮，留下髓部，並割成薄片，放入水中浸泡幾天，撈出後用木槌敲打，壓去水分，重複多次，把薄片兩端切齊，一條條橫向並排鋪開，然後在上麵縱向排開，並用石塊壓緊，擠出糖質貓液，使草片相互貓結起來。晾幹以後，用象牙或者貝殼磨平草片的表麵，就成了紙莎草紙。”[6]
埃及的這種“莎草片”實際上並不稀奇，在歐洲人沒有來到美洲前的幾百年間，美洲的瑪雅人和阿茲台克人用樹皮作成薄片，用以書寫文字畫，叫huun或amatl。其方法是將樹皮剝下後，除去有色外表皮，將其內皮撕成一英寸寬的長條，放在鍋內加草木灰煮沸。再在平板上縱橫交錯地疊起，用槌打在一起成為薄片，幹燥以後以石磨光。現在墨西哥的奧托米印第安人（Otomi Indians）還用此法作樹皮片，作書寫材料。
太平洋各島嶼如夏威夷、斐濟、日本北海道、印度尼西亞、中國台灣等廣闊地區的土著居民，也用樹皮借錘氈法打製成薄片，通稱為tapa。夏威夷人稱kapa，意思是捶打。印第安人的huun或amatl，或太平洋島嶼土著人的tapa或kapa，在製造方法及取材上大同小異，可統稱之為“樹皮氈”。[7]
美國造紙專家的鑒定
“美國造紙專家兼紙史家亨特到現場考察了莎草片、huun及tapa的製造方法後，得出正確的結論是，這三者在技術上是屬於同一範疇，雖然均可作書寫材料，但沒有一個可謂之為真正的紙。”[8]
中國造紙專家潘吉星對“莎草片”的體驗
“1981年筆者旅居弗吉尼州時，曾得到一枚用傳統方法製成的莎草片，表麵不平滑，需塗一層白粉後才能在上麵畫彩色畫。”[9]
這種“莎草片”質地薄脆易碎，稍微折疊就會破損，甚至難以承受陸路運輸的顛簸。[10]
“紙草片”和“羊皮板”用什麽“筆、墨”寫畫？
“黑墨水用碳的沉積物製造，例如從油燈頭或鍋底上刮下來的煙灰，用木炭和燒過的骨頭研磨成精細的碳粉。無論用什麽東西製成碳，都要混合一種阿拉伯膠之類的黏合劑，即一種阿拉伯樹的水溶性樹液。把這種混合物曬幹，製成小塊。在準備寫字的時候，就用濕潤的筆在墨水塊上刷一刷。文士們也常使用紅墨水，那是鐵的氧化物、紅赭石或者其他土壤中的礦物質製作的。”[11]
“最早用來在紙莎草紙上寫字的筆更像是小號油畫刷，用生長在沼澤中的燈心草或小植物製成。這些筆的長度不同，通常在15到45厘米之間（6到15英寸）。文士們把筆的一端嚼鬆，露出其中細小的纖維，將其製成纖維的刷子。……新約時代，人們用蘆葦削成尖頭的管狀筆。”[12]
用這種“筆”（燈芯草等）和“墨”（鍋底黑），在這種“紙”（莎草片）和皮（羊皮、獸皮）上進行書寫，其物質形態為有機基質上塗抹炭素汁，在自然條件下會很快降解，歸於澌滅，難以長久保存。拿美國獨立宣言的羊皮原件來說，用上好的羊皮、精選的墨汁，加上頂級的保存條件，從1776年到現在兩百多年大部分已經漫漶不清，模糊難識了。
《美國獨立宣言》的原件目前館藏在現今的美國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NARA），而其草稿件則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內。此為《美國獨立宣言》原件的正反兩麵掃描件（此圖為美國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官網展出內容）[13]
“莎草片”上的《雅典憲章 》
“莎草片”難以長期保存
在歐洲的絕大多數氣候條件下這種“莎草片”都難以保存。在古希臘的氣候條件下，保存不到幾十年就會發黴、粘連，不可能有片紙流傳下來。在埃及，所謂“古代莎草書卷”隻限於墓葬中發現的殘卷。[14]
我們知道，任何植物材料都會碳化。無論在何種植物材料上施以何種顏料，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幾十年間逐漸褪色、劣化、解體、澌滅，何況是一種“質地薄脆易碎，稍微折疊就會破損”的材料。
無論是埃及的“莎草片”,還是印第安人的huun以及太平洋諸島土著民族的tapa，在其上塗以何種植物或礦物的墨汁或顏料，在自然的條件下，都不可能長期保存。中國紙“紙壽千年”人們可以理解，而西方的“千年紙草”的說法無論如何也解釋不通。
“莎草片”是西方中心論偽造文獻的工具
“莎草片”開始出現大約在拿破侖攻略埃及的八十年之後、即相當於蒙森晚年時代；在此之前，整個西方學術界並不知道有莎草片的存在。例如伏爾泰或吉本的著作中都沒有莎草紙的蹤影。在此之前，說到“紙”就是“中國紙”、以及將“羊皮片”混同為“紙”的概念，稱之為“羊皮卷”。
無論是1793年“紙草文獻”現身赫庫蘭尼姆[15]，還是古羅馬時涉及“莎草紙”製作方法的文獻普林尼《自然史》等，都是後世所偽造。曾任大英博物館館長、圖書館首席館員的弗雷德裏克·喬治·凱尼恩（1863-1952）是最早涉嫌製造“偽莎草紙文獻”的西方學者之一。[16]他在《古希臘羅馬的圖書與讀者》中主張，自公元前六世紀以降，在希臘土地上普遍使用的書寫材料是紙草。他的根據是希羅多德《曆史》中的一段話。[17]然而，被西方“曆史之父”希羅多德的唯一“傳世”著作《曆史》原本是一部偽書。凱尼恩還列舉了許多莎草紙古典文獻的例子，可是作為最早偽造“古典紙草文獻”的嫌疑人，其所述內容不足為信。[18]
莎草片製造技術19世紀仿造中國造紙術“複原”
埃及工程師哈桑•拉賈卜（Hassan Ragab）利用1872年從法國引種回埃及的紙莎草，重新發明了製作莎草紙的技術。
哈桑•拉賈卜（Hassan Ragab）是工程師、軍人、外交家、科學家，還是實業家。他參加過推翻法魯克封建王朝的革命，獲得過一級共和國勳章並被授予少將軍銜；他先後出任駐中國、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大使，曾與埃及共和國曆史上的三位總統納賽爾、薩達特和穆巴拉克有過親密接觸，並三度為他頒獎。
出使中國期間，他受到當時中國造紙係統的啟發，並對古埃及紙草造紙術萌發出濃厚的興趣，他開始對中國家庭作坊式的小造紙業係統進行研究，認為這非常適合紙莎草紙製造業，並建議埃及政府發展類似的造紙係統。不過，對於他的建議，政府並未采納，於是，他決心自己創辦這一係統來拯救古老的紙莎草造紙術，潛心鑽研，查閱曆史書籍，與專家們進行交流，認真學習古墓畫，細心觀察從法老古墓中發現的紙草文書的紋理，並借助中國家庭造紙作坊的傳統工藝進行實驗，終於找到了古人的方法！貨真價實的紙莎草紙重新被仿製出來，闊別久矣的紙畫重獲新生。在發掘造紙工序的過程中，拉賈卜儼然成為了曆史學家、考古學家和畫家，並成為了當之無愧的紙莎草紙的再生之父。[19]
《雅典憲章》是什麽貨色？
書歸正傳。我們知道，基於紙草書的特性以及氣候條件，紙草書非常難以保存。然而，在1890年西方學者卻有了“重大發現”！這回倒應景，需要什麽“發現”什麽，而且是完整的重要的“古希臘著作”——《雅典憲章》（《雅典政製》）！從時間上來說，正值十九世紀末，當時歐洲列強正在如火如荼地打造西方中心論，這項重大發現正好是“歐洲中心論者”們最想得到的內容，不禁令人拍案叫絕！
造偽嫌疑人：弗雷德裏克·喬治·凱尼恩的簡曆[20]
1863年1月，出生於倫敦
先後就讀於溫徹斯特公學和牛津大學新學院
1883年畢業後，入牛津大學格達倫學院（Magdalen College）
1889年，成為大英博物館助理館員
1891年，27歲時發表《雅典憲章》（《雅典政製》）摹本，附有序言和注釋
1898年，晉升為寫本部副部長
1903年，凱尼恩公布為柏林皇家科學院修訂的《雅典憲章》（《雅典政製》）版本
1909-1931年，擔任大英博物館館長、圖書館首席館員
1912年，被封為爵士
1913年，擔任古典學會會長
1917年，兼任英國人文與社會科學院院長
1918年，兼任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古代史教授
1919年，兼任希臘學研究會會長
1920年，凱尼恩的《雅典憲章》（《雅典政製》）最後版本在牛津發表
1931年，退休
1932年，為倫敦大學國王學院進行了3場專題講座，
並將3場講座內容結集為《古希臘羅馬的圖書與讀者》出版
1950年，《古希臘羅馬的圖書與讀者》第2版（增訂）出版
1952年，去世、享年89歲
（弗雷德裏克·喬治·凱尼恩、一譯“佛勒得裏克·刻泥嗡”）
《雅典憲章》（《雅典政製》）出現於1880年
英譯者拉克漢在其所作《雅典政製》英文版序言中說：
“這些有關政製的論著，在亞裏士多德著作的古代書目中，據說有一百五十八部。……到了中世紀，這些論著在《亞裏士多德全集》中已經無存，直到五十年前為止，近代學者所見到的隻有後來作家所作的許多引證和引文而已。
但在1880年，在埃及沙漠中曾發現了兩小頁破損頗多的紙草，後來經學者鑒定，這兩頁紙草就是從所有政製論著中最重要的一部——《雅典政製》的抄本中來的。這兩頁紙草，現在存於柏林博物館。古文字學家認為它們是公元四世紀的東西。”[21]
大英博物館毛頭小夥“發現”《雅典政製》（《雅典憲章》）全本
“十年之後，圖書館管理人刻泥嗡（F.G. Kenyon）在不列顛博物館從埃及得到的紙草卷中認出有四頁是幾乎包括全文的抄本。這幾頁紙草兩麵都寫著字。正麵是埃及赫爾摩波利斯城（Hermopolis）附近一個莊園管理人狄底穆斯（Didymus）當味斯琶西阿努斯（Vespasianus）第十年和第十一年，即公元78和79年，為他的主人厄辟馬庫斯（Epimachus）保存的一些收支帳目。背麵便是亞裏士多德的論文；它沒有開頭部分，因而此書的第一頁是空白的，這說明它是從業已破損的該文抄本轉抄來的；最後一卷是十分破碎的斷片。論文的各部分是由不同的人手抄寫的，一共有四人；據說，由字體可以看出，抄本的年代當在公元l00年左右。”[22]
這裏描述道：“這幾頁紙草兩麵都寫著字”，原來新發現的這部《雅典政製》（《雅典憲章》）全本，寫在兩麵都寫著字的莎草紙上？而且是寫在一些收支帳目的背麵！不料謊言在這裏穿幫……
古文字專家指出：莎草紙隻能單麵寫字！
“由於莎草紙的易濕性，所以通常隻在一麵書寫……”[23]
“莎草紙雖然是輕便的書寫材料，但也有很大的缺點。其中最主要的缺點是：莎草紙容易發潮，正麵和反麵不一樣平，因此隻寫它的一麵；莎草紙脆而易碎，因此它的每頁不能對折，也不能折疊……”[24]
辨偽及結論
細節上《雅典憲章》（《雅典政製》）存在問題舉隅
《雅典政製》作者“自以為曾批判應用他所引用的作品（VI.， XVIII.4， XXVIII.）；可是他自己所用的年代和在細節上的正確性卻已經被人反駁，例如關於珀西斯特剌圖斯的時代，關於塞密斯托克利斯在公元前462年之出現於雅典（XXV.3）。”[25]
《雅典憲章》（《雅典政製》）所述政治體製純屬烏托
從“莎草片”《雅典憲章》（《雅典政製》）內容來看，裏麵充滿了現代的概念。
如：憲法製度、公民權利（第8頁）、政黨政治（第18頁）、民主憲法、陪審法庭（第13頁）、民主政治（第24頁）、氏族和胞族（第29頁）、五百人議會（第30 頁）、人民領袖、人民群眾（第35頁）、弓箭手、騎士（第33頁）、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第36頁）、愛國公仆、守法公民、為國效勞、公民義務（第38頁）、決議案、修正案、公共安全、委員、主席、動議、付諸表決、違法法案、申訴、傳訊、程序（第39頁）、五千人集團（第40頁）、抽簽選舉（第41頁）、會計檢查、司令官、騎兵司令（第42頁）、憲法權利（第48頁）、公有財產、大赦、法庭答辯（第49頁）、人民執掌政府、憲法改革、公平合理（第51頁）、公民權、公民在十八歲時在他們村社的名簿中登記（第52頁）、上訴（第56頁）、最高權力、民眾會、主席團（第57頁）、注銷、拍賣（第58頁）、市場監督（第61頁）、主席團書記、列席（第65頁）、法定年齡（第68頁）、刑事案件、民事案件（第69頁）、故意殺人、非故意殺人（第70頁）、提起公訴、不法程序彈劾（第71頁）、投票否決（第72頁）、信任投票（第73頁）、投票箱（第76頁）、“人民大眾的權力一直在增長，人民使自己成了一切的主人。”（第52頁）等等，俯拾即是。
正常的情況應該是，2000年前的概念，到今天大部分已經時過境遷，其中一小部分與今天的概念類似還容易使人理解；而這裏竟然百分之百地與現今的觀念一致，說明造假者缺乏基本的做舊常識。19世紀末，當時人們知道那是假的，是西方中心論強權的做派，無可奈何；令人不解的是，如何連中國的學者也會上當受騙呢？西方殖民者的“東方主義”真是屢試不爽啊！
被選舉出來的總主席一天一換？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雅典政製》（《雅典憲章》）的造偽者，將“雅典民主製度”推向了極端，設計出了需要每天開會的“議事會”，“議事會實際上除假日外每日開會。”更有甚者，為了限製權力，選舉出來的總主席需要一天一換，“主席團有一個總主席，由抽簽選出：他任期一日一夜，不得延長，也不得再度任職。”[26]
這樣一來總主席就不需要做任何實際工作了，每天專注於選舉，同時馬不停蹄地交接工作就成了總主席的全部工作。
《雅典憲章》（《雅典政製》）的消息來源於另一部偽書
“《雅典政製》在亞裏士多德全部著作中的地位，我們是由《尼科馬庫斯倫理學》那部書的結尾一節中得知的。”[27]
《尼科馬庫斯倫理學》是什麽東東呢？原來這部作品是在亞裏士多德名下的另一部偽書。簡單來說，第一，《尼科馬庫斯倫理學》來曆不明；第二，《尼科馬庫斯倫理學》抄襲《中庸》等中國文獻的內容，一望可知。[28]
靠偽造文獻為西方中心論“建立功業”
這位毛頭小夥、《雅典憲章》（《雅典政製》）的炮製者弗雷德裏克·凱尼恩，憑借這項成績，後來擔任了大英博物館館長、圖書館首席館員（1909年）以及古典學會會長（1913年）、希臘學研究學會會長（1919年）。
實際上這是當時的常態。同樣的事例非常普遍，例如大名鼎鼎的謝裏曼，本來是一個軍火商，並無古典曆史方麵的學養，因其個人興趣，發現了特洛伊遺址，從而“證實”了荷馬史詩的真實性，因此被奉為“西方考古學之父”。然而，謝裏曼晚年自己也承認，他所發現的遺址並非荷馬史詩中的“特洛伊”。[29]
近1800年前的“雙麵莎草片”文獻？愚弄“學者們”的智商……
1890年凱尼恩“發現”《雅典憲章》（《雅典政製》）全本，“由字體可以看出，抄本的年代當在公元l00年左右”，就是說這份“莎草片”文獻已經有1790年的曆史了。
我們知道“紙壽千年”的常識，中國紙是迄今為止人類曆史上最理想的記錄文字的載體，按照質地最好的中國紙來說，其極限大體也不過可以保存千餘年而已，何況一種質地薄脆易碎的“莎草片”！
更有甚者，這位毛頭小夥所發現的“莎草片”文獻兩麵都寫著字，而亞裏士多德的《雅典憲章》（《雅典政製》）是寫在“背麵”！後來的專家們得出結論，莎草紙並不能夠兩麵書寫，因此在這裏就難以圓謊了。
這位當時大約27歲圖書管理員凱尼恩，居然在近1800年前的“莎草片”的背麵完全釋讀出了屬於不同民族、不同語言的古代方言拚音字母的確切含義，並將其摹本在短時間內公諸於世！不知“草（莎草）殘字不殘”是如何做到的？而且，這個文獻並無傳世文本供其參照，又如何可以完全釋讀？
這個偉大的謊言，不料在這裏露出了完全的馬腳……
《雅典憲章》（《雅典政製》）中譯本的出版情況
1957年三聯出版社出版了日知、力野以羅布叢書版《雅典政製》英譯本為底本的中譯本，1959年轉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重印；顏一後來又根據同一底本將《雅典政製》再次翻譯為中文，收入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亞裏士多德全集》（第十卷）。2013年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出版了馮金朋中譯本，該譯本以四個希臘文本（Kenyon, Sandys, Rackham, Rhodes）為底本，並參照其他幾個英譯本翻譯。看樣子，中國學者在這本書上也下了不少功夫啊……
參考文獻
商務印書館 《雅典政製》中譯本
浙江大學出版社 凱尼恩《古希臘羅馬的圖書與讀者》中譯本
大象出版社 喬治•薩頓《希臘黃金時代的古代科學》中譯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潘吉星《中國造紙史》
山西人民出版社 董並生《虛構的古希臘文明——歐洲“古典曆史”辨偽》
2019年5月13日
[1]參看[美]喬治•薩頓《希臘黃金時代的古代科學》中譯本第597頁及注，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2]潘吉星《中國造紙史》第4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3]參看[美]喬治•薩頓《希臘黃金時代的古代科學》中譯本第30頁，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4]“哥騰堡活字版印刷術發明時，第一套書，就是用歐洲自製紙與羊皮紙印的新約聖經，據說每本用300張小羊皮。（注：Dard Hunter：《Paper Making-The History and Technique of an Ancient Craft》）”[台]陳大川《紙由洛陽到羅馬》第98頁，財團法人樹火紀念紙文化基金會、民國102年10月第1版
[5]潘吉星《中國造紙史》第4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6]孫寶國、郭丹彤《論紙莎草紙的興衰及其曆史影響》，載《史學集刊》2005年7月第3期
[7]潘吉星《中國造紙史》第4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8]潘吉星《中國造紙史》第4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9]潘吉星《中國造紙史》第4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10]參看孫寶國、郭丹彤《論紙莎草紙的興衰及其曆史影響》，載《史學集刊》2005年7月第3期
[11][美]斯蒂芬·米勒、羅伯特·休伯《聖經的曆史——「聖經」成書的過程及曆史影響》中譯本第29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
[12][美]斯蒂芬•米勒、羅伯特•休伯《聖經的曆史——「聖經」成書的過程及曆史影響》中譯本第30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
[13]見https://k.sina.cn/article_1988754133_p7689fad502700522h.html?wm=13500_0055&vt=4，潛行吧豆子Kevin微博
[14]參看[美]喬治•薩頓《希臘黃金時代的古代科學》中譯本第30頁，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15][德]維拉莫威茲《古典學的曆史》中譯本第1版第130頁，三聯書店2008年6月
[16]炮製所謂亞裏士多德《雅典憲章》（《雅典政製》）的正是此人。
[17] 見[英]弗雷德裏克·喬治·凱尼恩《古希臘羅馬的圖書與讀者》中譯本第105頁，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那段話是這樣的：“伊奧尼亞人從古時便把紙草稱為皮子，因為在先前由於缺乏紙草，他們是使用山羊和綿羊的皮子的。而甚至到今天，還有許多外國人是在這樣的皮子上寫字的。”見[古希臘]希羅多德《曆史》中譯本第1版下冊第370頁，商務印書館1959年6月
[18]詳見董並生《虛構的古希臘文明——歐洲“古典曆史”辨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19]鐵馬冰河陸川客《“莎草紙”不是紙，“紙草書”不靠譜》，見朝千裏新浪博客2017-12-06
[20][英]弗雷德裏克·喬治·凱尼恩《古希臘羅馬的圖書與讀者》中譯本，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
[21][古希臘]亞裏士多德《雅典政製》中譯本“英譯者序言”第1頁，商務印書館1959年8月第1版2010年11月6刷
[22][古希臘]亞裏士多德《雅典政製》中譯本“英譯者序言”第2頁，商務印書館1959年8月第1版2010年11月6刷
[23][蘇]B•A•伊斯特林《文字的產生和發展》左少興、王榮宅中譯本第169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24][蘇]B•A•伊斯特林《文字的產生和發展》左少興、王榮宅中譯本第376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25][古希臘]亞裏士多德《雅典政製》中譯本“英譯者序言”第4頁，商務印書館1959年8月第1版2010年11月6刷
[26][古希臘]亞裏士多德《雅典政製》中譯本第54-55頁，商務印書館1959年8月第1版2010年11月6刷
[27][古希臘]亞裏士多德《雅典政製》中譯本“英譯者序言”第1頁，商務印書館1959年8月第1版2010年11月6刷
[28]參考[古希臘]亞裏士多德《尼科馬庫斯倫理學》中譯本相關內容，商務印書館2003年11月第1版
[29]說見董並生《虛構的古希臘文明——歐洲“古典曆史”辨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另參看林鵬、諸玄識、董並生《作為偽造“古希臘”工具的“西方考古學”》，見[何新文史]公眾號2018年10月1日-3日連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