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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共濟會研究資料：
戊戌變法的幕後故事
（2012-09-03）
曆史運動的發生，有內因，也有誘導因。
內因是社會的基本矛盾，誘導因則對事件的發生，塑造某種似乎偶發的形態。
中國近現代史背後，始終存在一隻看不見的無形之手，通過對各種社會矛盾的誘導和激發，暗中有計劃地引導著必然事件的某種進程。目的是把中國納入共濟會所設計安排的世界新秩序。
此前我們介紹過隱身於洪秀全、李鴻章和孫中山背後的共濟會影子。
台灣現代共濟會孫中山紀念會
近年國內外間有新資料發現。此再介紹一位隱身於戊戌變法幕後，暗中影響和引導著康有為、李鴻章和光緒皇帝的英國共濟會員李提摩太。
佩戴英國女王授予的馬耳他騎士團勳章的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生平】
英國國教浸禮會傳教士、共濟會員、馬耳他騎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生於英國南威爾斯，出身鐵匠家庭。曾當過礦區小學教員。20歲時進入神學專科學習，加入共濟會。23歲加入倫敦浸禮會後，自願到中國傳教。
［新教浸禮會與共濟會一直關係密切。直到現代仍然如此。1993年6月15日至17日的南方浸禮大會（SBC）年會期間，承認"現在很多傑出的基督徒和南方浸禮會教友都是共濟會成員。”］
1869年11月17日李提摩太離開英國，1870年12月抵達上海，隨後在山東煙台、青州作為教士傳教，並同時學習中文、佛教、儒家和伊斯蘭教的異教著作。李提摩太的活動富有成效，先後在山東濟南、青州、濰坊等地陸續建立了浸信會和共濟會在山東教區的公開與秘密活動中心。（現在青州市建有紀念李提摩太之教堂，該教堂為當地最大基督浸信會派教堂。）
1880年9月李提摩太與李鴻章在天津初次會麵，得到李鴻章支持，去當時遭受旱災而富產煤礦的山西賑災，同時為中國官員宣講西方科技及傳教。他為此花費1000英鎊購買書籍及儀器，匆忙補課自修，而後向中國官紳宣講哥白尼發現天心說的秘密、化學的奧秘、蒸汽機帶給人類的福利、電力的奇跡等科普知識，並作示範表演，吸收信眾。
1886年，李提摩太來到北京，主要進行演講和著述。其後在上海出版了《七國新學備要》，介紹西方英法等各國的教育情況，他在書中建議清朝政府每年應當拿出100萬兩白銀作為教育改革的經費。
1886年11月，李提摩太移居北京，受曾紀澤（曾國藩之子）委托，擔任曽家私人教師，為曾氏子侄教授英文。
1890年，李提摩太應李鴻章之約，去天津任英文的《中國時報》的中文版主筆，該報經常發表呼籲和引導清朝改革的社論。
1891年10月，李提摩太到上海主持共濟會基金在華設立的宣傳機構“同文書會”。奉英國共濟會指示，李提摩太接替韋廉臣擔任該會督辦（後改稱總幹事）。同文書會又稱廣學會。此後李提摩太長期負責廣學會的工作（1891年－1916年），他主持該會達二十五年之久，出版《萬國公報》等十幾種報刊。
廣學會表麵是一家宗教性出版機構，實際是一家兼具情報職能，為英國M５（軍情５處）和共濟會收集信息的情報機構。廣學會先後在華出版2000多種書籍和小冊子，是中國規模最大的出版機構之一。
李提摩太主持翻譯了一些著名書籍，這些著作對當時中國社會思潮變化影響很大，在相當程度上引導了19世紀末的改革思潮。
李提摩太本人中文很好，他的主要譯著有：《在華四十五年》（回憶錄）、《七國新學備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國》、《百年一覺》、《歐洲八大帝王傳》、《泰西新史攬要》、《新政策》等20多種。
其中《泰西新史攬要》為英國馬懇西所著，由李提摩太和蔡爾康（1851～1921）合譯，1895年出版。內容是介紹19世紀歐美各國政治變法的曆史，出版後風行一時，印行3萬部。此書通過翁同和推薦給光緒皇帝，是戊戌變法時期光緒皇帝手邊榻前的主要參考書之一。
李提摩太的傳教方式類似於利瑪竇。他接受“利瑪竇規矩”，以中國士民樂於接受的方式傳布新教。重點是吸引中國知識分子和上層官員等社會精英。他和許多政府官員，如李鴻章、張之洞都有較深的私人交往，張之洞曾撥款一千兩資助廣學會。李提摩太所結交的各界有影響的社會人物，包括如：李鴻章、張之洞、曾國荃、左宗棠、康有為、孫中山等，都曾經與他關係密切。
在戊戌變法發生前夜，李提摩太在北京結識梁啟超、康有為，並建立了良好的個人關係。
李提摩太曾聘用梁啟超擔任他的私人中文秘書，並對其積極施加思想影響，甚至耳提麵命，由梁啟超撰寫了大量影響很大的時論文章。梁氏《飲冰室文集》中許多熱情宣傳泰西政治經濟製度的文章，實際都是受到李提摩太影響的。
在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期間，李提摩太積極活動於滿清上層人士之間，多次建議將中國置於英國“保護”之下，聘請外國人參加政府。在他寫給英國共濟會和政府的報告中說：
“我們隻要更多地控製主要的大學、主要的報紙、主要的雜誌和一般的新讀物，通過控製這些東西和控製中國的輿論領袖，我們就控製了這個國家的頭腦和背脊骨”。
在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期間，李提摩太積極活動於上層人士之間，為英國政府收集和掌握動態，協調社會關係。李提摩太對19世紀末中國的變法維新運動及社會變動有很大的影響力。
1902年，山西發生教案，西太後請他協助處理。事件解決後，慈禧同意請他開辦山西大學堂，聘他為山西大學堂西學書齋總理，可以自由往來於北京、上海、太原之間。清政府還賜他頭品頂戴，二等雙龍寶星，並誥封三代。
1916年5月，李提摩太因身體原因辭去廣學會總幹事職務回國。由於他在華的卓越工作，女王和英國共濟會授予他為３３度會員，馬耳他騎士勳章。1919年4月20日在倫敦逝世。
【策劃組建中美英日四國一體化聯邦】
戊戌變法運動期間，甲午戰爭時期擔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卸職後來中國訪問。
（據日本共濟會史料，伊藤博文也是日本共濟會高端會員。）
李提摩太向變法運動的輿論領袖康有為等人建議，請他們進言光緒皇帝，聘請伊藤博文為皇帝的私人顧問，付以事權。一些變法派官員在伊藤抵華後，即紛紛上書光緒皇帝，請求朝廷重用伊藤博文為顧問，幫助設計中國的新法和推進變法改革。光緒準備采納。
伊藤博文會見李鴻章
榮祿等守舊官員知悉此事後，非常震驚。禦史楊崇伊將此事密奏慈禧太後，稱：“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將專政柄。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
這引起慈禧太後的警覺，擔心光緒此舉會使得滿清失去對政權的控製力。她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頤和園緊急趕回到紫禁城，當麵了解光緒皇帝對伊藤的想法並阻攔，使得此事未果。
李提摩太還向康有為等人提議，由英國作為總領袖，中國與美英日三國合組高層政治機構，建立一個“中美英日合邦”議會——此為近年國內西化派再度提出的“中—美國”共治合體政治經濟模式的前身。
康有為對組建這個政治共同體表示十分熱情。在康有為的支持下，變法派官員楊深秀遂於１８９８年9月20日（八月初五）上書光緒帝：
“臣尤伏願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也。”
另一變法派官員宋伯魯也於9月21日（八月初六）上書稱：
“渠（李提摩太）之來華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幹營，以資禦侮。…………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與之商酌辦法。”
這就是說，這些重臣建議將中國軍事、財稅、外交的國家大權，拱手全部奉獻於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外人之手。
慈禧太後於9月19日（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後，於9月20至21日獲知此事，覺得事態嚴重，擔心光緒引入外人顧問一旦成立四國聯合內閣後滿清由此而失去對權力的控製。遂決議變政，削弱光緒的決策權，慈禧親自訓政，從而結束了戊戌變法運動。
變法失敗，康有為在與李提摩太會麵後，即在國際共濟會兄弟們的暗助下，逃脫而出國流亡。
［康有為出逃記：
在天津，康有為先是搭乘“新濟號”輪船，旋即離去，改乘英國太古公司的“重慶號”直奔上海。在赴上海的途中，北京的情況發生急劇變化，清廷下令通緝康有為，而他的行蹤也為清政府所獲知。上海道台曾照會英國領事，要求其答應在船上逮捕康。該照會被退回，要求成了泡影。道台不得已遂於24日早晨起督率眾多捕吏兵卒前往上海碼頭嚴密警戒，等待著天津的來船，搜查一二輪船而未獲。
停泊在上海港的英國軍艦“esk”號，預先得知康有為將乘坐“重慶號”抵達，天未明即悄悄從上海港出發，到吳淞口外等候。至當日下午，果然看見 “重慶號”向吳淞口開來，“esk”號立即派出一隻小蒸汽船逆流開向“重慶號”，而不顧“重慶號”是否拒絕。兩名下士官飛躍而登“重慶號”，先持照片向該船司務詢問康有為之所在。兩人先在第三號房與康見麵，依照英國領事之命將其逮捕。由於語言不通，遂將康有為帶至大餐間，通過翻譯，康有為才領會其意思。於是匆匆收拾行李，在英國士官的引導下，與其他三名像是康黨的廣東人乘小蒸汽船轉到“esk”號上。稍後，康有為一行換乘皮奧輪船公司的“bollarat”號，在英國軍艦“bonaventure”號的護送下離開上海，於9月29日夜裏十一時左右抵達香港。當輪船行駛到口啊裏灣時，水上警察立即派小蒸汽船將康護送到中環警察總署。為了防止刺客，港英政府實行了嚴密的戒備。
在康有為逃亡香港的同時，在廣東原籍的康氏族人，如康的母親及異母弟等也先後逃至澳門。康氏門人約二十人在康抵達香港的前三四日也分別來到香港避難。
康抵達香港的第二天，即9月30日，法、德等國家駐香港領事迅即拜訪了他，而康最想取得聯係的是日本駐香港領事上野季三郎，他在這一天迅即秘密委派心腹弟子前往日本駐香港領事館，轉達他的意思。當天下午三時許，上野季三郎以個人的名義訪問康有為，然而由於警察署長不在未能如願。因為未經署長本人的許可，任何人不得與康見麵。上野季三郎與康有為未能見上麵，康又委派心腹弟子王覺任、何樹齡二人前往日本駐香港領事館，秘密請求上野季三郎將康有為致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的電報代為發出。電報稱：“上廢國危奉密詔求救敬詣貴國若見容望電複並賜保護有為”；另有一封電報致日本橫濱大同學校徐勤，雲“欲東來告大畏若見容乞電複並賜保護若”。
上野季三郎答應了這個請求，但考慮到將這封電報發給矢野文雄的手續太繁雜，遂直接發往東京日本外務省，請求由外相大畏重信處理。
康有為電報中宣稱他在離開北京前曾親奉皇帝的密詔，對於這一說法，上野季三郎並不表示懷疑。不過對於康的電報以及其弟子所表達的希望到日本避難的請求，上野季三郎感到躊躇。他認為，康逃亡途中一直受到英國方麵的保護，如果此時遽然前往日本，肯定會傷害英國政府的感情。這不僅對康本人不利，而且也勢必將牽涉日英兩國的關係。
日本方麵的猶豫導致康有為的想法在改變。10月8日，他向上野季三郎表示，他有意於赴美、英途中訪問日本，詢問在日本期間能否獲得日本政府的保護。對於這一請求，日本方麵沒有絲毫的猶豫，第二天（10月9日），日本外相大畏重信致電上野季三郎，請他轉告康有為，他在日本期間將獲得“適當的保護”。康有為遂轉赴日本，開始了他的流亡生涯。（摘自《1898年中國故事》中華書局版）］
1901年庚子事變之後，李提摩太建議美國等西方政府用一部分中國的賠款，在北京、山西等地設立大學，培養具有西化思想的人才。他認為庚子事變發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西化模式的教育沒有普及，如果教育普及的話，就可以減少類似這樣的仇外事件。
1916年李提摩太回國，出版了《留華45年回憶錄》。1919年4月20日李提摩太在倫敦去世。
（以下來自昆羽繼聖）
1890年5月，李提摩太出席上海基督教在華傳教士全國會議，在會上作《基督教差會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報告，提出將傳教重點轉移到清政府上層官吏和士大夫中間並加強出版活動。
根據何新、林鵬、諸玄識、董並生等學者的研究，以及李提摩太的在華回憶錄《親曆晚清45年》：
同治九年（1879）到光緒十二年（1886），李提摩太在這16年中的活動身份為英國浸禮會傳教士；
光緒十六年（1890），李提摩太受北洋大臣李鴻章之聘，擔任天津《時報》的主筆，是其正式涉入中國政治的開端。
光緒十七年（1891），受上海‘同文書會’之聘，擔任督辦。同文書會原為長老會教士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所創辦的圖書出版機構，李提摩太接任督辦（後改稱總幹事）之後，將之改名為‘廣學會’，主張‘廣西國之學於中國’。
這個李提摩太，到任後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組織人手開始調查中國上層社會究竟有多少人可以作為同文書會的讀者對象。
他把從中央到地方的高級文武官員、府學以上的禮部官員、舉人以上的在職和在野的士大夫以及全國的秀才和應試的書生全部作了一番統計，得出結論是4.4萬名。
縣和縣以上的主要文官 2289人
營級和營級以上的主要武官 1987人
府視學及其以上的教育官吏 1760人
大學堂教習 200人
派駐各個省城的高級候補官員 2000人
文人中以5%計算 30000人
經過挑選的官吏與文人家裏的婦女和兒童，以10%計算 4000人
小計：44036人
注：上述數字是將“經過挑選的官吏與文人家裏的婦女和兒童”考慮在內，其目的是著眼於帝國未來的領袖人物，希望通過其家眷和親人對這些未來的領袖人物施加影響。
李提摩太認為：
這4萬多人看著不少，其實平均到每個縣，僅有30人左右。影響了這一小部分人，等於影響了整個中國。因為，“少量的發酵劑，可以發酵一大堆東西”，對這些統治階層的人物進行教育，“實際上就是教育了3億5千萬中國人。“
“‘如果要影響中國整個國家，我們就必須從這些人開始。……這些人當了大臣的時候，要負責和外國訂立條約，打交道。”
李提摩太提議，要把這批人作為我們的學生，我們將把有關對中國最重要的知識係統地教育他們，直到教他們懂得有必要為他們的苦難的國家采用更好的方法時為止。
李提摩太主持廣學會期間，出版了不少書刊，對中國存在深遠的影響。
